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塞防之争的背后，体现李鸿章与左宗棠私人恩怨上升到帝国朝政

左、李都是清季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令人印象相当深刻，因此在近代史研究中，两个人的比较研究也是有很多人来做的课题。

不过两个人的同质性要远远大于差异性，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是同一类人，代表的是整个清朝的一群悲剧英雄，他们推动着古老帝国的现代化，又无法割舍旧传统，不可调和的悲剧便由此产生。

所谓现代化，对晚清来说，其关键在学习西方。在现在的学术话语中，李左曾经长期作为卖国派和爱国派的代表，因此他们的早年经历也被有目的地剪裁而抹上疑云。

例如，出于某种需要，长期以来人们对李鸿章在剿灭太平天国中麾下的常胜军印象深刻，但对左麾下性质完全相同的常捷军几乎丝毫不提。事实上，在战后兴办洋务的主要思想方面，两人体现了高度的一致性，且因为李位高权重，能动用的资源远过于左，客观地说，成果也是要过于左的。

当然，弊病同样得到了较多的体现，这是由基数决定的。一味捧左而贬李，我觉得是不恰当的，毕竟，评价很高的福州船政局也存在相当的混乱现象，以致“船政大臣极欲整顿，竟有积重难返之势”，而左在西北办的洋务，最后的结果也不太理想，这些都是无奈而很难避免的结局。

比起洋务这种踏踏实实的实事，比较激动人心，被人议论很多的历史情节是在新疆、越南等议题上左李的战和之争，“塞防”和“海防”在一段特定的历史时间内几乎被解读为爱国与卖国的代名词。这只是一种与史实无关的宣传，对李左的战和之争又有不同的解读，有人按照陈寅恪先生的集团分析法，称这是左代表的老湘系与李代表的新淮系的政治权力之争。比较持重的说法则称这仅是简单的国家战略之争，不宜过度解读。事实上，集团冲突之说确系过度解读，而战略之争之说却仍嫌隔靴搔痒。

欲查明塞防与海防之争的本质，不可不对晚清情况有基本之体察，晚清并非普通的中国王朝，时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如一条暗线，贯穿于诸多历史事件之中，左李的塞防与海防之争亦为其中之一。左李二人当然都属于现代派的阵营，他们的争执更多地体现在具体策略的歧异上，这在西北之事上便体现为是否放弃新疆。

从事后的发展来看，这次持正确观点的当然是左，李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相当不光彩的角色，但大体来说，他的判断失误基本还是缘于与国际情势隔膜，且身处高位，暮气深重，外交总以谨慎为先（如他顾虑英俄相助阿古柏，事实上英国碍于地理，俄人忙于应付土耳其之战，均未深度卷入新疆之战），在中法之战时求和也大抵如此，权力争斗倒并非主要考虑。事实上，要说权力争斗，当时的左还远远没有和李分庭抗礼的本钱。

左宗棠能最终在是否放弃新疆的争议中胜出，最大的外援事实上是中枢的保守派，这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在塞防与海防之争到达白热化，进入廷议阶段时，有相当多的“塞防派”从根本上否定了海防的必要性，甚至是整个洋务运动，也就是说，左宗棠在这里事实上成了保守派的一杆枪。

“战胜在朝廷，固结民心，预防俄夷，专重陆军皆切中要肯”；“惟丁日昌、李鸿章罗列洋人造船，简器；复请各督抚设立洋学局，另立洋务进取格，是讨好外夷。”；“布置一切防夷事宜，非不简器，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也；非不练兵，但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洋人机巧也”，这都是当时保守派折子中的言论。

可以看出，左的观点和他们是有根本区别的。对于海防，左不仅未加忽视，而且相当上心，他的观点事实上是塞防与海防并重，不可偏废。当然，具体到新疆是否要放弃的问题上，左的观点和他们又是一致的，而在这种互相利用的关系中，所谓的“塞防派”战胜了李鸿章与他的淮军系统，并最终收复了新疆。

从个人角度来说，左、李的分歧还是不令人奇怪的。左起自下层，未经科举获得功名，凭借战争时代的非常之功才得以天下知名，但按照帝国官场的评价体系，他显然还不太够格，李鸿章本人就因此取笑过他。

左向来以性格自傲甚至自大而著称，关于他这样的轶事可以数出一打，天下与他相得的人实在不多，事实上这未必不是内心深处自卑情结的一种变形反映。相形之下，李则是正经入仕的世家子弟，待人接物八面玲珑，但负作用则是对外事务上的软弱，这种软弱有时可能为国家规避尴尬，但亦有可能如新疆之事一样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且，李的权位也决定了他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国运以及淮军集团的命运系于一身，不可能像孑然无助的左一样屡屡持激进之议。

事实上，以左的臭脾气，很难想像他会混到李那样的地位。左不可能有大展拳脚的空间，一旦他坐上了李鸿章的位置，就会遇上在他现实中的位置上不可能遇到的阻力。保守派们可以拿左宗棠当枪打击李鸿章，自然也可以拿别人当枪打击左宗棠。

而且，事实上在塞防海防之争中，廷议的最终结果并未如保守派所言那样彻底不顾海防，也未如李鸿章的观点那样放弃塞防，这正是左宗棠的理念。这种持中的观念也多少反映了朝廷在传统与现代两端间的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