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法治第一人沈家本

沈家本出身官宦之家，五岁起就跟随其父奔波于任所；二十四岁即被补入刑部，从此与律例之务和律例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沈家本仍以求取功名为首务，对进刑部不以为意，而且由于功名之路一波三折，二十多年后才考取进士。

人虽在刑部，主要心思却在别处，并未认真对待律学；但十多年的刑曹经历，已将他锻炼成一名十分干练的司员，加之家学渊源，沈家本于司法事务十分精湛，为此得到当时刑部尚书潘文勤的赏识，为日后“专心法律之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沈家本

传统律法的集大成者

1883年，他考取进士，功名有成，不再为八股所累，并且以进士身份留任刑部作司员，也有了继续晋迁的希望，从此，沈家本才真正开始把精力都用在律务与律学上。从1883年到1893年他出任天津太守的十年间是沈家本“专心法律之学”，“以律鸣于时”的律学家生涯的宝贵时光。

1886年，沈家本第一部公开印行的律学著作《刺字集》刊行，当时的刑部侍郎，也是我国清代的著名律学家薛允升为之作序，该书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刑罚制度很有价值。

自此，沈家本专于律学，成果频出，一发而不可收，先后撰成《压线编》、《律例偶笺》、《律例杂说》、《刑法杂考》、《秦谳汇存》、《驳移汇存》、《学断录》、《刑案汇览》、《读律校勘记》等书，为中国古代律学研究的深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从而也确立了沈家本作为清代律学大家的地位。

同时，他还全面参与了清代著名律学家薛允升的律学著述的商讨、参订与编辑工作；可以说薛允升的律学名著《汉律辑存》、《唐明律合刻》、《读律存疑》等都渗透了沈家本的汗水，也因此受到薛允升的器重。后来，正是由于刑部尚书薛允升的推荐，沈家本才结束几十年的刑部司员生涯，升为天津太守。

在律学方面，沈家本精熟于中国律例沿革，尤其精于考证，其学术严谨、确当，不失为清代律学的集大成者之一。他主张法律统一，认为法是“国家惩戒之具”，而非“私人报复之端，”如果借刑以泄私忿，使立法原意发生歪曲，将会导致法重刑滥的弊端；另外，他也强调适用法律必须统一，不应因犯罪者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沈家本在对待法律与道德的问题上，主张法是“辅教之不足”的一种必要手段，反对用严刑峻法束缚百姓，提出“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刑罚与教育互于消长。”

古代的审判庭

1900年，沈家本被任命山西按察使，而正当他准备离开保定，前往山西赴任时，恰逢八国联军进驻保定，受当地一传教士诬陷，沈家本以附和义和团的罪名被联军拘留，突遭牢狱之灾。在被拘押的九个月中，沈家本写了许多诗，表达他的悲愤心情和忧国忧民的思想，此次劫难对他日后受命主持修律变法，坚持以法救国，变法图强的主张有重要影响。

清末修律的主持者

1902年，光绪皇帝下谕修律，要求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沈家本和伍廷芳被袁世凯、张之洞等保举主持修律。从此，沈家本受命于危难之中，承担了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律例修订工作。

修律筹备之初，伍廷芳尚在美国，主要事宜皆由沈家本承担。他提出首先要挑选熟习中、西法律的司员。分别进行资料编辑工作；再聘请东、西各国精通法律的博士和律师作顾问；调取留学回国人员从事翻译；并申请拨专款资助，他提出的这些办法任务明确、效率很高，表现出他的组织才能。

经过两年的筹备，1904年，修订法律馆终于开馆办事，首先翻译各国法规，根据沈家本1905年的总结，修订法律馆在一年中就翻译了德意志、俄罗斯、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等国的刑法。在大量翻译参酌的基础上，沈家本主持《大清律例》的全面修订。

八国联军侵华

沈家本在1905年向清廷上奏《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参酌各国刑法，阐述了删除《大清律例》中重法的必要性；并批评了那些重法的野蛮性、残酷性和落后性；要求废除“凌迟、 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并禁止使用刑讯逼供；这些建议得到光绪帝的赞同，从此，这些酷刑从中国刑法中被废除，沈家本还请求减少死刑适用的条文，也被批准。这些改良之举推动了中国法律的文明进程。

沈家本参酌各国、立足本国国情，对旧的法律体系框架进行大胆改革，在其主持下，先后制订了《大清新刑律》、《刑事民事诉讼法》、《破产律》、《法院编制法》、《违警律》、《商法总则草案》、《亲属法草案》等一大批中国古代不曾有过的新类型的法律，为中国近代法律体系框架的建立和全面走向近代法制开创了道路。同时，在司法公正方面，他提出建立陪审员制度和律师辨护制度，这无疑是中国近代法制的创举。

在修订律例问题上，尽管沈家本为修律大臣，全面主持修律工作，但由于修律涉及到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大改革问题；许多改革触及到中国旧制度、旧观念的一些要害之处；所以在这次大规模的修律过程中爆发了一场历史上有名的“礼法之争”，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治派，主张从旧刑律中，废除“子孙违反教令罪”和“和奸罪”，却遭到以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这种删除不仅是几个罪名的存废问题，而是关系到传统道德、礼治的兴败问题；因此，这场激烈的争论，实际上已上升为中西文化冲突的高度。在《大清新刑律》的制定过程中，沈家本屡遭礼教派的诸多指责。

清朝法庭

沈家本在主持修律过程中，大量吸纳了西方法治思想、观念和理论，并将之与原有中学互相融合，成就了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大学问。在学术上，他胸襟开阔，气度宏大，即摒弃旧派不察世局、妄自奠大、一味拒绝西学的迂儒立场，主张有志之士，应立足于国家的富强，面对世局的变迁；认真研究治道之原，会通各国政治制度的精萃，以拯救中国。

另一方面，他也反对新派盲目崇拜西法，处处以西法为是，以中法为非的浅薄态度，认为中法、中学也有自己的长处，所以，他在主持大量翻译外国法律著作的同时，还主持搜集、整理、刊刻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法律和法学著作，为保存、传播我国的法律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沈家本在这种兼收并蓄的立场支配下，竭力主张学习西方，实行法治。他指出“近今泰西政事，纯以法治”，而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实行法治，国势日强；所以，中国要维新图强，就要实行法治主义。而沈家本所主张的法治主义，已不再是先秦法家所主张的“法治”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法治主义。

从提倡法治出发，沈家本还非常重视法学的振兴；他指出：“法学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而要振兴法学，就必须培养新的法学人材；因为“法贵得人”，而“得人”是实行法治主义的先决条件，并且，他认为“治狱乃专门之学，非（一般）人之所能为”，所以，他建议设置律学博士，教授法学。

沈家本

沈家本认为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受到列强欺凌，就是因为法律制度落后和不完善；通过修律，参照世界通行规则，加强权利保障机制，就能收回治外法权，摆脱列强的控制。但国家之弱，非一项因素所致，通过修律固然可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但社会整体的问题是很难用一个办法就可解决；修律的短命命运正说明了一点。

沈家本虽被委以重任，但仅凭一个人的力量，也是难以让贫弱的中国起死回生的。他后来拒绝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也可能是出于对官场的失望和对政局的不满与无奈。

1931年6月9日，中国近代贯通古今中西的法学泰斗，在北京自己的住宅中溘然去世，享年七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