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声划破夜空！

新中国广电事业原本就是一家，其前身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0年12月30日，当“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从延安的窑洞里发出后，这红色电波便划破夜空，照着黑暗中的黎明，震动着中国大地，成为党中央直接领导的第一家广播电台。这一天也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

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何1940年末才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两孔土窑洞、一台土电机是如何建成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毛泽东怎么会把自己的唱片送给电台播放？“皖南事变”后，延安新华广播的播音产生了怎样的震撼效果？李涵为您讲述：战火中诞生的我党第一家广播电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延安和其他根据地出版的报刊，受到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很难发送到沦陷区和国统区，偶尔有少量的党报偷运过去，也只有极少数人秘密阅看。新华社的文字广播，可以通过电波传送，但必须由收讯电台抄收，再由译电员译出，方可阅读。除党的地下秘密组织和少数新闻单位外，个人难以办到。我党在国统区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经常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刁难和破坏，无法正常出版发行，许多重要的文献、评论、文章和消息，不能与读者见面。这种情况已不能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在延安建立口语广播电台。但是，没有300瓦功率的无线电台，没有广播发射机，无法建立口语广播台。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创建的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总部提供电台和报务人员。当时没有建口语广播，非不想为也，是不能也。因为红军最大功率的电台是100瓦，只可发文字广播。

1936年西安事变后，为适应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在陕西的“红中社”改名为“新中华通讯社”时，也没有大功率电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但国民党仍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特别禁止将无线电器材等运进边区。

上世纪30年代末，我党为筹建口语广播电台，通过地下组织从香港购买到一台广播发射机，但在秘密运往延安途中，被敌人发现并扣留。

1939年冬，周恩来赴莫斯科医治受伤的右臂。他与任弼时在同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会谈中，商定在延安建立语言广播电台。1940年3月，周恩来回国时，将共产国际援助的一台苏制广播发射机拆卸打包空运到新疆，再用汽车经兰州、西安运抵延安。

有了语言广播台的心脏——发射机，毛泽东、周恩来商定马上建台。经中共中央讨论作出决定，发出建立延安广播电台的指示，并成立广播委员会领导筹建工作。周恩来任委员会主任，成员有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新华社社长向仲华。周恩来去重庆领导中共代表团后，由朱德总司令主持筹建工作。

承担建台任务的是军委三局的九分队。军委专门选调曾经在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学习的大学生傅英豪担任九分队队长，政委是周浣白。全队三十人中，大多是在延安培训的通讯学校学生和八路军战士，只有傅英豪夫妇是大学生。

军委三局同志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将发射台台址选定在延安西北40里的王皮湾村。该村离延安城较远，相当偏僻，便于隐蔽。随后，三局派阙明等带领一批石匠、瓦工，在老乡支援下，在延河支流西川南岸的半山腰，开凿出两孔石窑洞，一孔作机房，一孔作发电动力间。另外在西川北岸沟口，打了两孔土窑洞，分别作播音室和备稿间。为保卫发射台，还调来了30多名战士驻守。

经过三局技术人员反复组装、改装和调试，苏制广播发射机可以使用了，但电源动力是一个大难题。延安没有发电厂，也没有搞到大的发电机。技术人员经过反复研究，采用汽车引擎来带动发电机。不久，贺龙把在晋西缴获的两个火车头蒸汽机运送到延安，交给军委三局，经改装用来发电，电力达到300瓦。延安当时汽油、柴油奇缺，大家又想出用木炭炉烧木炭产生的煤气代替汽油作燃料的土办法。没想到，这个土法发电试验还真的取得了成功。

架设天线缺乏钢材，九分队同志克服困难，因陋就简，把几根大木杆子绑接起来，做成“Y”型的天线，像“木塔”矗立在山头，代替“铁塔”，传送无线电波。

1940年10月，担负文字广播(CSR）发报任务的军委三局十分队，为利用延安台的动力，也由裴庄迁到王皮湾，划归九分队统一管理。合并后的九分队，在王皮湾设立了文字广播报房。王皮湾成了新华社口语和文字广播台的驻地。

延安台的发射机机房和播音室，设备十分简陋。机房和动力间是两孔石窑洞，大的一孔约27平方米，小的一孔约16平方米。播音室是一孔十几平方米的土窑洞，室内四壁徒空，唯一的一张白茬木桌上，放着一只话筒。为了隔音，窑洞四壁钉着延安生产的灰色毛毯，门帘是用羊毛毡做的，兼有隔音作用。备稿室是另一孔土窑洞，放着一本字典，遇到读不准的字词，随时查用。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开播，频率为7500kc，功率300瓦，呼号为XNCR。X是国际电信联盟规定中国广播电台使用的代码。NCR分别是“新中华广播电台”英文“New ChineseRadio”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延安台开播两年多，先后有四位播音员，都是女同志。最早的两位播音员是麦凤（又名徐瑞章）和姚雯，她们工作一段时间后，离开了播音组。接着调来播音的是萧岩，她小时候在北平读书，口音清楚，所以组织上决定她提前结束在延安女子大学的学业，到延安台做播音工作，而且成为第一批播音员中播音时间最长的一个，历时两年之多。1943年3月，孙茜调来播音组。

当时，电台没有录音设备，是对着话筒直接播音，一旦出差错，便无法挽回。播音员们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篇广播稿，播前认真准备，反复朗读，把稿件基本背下来。播音时全神贯注。萧岩播音两年多，没有播错一个字。

播音员还学唱歌、演戏，根据宣传的需要，配合演些文艺节目。她们演播最多的是抗日歌曲，如《五月的鲜花》《游击队歌》和《大刀进行曲》等，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延安台开播之前，搞到一台破旧的手摇式唱机。1941年夏天，毛泽东听说电台有唱机，但没有唱片，就把他保存的20多张唱片送给延安台播放，并叮嘱延安台的同志们要认真把广播办好。这些唱片中有梅兰芳、马连良等的京剧名段。

延安台的广播稿件由新华社提供，具体负责编写稿件的是广播科。该科原来负责编写文字广播稿，当时正式编辑只有科长李伍和陈笑雨两人，秘书陆果木也做一部分编辑工作。

广播科增加编写口语广播稿件后，稿量增多，人手很少，工作更加紧张繁忙，便夜以继日地编写。白天主要编国内外新闻和政策性文件、党报社论的摘要，一篇5000多字的稿件发给各根据地的报纸使用后，再将内容增加到7000多字，供口语广播用。到了夜间，陈笑雨根据外电直接编发时效性强的战报。

1941年冬，向仲华社长奉调去了前线。中央决定由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兼新华社社长，吴文焘任副社长，主持日常工作。在博古、吴文焘领导下，广播科的同志努力增强口语广播意识，不断丰富报道内容，提高稿件质量，努力使稿件变得口语化。

1942年夏秋，王唯真从翻译科调到广播科。这年冬天，广播科为提高新闻时效，改为夜间编稿为主。协助吴文焘领导广播科工作的李伍、陈笑雨和王唯真，通常在晚上7点上班，工作到次日凌晨两点多。因为来自世界各地和国内各抗日战区的新闻，翻译科要到深夜才能收译完毕。每昼夜选译出的稿件平均约156篇，合中文约7万字。三个人快速从中选编重要新闻，一气呵成，根本没有时间草拟初稿和抄写。

吴文焘通常值下半夜班，从夜里12点多到次日早上7点。他逐条仔细审定稿件，严格把关。博古最后审阅，一般20分钟就阅完，随即把稿件交通信员送文字和口语广播台。

周恩来、毛泽东、博古

延安台的广播主要面向国统区和沦陷区，据记载，沦陷区和国统区有数十万台收音机，能收听到延安台的广播。当时曾接到从北平、南京、昆明、重庆等地带到延安的信。来自昆明西南联大的一封信说：“听了你们的声音，就像在茫茫黑夜中见到了灯塔。”当时，很多听了延安台广播的人，对共产党、抗日战争的了解增多、认识加深，不少青年人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奔向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走上抗日前线。更多的人在国统区、沦陷区参加抗日活动。

一些抗日根据地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认真收听延安台的广播，并抄录重要内容，用于补充或核对新华社的文字广播，一些重要文章还直接刊用。他们还把收听效果和意见反馈给延安台，帮助改进广播工作。

1941年1月 “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政府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严密封锁事变实情，百般刁难重庆《新华日报》，不准揭露事实真相。在这场争夺新闻话语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延安台于1月下旬反复播发毛泽东撰写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就“皖南事变”发布的命令，和军委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等重要文件和言论，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亲日派配合日寇破坏抗战、加紧反共的阴谋，坚定地宣告“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4月30日，广播了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后严词拒绝诱胁的消息，在全国产生很大震撼。

1941年12月3日，延安台首次进行日语广播。广播对象主要是侵华日军。播音员是华籍日裔女同志原清志（日文名叫清子）。她每周五到电台来播音，每次时间30分钟。广播稿由王家坪的八路军总部政治部敌工部提供，内容主要是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反动和残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号召日本士兵积极投入反战活动。日语广播对于瓦解侵华日军起了重要作用，一些侵华日军受到延安台广播的感召向我军投降。侵华日军当局甚为不安，便用大功率电台进行干扰。而日语广播后来也成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建台的基础。

延安台的诞生带来的“附加值”之大，超乎预料。CSR——新华社文字广播的报房搬到王皮湾后，使用延安台300瓦的发射机功率发报，音量大为加强，效果大大改善，播发的稿量增多。1942年，发报时间由每天4小时增加到6小时。党中央发布的一系列篇幅长数量大的整风文献，都是由CSR播发到全国各地。这在此前是做不到的。

1943年，因物质条件更差，无线电器材来源没有保证，搞不到配件维修机器，延安台播出的音质不好，严重影响收听效果。3月，终因发射机的末级电子管损坏，搞不到电子管维修，而中止播音。

延安台口语广播中止后，广播发射机被改作文字广播用。CSR改用300瓦的发报机后，信号强多了，连远在广东的东江纵队也能抄收到。

1944年夏，为加强对外宣传，创办了新华社对外英文文字广播。军委三局在时任八路军总部通讯顾问、英国友人林迈可积极参与下，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那架不能用的苏制发射机修理好，架设定向天线，于8月8日试播，9月1日正式开播。呼号为CSR de XNCR，定向对美国旧金山发播。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机构第一次使用无线电通讯技术对国外播发英文新闻，用莫尔斯电码发讯。初期，每天发播两次，每次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约合打字纸5—8页，相当于中文1800-3000字。据当时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反映，在美国西部地区可以抄收到新华社的英文文字广播，并在报纸、刊物上登载。

延安台自1940年12月30日开播，1943年3月中止播音，持续两年多。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揭开了中国人民广播史的第一页。其历史贡献是：在抗日战争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党“与敌伪展开的空间宣传战”中，增加了一个新的重要武器——语言广播；它与文字广播一起战斗，担负起部分宣传任务，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在战火中培养出人民广播的第一批编辑、播音员和电台技术人员，初步奠定了人民广播事业的基础。

1945年8月中旬，在抗战的胜利声中，延安台恢复播音，这一天播出的是朱德向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的对日寇全面大反攻的进军命令。

1947年3月1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射机房和播音室成为国民党军重点轰炸的目标之一。在轰炸声中延安台坚持播音至14日中午，当天晚上转移到瓦窑堡好坪沟村后继续播音。

1949年3月25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在北平播音，使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呼号，1949年12月5日，正式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