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一群被瘟神附体的草原猎人，点燃了东三省大鼠疫

这是《大瘟疫》系列的第三篇

一

1910年10月27日，东北满洲里二道街的一家“大车店”里，人们惊恐地发现，前些天开始发烧、咳嗽、吐血的两名客人，忽然就死了。

这两名客人是伐木工，之前一直在满洲里以北130里的俄国大乌拉尔站工作。但是，半个月前，7名中国工人忽然暴死于伐木工棚，死亡之前也是先发烧、咳嗽、吐血，死后全身发紫。俄国人一看，非常惊恐，立即烧掉了工棚，以及工人们的所有衣服行李，然后把工人们全部驱赶回了中国，显然，他们很清楚，这是一种传染病。

然后，10月21日，其中两名伐木工回到了满洲里，被二道街好心的大车店主收留了。6天后，他们病发身亡。更恐怖的是，同一天，和他们同住一间的房客金老耀、郭连印也死了，一样的症状。

根据《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记载，一场蔓延整个东北，甚至险些蔓延全中国的“大瘟疫”，就从满洲里二道街的这一幕开始了。

此时，正值风雨飘摇的晚清末世。四面漏风、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正在紧锣密鼓筹备立宪，加上防疫知识缺乏，根本无心顾及关外的这一点“小事”。同样的原因，东三省地方当局也没有重视。

但是疫情发展极快，仅过了一周，就从满洲里传播到以南800多公里外的哈尔滨，并继续扩散。那时，东北天寒地冻的环境，冬天封闭的室内空气，加上糟糕的公共卫生条件，“房皆草屋，污秽不堪，街市几乎等于厕所”，病毒就像“磁电之接引”一样迅速蔓延。

另外，当时东北拥有中国最完善的铁路系统，这时恰恰成了病毒快速传播的通道：恐慌的人们，沿着铁路迅速逃离满洲里，来到哈尔滨，到长春，到沈阳，甚至关内。时值岁末，还有要回家过年的民众，交织着疫源地出来的人群，使得疫情如油入水一样扩散。

长春于1910年12月14日出现首个病例。随后，瘟疫平均每天收割了超过50条生命；沈阳于1911年1月2日出现首个病例，接着也是迅速扩展到全市。

史载，有人从沈阳市内感染后，回到周边农村家里发病死去。葬礼办完后几天里，全家七口人就陆续感染病死，只留下一个婴儿，是邻居们帮忙把这一家子的后事办了，同时拿走了这家人留在屋里的生活用品。紧接着，全村150多人也陆续发病死去，最后只剩下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和3名婴儿。奉天（辽宁省）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以至于全省棺木都来不及供应，制作的速度赶不上人们死亡的速度。许多尸体来不及埋葬，就只好扔在了路边。

老照片：1910年东北鼠疫

二

疫情越来越严重，而清政府最初几乎没有任何应对举措。12月初，在东北有着巨大利益的俄国、日本着急了，他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正式照会清政府，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这等于将东三省主权拱手相让。但是清政府若想拒绝日俄，除非靠自己的力量控制住疫情。

这下清政府急了，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呢？这时，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想起了一个人：伍连德，5年前他随清政府宪政考察团出国考察时，遇到的一位年轻医学专家。

伍连德，马来西亚华侨。17岁早年在剑桥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医学学士双学位。后来又到德国、法国继续进修医学，1903年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之后他开过几年诊所，有丰富的医学实践经验。1907年，伍连德受袁世凯之邀，到天津担任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在任上，伍连德积极推广现代医学理念，是近现代中国早期现代医学观念普及的重要推动者。

接到施肇基的邀请，伍连德一口应承，于1910年12月22日清晨北上哈尔滨，出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这年，伍连德31岁。

傅家甸是一个闯关东移民集聚区。伍连德到来时，已是宛如末日降临般惶惶不可终日了：从1910年12月10日开始，每天都有接近200人染疫死亡。感染者往往在两三天内就会发病，胸闷，头痛，呼吸困难，浑身青紫，最后痛苦而死。到伍连德抵达时，这个有着24000人口的大聚落，已经死掉了三千多人。

而地方主政者依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们也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有些死于疫病的尸体，都扔在街头都无人处理。加上农历春节将近，这个以闯关东移民为主的聚落，很多人按往年一样，回了山东老家过年，或者正准备回山东老家过年。

看到这些情况，伍连德意识到，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已经失去，但是如果再不及时加以控制，疫情扩散到关内，甚至演变成更大规模的爆发，恐怕都只是时间问题了。

伍连德博士

三

要控制疫情，伍连德首先要确定，这瘟疫究竟是哪种烈性传染病？从症状看，他不难判断这是鼠疫。但科学没有“显然”、“应该”这一说，要想精准确定病毒身份，就必须要进行化验。

不过，限于当时解剖尸体对死者“大不敬”的传统观念，伍连德不能大张旗鼓公开进行尸体解剖，来获取病理组织样本，《大清律例》也不允许他这么干。这件事，他当时是偷偷做的。

12月27日，傅家甸一名日籍客栈老板娘疫死，伍连德决定解剖尸体，确定真正病因。在一间幽暗肮脏的小屋里，伍连德用刀片划开死者胸膛，抽出死者左心房血液做成涂片，并提取了些许肺、脾表面组织，放入盛有福尔马林的容器里。然后，他们将尸体小心缝好，穿戴整齐，看起来完好无损地安放在了政府提供的棺材中。

伍连德事后才知，他无意间完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例尸体解剖。等到官方明确许可进行人体解剖，已是三年后民国初年的事了。

然后，在高倍显微镜下，伍连德看到，病人血液和病理组织切片中都出现了成群的鼠疫杆菌，那种两头着色的卵圆状微生物，特征非常鲜明。

这鼠疫杆菌从何而来呢？当时医学界的共识是，鼠疫是通过老鼠与人类接触的方式传播的，具体地说是老鼠身上的跳蚤咬了人，再把鼠疫杆菌传给人类。但伍连德检验了当地疫区捕捉到的老鼠后，却发现他们身上并没有鼠疫杆菌，倒是在俄国人加工的旱獭毛皮上，他发现了大量鼠疫杆菌。

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是要从满洲里二道街那两名中国境内“零号病人”说起。

旱獭

四

在这两名伐木工人染病去世前1个月，也就是1910年9月，满洲里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正是秋高气爽、牧草肥沃时。一群猎人也在这时来到了草原，他们的目标是旱獭。

旱獭，也就是土拨鼠，松鼠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其肉可食，脂肪可入药，但最珍贵的，还是它身上的这张毛皮，皮质好，坚实耐磨，可以媲美貂皮。所以，旱獭毛皮在20世纪初的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宣统二年（1910年），一张旱獭皮能在国际市场卖到1.2卢布，差不多一两白银。这一年，从满洲里出口了整整250万张旱獭皮。也就是说，在呼伦贝尔草原上，至少有250万头旱獭被捕杀剥皮，导致“川谷流血，原野厌肉，其狼藉实不堪形状。”。

9月，正是旱獭毛皮生长最好的季节。呼伦贝尔上的毛皮贩子，主要是俄国人，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就会雇佣大量闯关东来到东北的华工去捕捉旱獭。这其实是个力气活，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因为捕捉旱獭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不过，这一年，他们似乎运气特别“好”：总能碰上一种看上去“蠢萌”的旱獭：腋窝肿胀，走路倒倒歪歪，看到人也不叫不跑，只会傻呆呆地趴着。碰到这种旱獭，他们会上去一棍子打死，然后剥下毛皮带走。有时他们还会把肉拿来打牙祭。

但他们不知道，这种旱獭，当地牧民和有经验的本地猎人，是不会去靠近的。因为这些旱獭其实是感染了鼠疫，旱獭和老鼠同属啮齿类动物，能携带鼠疫杆菌并不奇怪。所以，他们的所谓“好运”，其实是一个噩梦的开始。

很快，大约是在1910年9月下旬，参与捕猎旱獭的华工中，就出现了感染发病的情形。猎人再感染伐木工人，然后伐木工人被俄国人驱逐，回到中国满洲里，一场大瘟疫就开始了。

那些替俄国人捕猎旱獭的华工最可怜，连回国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全部被俄国人关在几节火车厢里隔离，由于寒冷、饥饿、还有密闭空间污浊的空气，车厢里的华工，很快就和鼠疫感染者一起死在了车厢里。

另外，从疫区老鼠没有携带鼠疫病菌这一点看，伍连德认为，这次由旱獭传播的鼠疫，和之前通过老鼠接触人、再通过跳蚤咬人传播的鼠疫有些不同——它是一种之前没有见过的“肺鼠疫”，的传播方式是飞沫，所以杀伤力尤其大。

但是，伍连德的理论并没有被国外同行接受。不仅如此，伍连德面对的疫区民众，甚至身边的官员们，也都是完全没有现代防疫意识和经验的，他将如何组织抗疫呢？

鼠疫杆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