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与宋徽宗

说起宋朝皇帝中的书法名流与丹青妙手，我们马上都会想到宋徽宗。没错，徽宗在书法与绘画上的造诣，远远超过其他帝王。书法方面，宋人说：“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绘画方面，徽宗自称：“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时人评他“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独于翎毛，尤为注意，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众史莫能也”。

但许多人未必知道，宋仁宗也是一名书画好手。他当太子时，就很喜欢绘画，尤其喜欢画马，宋人笔记载，“仁宗在春宫，闲时画马为戏，内臣多乞之”。他还擅长“飞白体”书法，“万几之暇，惟亲翰墨，而飞白尤神妙。凡飞白以点画象物，而点最难工”。

然而，仁宗皇帝不管在当时的书画界中，还是在千年的书画史上，存在感都非常低，可谓籍籍无名，几乎没有人留意他的书画才艺。宋徽宗则不一样，今天我们说起宋代绘画与书法，总是绕不过宋徽宗。在宋代，也有大量文艺青年是徽宗的粉丝，其中的一名铁粉，是金国皇帝金章宗：“章宗嗜好书札，悉效宣和字（即瘦金体）”，章宗还刻意模仿徽宗的风格绘画，听说徽宗作画“以苏合油烟为墨”，也高价购来同样的墨，一两墨花了一斤黄金。

由于宋仁宗并无绘画作品传世，我们无法评判他的丹青技艺，但从今天可以见到的仁宗书法作品来看，他的飞白体，艺术造诣完全不逊于徽宗的瘦金体。那为什么仁宗在艺术史上的存在感那么低？我觉得，也许仁宗只是将书画当成自娱自乐的业余爱好而已，根本就没有什么青史留名的野心。徽宗显然更有表现欲，大概也非常希望后人能够记住他的艺术成就。

自甘寂寞，这正是宋仁宗的特点。不独于书画是如此，日常生活亦是如此。从一件事可以看出仁宗的这一特点：据宋人笔记《北窗炙輠录》载，一夜，（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同样是在皇宫中听到外间的丝竹歌舞之声，宋徽宗则不甘寂寞。元人笔记《大宋宣和遗事》记载说：一日，徽宗命中官排办御宴：“待朕与诸臣消愁解闷则个！”方畅饮酣歌，忽听甚处风送一派乐声响亮。徽宗微笑曰：“朕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直恁地快活！朕欲出观市廛景致，恨无其由！”有杨戩回奏云：“陛下若要游玩市廛，此事甚易。”

怎么个“甚易”法？杨戩贡献了一个建议：“陛下若摆动銮舆，则出警入跸，左言右吏，市井肃清，反不自由。莫若易服，妆扮做个秀才儒生，臣等妆为仆从，自后载门出市私行，可以恣观市廛风景。”

徽宗闻言大喜，即时易了衣服，将龙袍卸却，把一领皂背穿着，上面着一领紫道服，系一条红丝吕公绦，头戴唐巾，脚下穿一双乌靴，引高俅、杨戩私离禁阙，出后载门，留勘合与监门将军郭建等，向汴京城里串长街，蓦短槛，只是些歌台舞榭、酒市花楼，极是繁华花锦田地。也是在这里，他邂逅了名妓李师师，一见钟情。

应该承认，对于红尘俗世的声色犬马的享受，仁宗也挺喜欢——谁不喜欢呢？但仁宗毕竟能够克制自己的欲念。有一个叫林瑀的翰林学士，自称熟读周易，“得圣人秘义”，他告诉仁宗皇帝：“陛下即位，于卦得需，象曰‘云上于天’，是陛下体天而变化也。其下曰：‘君子以饮食宴乐’，故臣愿陛下，频宴游，务娱乐，穷水陆之奉，极玩好之美，则合卦体，当天心，而天下治矣。”意思是说，根据周易卦象，陛下应该多多享乐。仁宗听了林瑀的话，非常吃惊：这人怎么出这种主意？第二日，便将林瑀逐走了。

如果林瑀晚生数十年，在徽宗朝当官，鼓动徽宗“频宴游，务娱乐，穷水陆之奉，极玩好之美”，一定深得徽宗欢心。事实上，蔡京当政时，即以“丰亨豫大”之说，“蛊惑上心”，“倡为穷奢极侈之风，而公私积蓄扫荡无余”。这个“丰亨豫大”之说，其实就是林瑀算卦的2.0版本。

仁宗的自我克制与自甘寂寞，还体现在治国理政上。陈亮的《中兴论》记录有一事：“臣闻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劝仁宗以收揽权柄，凡事皆从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可见仁宗在政治上也没有很强烈的表现欲。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也收录有一段仁宗的自白：“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祖宗故事”是指既定的制度，制度摆在那里，皇帝不能不遵，若不遵成法，便是过失，而且大臣与台谏官也会迫着君权在合乎法度与惯例的轨道上运作，不可越雷池一步。由此看来，仁宗即使存有与臣下争胜之心，恐怕也不能如愿。

宋徽宗恰好相反，表现欲太强了。他的御笔，不但用于绘画、写字，还热衷于发布命令，这叫做“御笔指挥”。在宋代，君主诏命的出台本来有着非常繁复的程序：“命之未下，则有给舍封驳；及其既出，则有台谏论列，其为过举鲜矣。”诏命未颁布之时，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均有权封驳；诏命颁布之后，台谏官若发现诏命不当，还可以追缴。而且，诏命必须由宰相副署、发布，才具有合法的法律效力，绕过程序直接颁发的君主手诏，是不合法的，通常也会受抵制。但宋徽宗与蔡京为了避免他们的决策在走程序时被否决，大兴御笔指挥，“事无巨细，皆托御笔而行”。

于是，徽宗一朝，御笔盛行，“三省有司奉行不暇，虽有违戾法宪、前后重复，不敢执奏”。诏命的出台与执行，“三省无所干预”，“给舍不得缴，台谏不得言，纲纪坏矣”。“纲纪坏矣”是宋人对徽宗御笔行事的评价。宋人夸大其词了吗？没有。除了宋徽宗，没有哪一个宋朝皇帝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宣称御笔高于常法，违者有刑。

宋人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元人说，“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真是不刊之论。

在《宋仁宗：共治时代》中，吴钩通过回顾宋仁宗的一生，致力于回答 “什么样的皇帝才是称职的皇帝” “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家普遍忽略的平庸之主，却缔造了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 这两个重要的问题，因而，本书也是一份盛世王朝治理的经典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