一百多年前的英国夫妇，用七天游遍广州

【编者按】：清末时期，广州曾是除澳门之外西方人唯一可进入和从事贸易的中国口岸，承担着外交、外贸等管理职责。可以说，以广州代表中国，在西方曾经是很普遍的现象。
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对外交往门户，广州在历史上接待过无数的西方人，其中有画家、商人、学者、传教士、外交官，也有来自底层的水手、工人等。他们在广州少则数月，多则数年，很多人甚至较深地融入了中国式的生活。他们以好奇的眼光欣赏广州，以独特的视角记载广州的风光、地理、人文等。
1877年，牧师约翰·亨利·格雷（John Henry Gray，1823—1890）带着妻子来到广州。约翰是一个“不务正业”的牧师，他平日里最爱做的就是在广州街巷游逛：羊城的街景，珠茶的制作，腌蛋的秘方，贡院的食宿，敬惜字纸的传统，刑场坟场的景象……，广州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去首富家族做客，上粤菜馆吃大餐，乘舢板感受珠江的四季，去北帝诞、华光诞、龙舟节凑热闹……，他目睹了许多中国人的私密生活。
约翰写下了许多关于广州的著作，甚至比他的传教更广为人知。为了让西方人更好地了解广州，他创作了《广州七天》（原书名《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1775年，在香港出版英文版）是19世纪中后期第一部系统地描写广州城乡的西方著作，书中介绍了作者如何在7天内分片区游遍广州，旁证博引、古今穿插，详细记录了当时广州地理、人文、文化、宗教、经济和社会的真实风貌，而其设计的这条“广州七日游路线”在当时也成为欧洲人游历广州的标准指南。
虽然时过进迁，本书的实地导览功能已经丧失，但它仍为我们留下了大量19世纪中后期广州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在文字中追怀“老广州”的街坊店铺、寺庙宫观、五行八作、花艇疍家，也让我们看到清近代广州甚至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

《广州七天》（原作名: 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约翰·亨利·格雷[英] 著，李国庆/邓赛（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

经出版社授权，本文摘录其中的若干章节，跟着作者的文字，一起漫游一百多年前的广州吧。
羊城街景
这个古老的城市街道纵横，数不胜数，却大多狭窄。如果没记错的话，中国有法律规定，城市的街道不得窄于8尺。
可是，广州城有一些街道之窄，让人不得不认为，上述的法律与其说是让人遵守的，还不如说是供人违反的。不过凡事都应一分为二，我们也要看到，在炎热的夏天，这些狭窄街道便成了阴凉的峡谷。当然，这是因为它们实在太狭窄了，无法开设店铺，也就没有了熙来攘往的人流。“炽烈的太阳向下投射炎热的光线，残忍地流泻着无法忍受的白天。”

《六脉渠图》，于同治九年（1870）成图。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1880年代的广州全景

浆栏街，广州最有代表性的街道之一，两边店铺几乎要挨到一起

踩制香片和珠茶

各家大商铺都会在屋顶或天花板悬挂若干盏玻璃灯，在大门口外悬挂大灯笼。这些灯笼上绘有艳丽的文字或图案，如禽鸟、蝴蝶、寺庙、亭台、花园、山水等。招牌和灯笼的色彩鲜艳，数量众多，让街道显得非常喜庆、欢乐，在灿烂的夏日尤其如此。在这方面，下列街道比其他的尤为可观：浆栏街、状元坊、大新街、打铜街、小市大街、高第街、双门底、惠爱街和大佛寺前。
三元宫：广州最美的寺院庙宇
我们现在进入道观三元宫。它由南海太守Sau-Tsinga所建，这位太守是东晋时人。三元宫起先被称为越岗院，后来衰落。万历年间曾被修复，明神宗为其赐名“三元宫”。崇祯年间，它再次被修复。康熙四十五年（1706），一位武官出资对其进行再次翻修，这次改名为“斗姆宫”。不过如今，这座道观一般被人称为“三元宫”。三元宫建于观音山的斜坡上，经一段长长的花岗石台阶，我们拾级而上，进入道观。它是至今广州市里最美的寺院庙宇，而且也被保持得很干净。主殿是三清殿，殿中供有3尊塑像，代表着道教的3位神仙。

现在的三元宫 资料图

三元宫中的第二座大殿供奉的大概是女神仙斗姆，或曰星辰之母。神像有6只手：第一只手举着太阳，第二只手擎着月亮，第三只手拿着一把宝剑，第四只手里拿着一种与剑类似的武器，第五和第六只手合掌祷告。女神仙的每一面都有一位女侍塑像。女侍中，有一个手里端着一只盘子，盘中放着一个羊头；另有一个手里端着一个类似的器皿，里面放着一个兔头。
三元宫中也有一个供奉吕纯阳的殿堂。此殿中央是一个大瓷碗，里面装了被吕真人祝福过的水。遭受病痛折磨的信徒会来这里购买神水，用来煎医生开的药或泡茶，据说非常灵验。殿中的墙壁挂着众多还愿匾，显示了吕真人有多受信徒拥戴，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最受信徒推崇的神灵之一。殿前有一大片空地，上面长着一棵棕榈树，常有信徒们在树前跪拜。此殿很大，里面摆放着传统的家具器物。道士的斋堂可供30人同时使用，其中的布置和寺庙中的斋堂一模一样。道士吃饭的仪式与和尚吃饭的仪式类似，食物也差不多。这一点我们在描述海幢寺时讲过，因此不再赘述。
在三元宫的第一个庭院里，右边立着一座钟楼，左边是一座鼓楼。钟上的铭文显示，钟铸造于顺治十四年（1657），由藩王尚可喜出资。
三元宫的大门旁有一口古井，井水可用来稀释染液，因此受到染匠们的重视。他们用这井里的水把布料染成红色。道观中的道士说，每年靠卖这井水，就能赚300银元。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时，印度军曾驻扎在这座道观里。

五仙观。(英）菲利斯· 比亚图 摄

接下来，我们沿着一条长长的花岗石台阶拾级而上，走进观音寺。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一位将军出资建造了此寺。寺中有多栋建筑，比游览者所想的要多得多。主殿中有一尊巨大的镀金观音像，有人说它是檀香木做成的，也有人说是樟木的，它是广州城中为数不多的身穿衣物的偶像。殿中挂着一口铜钟，上面的铭文大意为：同治六年（1867），由王某献给观音。寺院入口有一口铁钟，上面的铭文显示它有500多斤重，铸于同治二年（1863）八月，于吉日由一位名叫Tang Wai-Ching的文人献给寺院。铭文还说，捐资者还包括他的三位夫人和两个儿子。
为了敬拜观音，许多信徒（特别是女信徒）都来到这座寺院。广州市民把正月二十六日当作来观音寺上香的特别日子。这一天，在来来往往的信徒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商贩、理发匠人等，纷纷拥到寺庙前，想从观音菩萨那借点钱来做生意。如果寺中的僧人以观音之名借给任何人500钱，借钱者要打600钱的借条。第二年的这一天，他们要来寺院归还欠款，还要支付额外的几个铜板。广州市的贫苦百姓认为，如果能从观音菩萨那里借一小笔钱来做生意，往后一定会顺顺利利的。

『六榕寺花塔』始建于梁大同三年（公元537年），后毁于大火。北宋绍圣（公元1097年）重建。平面八角形，外九层、内十七层，楼阁式，高57.6米。自古以来都是标志性建筑。

观音寺坐落在一段短短的石台阶脚下，台阶通往最庄严最神圣的主殿。寺院角落里有一尊小小的形似狗的像，中国人称这种野兽为Hau-Pan-Ye。墙上的铭文记载着如下故事：一位高官父亲带着女儿来到中部地区时，女儿患上很严重的咽喉病。高官携女儿拜了这一神兽，病就好了。高官后来到广州海关担任要职，根据中国的传统，新官需携家眷赴任。在广州停留期间，他女儿的咽喉病又犯了。为了治好她的病，他让人按照上次“治好”女儿疾病的神兽的样子，雕塑了一尊像。很快，那尊兽像就做好了，并被带到病人家中。病人每天向它虔诚祷告，希望它保佑自己安康。她的祷告得到了回应，几天后，她的病好了。1867年，这个女孩离开广州，她将这尊兽像放在如今的位置，以造福广州的百姓，让其他病患者也可以向它祷告。
通往观音寺的长台阶尽头也矗立着一尊大象石像，旁边墙上的石碑文告诉我们，大象石像是某次挖掘时在地里挖到的，是对所有恶人的一种警告。它警告恶人们，如果你行为不端，不听佛祖教诲，来生就会变成一只象或其他野兽。
观音寺的大堂很宽敞，从这里可以很好地看到广州市及四周的景色。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时，寺院里各个房间都被联军的军官霸占了。

广州西郊华林寺的五百罗汉堂。约翰逊 摄

火药局：中国人发明火药说
出了观音寺，我们往五层楼走去。五层楼其实是一座宏伟的红色五层宝塔，坐落在广州的北墙。明太祖洪武元年(368),前广东都督朱亮祖修建了这座塔。明宣宗宣德年间，宝塔毁于一场大火。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东巡抚李士祯主持重修宝塔。1854-1855年广州动乱期间，叶名琛经常在临时搭建在一座五层楼楼顶的架子上，观看麾下部队在附近平原与敌军交战的情景。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五层塔的第一、二层分给法军作为住宿营地，第三、四、五层分给英军，这对他们来说可都是极其舒服的享受。五层楼不远处是一座很大的火药局，里面放着清军作战时使用的军火。许多人认为中国人是火药的发明者。关于这个话题，《钱伯百科全书》( Chamber' s Encycolpaedia)第四卷有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其中说道：
人们普遍认为药是培根修士发明的，加仑炮首先为英国的爱德华三世所用。这种说法应该立即抛弃。可以确定的是，火药与拜占庭王国的希腊火，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地雷并无太大差别。在欧洲的骑士制度流行前，火药已经在中国和印度使用了好几百年。
“乔治斯当东爵士说，硝石是中国和印度常见的自然产物。因此，关于火药的知识看起来与那些最遥远的历史事件是同时代的。”

海幢寺，位于现今广州同福中路和南华中路之间

早期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将硝石称为“中国雪”或“中国盐”。古老的中国文献记载，爆竹在公元前几百年就为中国人所熟知了。从这些记载和其他证据来看，火药很早以前就已经被中国人用来制作爆炸物了，但它们最早是何时被用于制作枪炮，则不那么容易确定。古老的史料记载，竹管曾被用来制作一个能飞100尺的“飞行物”,但时间并不确定。东周时期的公元前618年，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大炮，它上面还刻有铭文，大意为：炮击叛徒，消灭反抗者。这铭文应该是刻在金属上的。我们也有关于长城上武器装备的有趣证据，舰长帕里什曾参与马戛尔尼伯爵的中国之行。他报告说，枪眼的底座刺有小洞，与欧洲人为了在墙上挂旋转形装饰物而打的孔很类似。长城上很多这种小孔，除了用来承受武器的后坐力，很难想象它们还有别的作用。如果这个猜想准确，那么至少在公元前300年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使用抬枪。一些记载757年唐军作战的文献中特别提到了一种石炮，它可以将12磅重的炮弹扔300步远。1232年，中国人在开封府用炮弹袭击了蒙古军。因此，的确如中国人所说，他们很早就懂得了火药及其威力的相关知识。
龙王庙：祭拜龙王的传统
接着，我们造访了龙王庙，即祭拜雨神龙王的地方。这是一座官府修建的寺庙，建于乾隆元年(1736)。庙里的龙王像造于雍正三年(1725),为雍正所赐。为了能把它平安带到广州，也为了能让它在到达广州时受到最隆重的接待，两广总督令特使前往北京执行迎接龙王像的重要使命。龙王像到达广州后，最初放置在广东巡抚李福泰官邸附近的一座庙里。后来到了1736年，它才被移到如今的龙王庙。然而广州并不是雍正帝唯一赐龙王像的省城，他给清廷治下的每一座省城都赐了龙王像。雍正帝之所以这样做，多半是因为在他统治的第五年，大地普降甘霖，他和众大臣都认为这是龙王的恩赐。因此，皇帝认为应该让每个地方的臣民都祭拜龙王，他还颁旨称龙王“福国佑民”。

万寿宫颇有气势

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知府或地方官都要在龙王庙举行官祭。每年的春分和冬至，总督和广州市的官员也要举行祭拜。祭品有羊、猪和其他家禽。干旱季节，官员也会祭拜这位神灵，尽管它其实既不会思考，也不会聆听和观看世人。这种时候，全城百姓都会斋戒。为让百姓严格执行斋戒，官方勒令屠夫、鱼贩和家禽贩子关门歇市。官员不仅要身着素服，还要禁食、祷告和忏悔，以平息龙王之怒。比如，清同治十年(1871)五月初七，我们看到两广总督瑞大人、广东巡抚和其他文武官员身着素服，手里拿着点燃的棒香，肃穆地穿过广州市的街道，往龙王庙而去，试图通过祷告和禁食，让龙王降下甘霖。进入龙王庙时，每个官员都会把手中燃着的棒香插到祭坛里，然后在龙王像前叩头。总督和官员行完叩头仪式后，几个僧人和道士被安排在祭坛两边，道士站右边，僧人站左边，开始虔诚地向这位掌管雨水的龙王祷告求雨。
在中国某些地区有一种传统，当多次求雨祷告不灵验后，会有人(一般是穷苦人家)把自己交给当地官员，表示愿意以身献祭，以防更大的干旱和灾难降临。1873年夏天，中国中部地区干旱得很厉害。好几个人都把自己交给上海的地方官，表示如果再向龙王祷告3天后仍不降雨，他们愿意以身献祭。1873年7月《上海晚报》的一则告示显示，上海的官员小心地回绝了那些痴迷献祭的信徒。

照片远处左边的楼阁就是五仙观内的大钟楼，楼上挂着“岭南第一钟”，即“禁钟”。(英）菲利斯· 比亚图 摄

龙王庙的主殿挂有一口钟，上面铭文显示，此钟铸于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重400斤，由佛山Lung-Sing钟厂铸造。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时，英军曾驻扎龙王庙。沿着一道石阶，我们从前门走入龙王庙。石阶旁边是长长的门廊，铺着瓷砖，很是华丽，联军曾将其当作随军教堂。英国教会、美国长老会和罗马教会的牧师都在不同时间在此向各国的士兵讲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