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中国力量｜杨扬教授：历史洪流中肝胆相照，全球大考里大国担当

“人生总有一些时刻，值得我们奋不顾身；总有一些宛若星辰的光亮，普照大地，赋予我们在艰难中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国内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控制已取得战略性胜利，但在疫情防控中铸就的伟大抗疫精神将一直传承。“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那些“逆行者”伟大的身影，那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换来了今日的祥和与平静。本报特设“疫情下的中国力量”系列访谈栏目，邀请国内多学科领域医学专家，讲述抗疫心曲，传递中国力量。

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杨扬教授，在疫情爆发之初即带领医院首批援鄂医疗队第一时间奔赴武汉前线，迅速建立起高效的“中山三院”救治模式，确保了极低的重型/危重型患者病亡率，团队经验被广泛推广和借鉴。杨扬教授也荣获了“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殊荣。本期我们特别采访杨扬教授，分享抗疫经历，诠释中国力量。本文整理访谈精要如下，以飨读者。

导 读

专家介绍

杨扬 教授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脏外科主任

肝脏移植中心主任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委员、移植学组副组长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肝移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移植医学工程实验室主任

《中华肝脏外科手术学杂志》副总编辑、编辑部主任

《Liver Research》副总编辑、编辑部主任

《器官移植》副总编辑

研究方向：肝癌的综合治疗，肝脏移植的技术创新，器官保存及异种移植。发表论文两百余篇，以第一/共一、通讯/共同通讯作者在British Medical Journal， Advanced Science，Hepatology，Clinical Cancer Research等期刊发表SCI论文6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基金7项、国家科技部重大研发专项等课题20余项。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7项。

杨扬教授访谈视频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陌生战场上的“中大精神”

Q1：您带领贵医院援鄂医疗队奔赴武汉疫情一线支援救治工作，在早期克服了哪些突出困难？

杨扬教授：总体来讲有四大方面主要困难。其一，陌生的疾病。新冠病毒肺炎在当时是一种完全陌生的疾病，医学界对病毒缺乏认识，对感染者临床特点更是不了解。当然，不仅仅是我们，对所有医护人员都是陌生的。

其二，陌生的环境。与稳定的团队、稳定的模式一样，稳定的场景对高效临床医疗工作同样重要。我们进驻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整个院区都用于收治新冠病毒肺炎患者。我们接管了重型和危重型病区，场地是临时划分、临时搭建，环境陌生，又处于封闭隔离状态，配套支持的流程和沟通也是陌生的，包括物流、陪护等，只能通过临时协调尽力解决。

其三，陌生的团队。医疗队由来自不同科室的人员临时组建，彼此间并不熟悉，尤其是在临床工作的模式、配合上缺乏默契，而疫情一线急剧增长的患者数量对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提出了很高要求。由此，我们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高效团队协作。

其四，生活困难。当时天气寒冷，封城状态对早期的物资供应也有较大影响。但生活困难我们都能够克服，医护人员整体是一批极具吃苦精神的战士。大家最紧张的是要尽快解决临床问题，的确面对了很大压力。欣慰的是，通过科学地组织协调，团队成员也都有高度的凝聚力、较强的应变和专业能力，很快进入了有序、有效的收治工作。

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精良战术承托生命之重——历史大考下的“中大战斗力”

Q2：您带领医疗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一套重型患者高效救治模式，并被广泛推广和借鉴。您认为其中有哪些关键的成功经验？

杨扬教授：首先是迅速搭建和细化医疗队组织架构和分工。我们在奔赴武汉的途中就争分夺秒完成了这项工作，分设了救治组、护理组、感染防控组、后勤支持组和通讯组，各司其职，保障了后续的高速运转。从在广州接到援鄂通知至正式开始收治患者，不到48小时，且不到24小时整个病区50张床位全部收治满员，均为重型患者，也切实践行了党中央“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号令。

第二，一周之内就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重型患者多学科、个体化救治和立体化管理模式。新冠病毒肺炎最基础的病理生理机制是缺氧，对于本身合并有基础疾病或器官功能障碍的患者，缺氧极易导致多器官受累的连锁反应，发展为多器官衰竭，最终导致死亡。因此，多学科团队（MDT）协作诊治是关键，涉及呼吸科、重症医学科、感染科、心血管内科、消化科、神经内科、肾内科等，我们医疗队还特别配备了康复科、心理科和营养科专家，进一步保证了患者的多维治疗。同时，每例患者的疾病“主要矛盾”都各异，例如部分患者肺部受累最严重，而部分患者心脏受累最严重，这就需要在MDT基础上以患者重点受累器官为中心、以相应学科专家为核心来全程统筹布局和管理救治，实现每一例患者救治的个体化和连续性。由于在隔离环境下，每一班次医护人员轮值时长只有几小时，因此我们设立了每一班次由专人总体负责查房和交接班的立体化管理制度。同时，中山三院在后方的MDT远程会诊、医疗和生活物资运送等方面也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保障。

高效的反应速度和运行模式也确保了我们病区仅有2.6%的重型/危重型患者病亡率。我们的经验和模式后续也在整个光谷院区得到了推广，并受邀代表院区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于湖北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中进行了介绍和共享。抗击新冠疫情绝非一人之力或一个团队之力所能完成，而是一项集全社会之力的系统战役。

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凛冬时刻的“中大温度”

Q3：对于武汉前线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情绪和心理问题，贵团队是如何予以帮助和治疗的？

杨扬教授：尽管前面提到，医疗队内部进行了明确的职责划分，但在封闭的环境、有限的条件下，直接接触和面对患者的医护人员其实默默主动承担了很多额外工作，包括患者的日常照料、检查陪护、关怀交流，甚至病房清洁、氧气瓶搬运等等，而且是穿着厚重隔离衣去完成，每一个操作都是对耐力、体力、抗压能力的极大考验。我们医疗队员表现出来的仁心与博爱真的让人感动。为了与老年患者更好地交流、对他们进行安抚，医疗队员会刻意学习当地方言；在营养物质紧缺的情况下，我们也把广州后方运送来的有限的营养粉、奶粉、水果等提供给他们。其实物质并不昂贵，但在患难时刻，这对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而言是极大的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持。为了帮助他们与家人保持互动与沟通，我们也提供了微信视频交流途径。对于有严重心理问题的患者，随队的心理科专家也会予以积极的干预和治疗。

生命接力如履薄冰，疫情下“移”然前行——时代洪流中的“移植担当”

Q4：您作为国内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也时任广东省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主任委员，请您从器官移植角度谈谈疫情对此的影响和应对经验。

杨扬教授：从事器官移植工作数十年，我们对器官衰竭重症患者的救治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为本次投入疫情一线救治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疫情对全国的器官移植工作应该是有一定程度影响的。因为器官移植并非一项单纯的疾病治疗行为，需要器官供体和受体的全面评估，还需要通过各种伦理和法律审批等。为了保障疫情防控，我们对潜在捐献者、进入捐献序列者和移植阶段者的评估都更加严格，需要反复地进行新冠病毒肺炎流行病学背景筛查和核酸检测确认。因为一旦供者已感染，其影响将牵连到受者、所有接触过的医护人员甚至更广，将是灾难性的后果。移植术后的隔离和管理也较常规移植更加细致，因为移植患者处于免疫抑制状态，属于新冠病毒高危感染人群，一旦感染，预后更差。

欣慰的是，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广东省器官移植年手术量与去年基本持平，甚至略有上升，这也得益于广东省器官移植团队的共同努力。

中国成果，为全球瞩目；中国方案，为全球贡献——全球战“疫”下的中国力量

Q5：作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您如何看待疫情期间的“中国力量”？

杨扬教授：疫情救治过程中，医护人员冲在一线是职责所在、义不容辞。但同时，我国疫情防控取得的巨大成功，绝非仅仅依靠医护人员的力量，是合全社会之力所成。

宏观来看，目前疫情在全球很多国家仍在蔓延，中国作为最早、最快控制疫情发展的国家，我们的效率和成果也获得了高度的国际认可；我们的疫情防控方案和经验对全世界也是重要贡献，被很多国家借鉴和沿用。尤其作为人口大国，我国取得这样的防控成绩相当不易。可喜的是，在党和国家的高效领导下，国内下半年就已快速地复工复产，将疫情的经济影响降到最低，并且对全球的抗疫工作也提供了有力支持。中国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的表现和成果在国际上可圈可点、令人瞩目。

不寻常的2020年终于过去，作为中国人民，我们不惧怕风雨挑战；作为医务人员，我们仍将坚守初心、一往无前。相信并期待2021年定将迎来平安、健康和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