佤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跨境比较研究

佤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跨境比较研究

杨宝康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国际佤文化研究院,云南 临沧 677000)

摘 要： 跨境佤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和缅甸北部的“阿佤山区”，虽然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相同的文化和相通的语言，但是由于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不同，民族认同有所差异，国家认同更是迥然有别。中国佤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总体表现为良性互动的共生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也凸显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科学性。缅甸佤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总体则表现为存在矛盾、张力的冲突关系，这也和缅甸联邦政府一直未能妥善处理好少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息息相关。

关键词： 佤族；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跨境比较

一、问题的提出

佤族主要分布在中国和缅甸，是具有相同历史文化渊源的跨境民族，在我国称之为佤族，在缅甸则称之为拉佤或佤，自称为佤族。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佤族人口431902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南部的临沧市和普洱市，其中临沧是“世界佤乡”。据笔者2018年8月和10月两次到缅甸佤邦田野调查时，分别对佤邦勐冒县肖赛保书记和佤邦政工部李尼觉副部长的访谈获悉，缅甸佤族人口与中国佤族人口大抵相当，其主要分布的地区被缅甸联邦政府定名为掸邦第二特区，但佤邦联合军坚持自称是佤邦或缅甸第二特区[1] 。

对于中缅佤族跨国境格局的形成，何平有过深入的研究[2]。关于佤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等相关问题，学界同仁近年来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和参与，代表性的成果有袁娥的《佤族文化中的国家认同实证考量》[3]、《“工具”与“价值”：基于诉求回应视角透视佤族的国家认同》[4] 和《民族与国家何以和谐：云南沧源佤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实证研究》[5]，郭锐的《中缅佤人国家意识建构的历史叙事》[6] 和《从“碎片”到“镜片”：一份来自缅北佤邦的田野报告》[7]，白志红、柳青的《民族·资源·国家：中缅边境佤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8]，李晓斌、王燕的《历史书写与边疆少数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以云南佤族为例》[9]和《缅甸民族国家历史书写对缅甸佤族历史认同建构的影响》[10]，杨宝康的《历时性视角下的佤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11]和《缅甸佤族的历史叙述与国家认同分析——以<佤族历史>为中心》[1]。上述成果对佤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发展历程、中国佤族的国家认同及缅甸佤族的国家认同问题等进行了广泛而有益的探索，对深化佤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跨境比较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但是，既有研究不仅对新中国70余年来佤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等情况研究不够，对民族国家构建视域下缅甸佤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变化情况也关注较少，更缺乏对跨境佤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跨境比较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探讨。笔者多年来对我国佤族做了深入具体的调查研究，近年来又对缅甸的佤族进行了多次考察。本文旨在对跨境佤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进行历时性、综合性跨境比较，以期对深入认识跨境佤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复杂性有所裨益。

二、跨境佤族民族认同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卡拉(J .Carla)和雷格奈德(J .Reg inald)把民族认同界定为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并认为群体的认同包括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四个基本要素[12]。我国学者王希恩把民族认同界定为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13]。陈茂荣进一步把民族认同定义为构成民族的成员(个体)对本民族(整体)的起源、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的接纳、认可、赞成和支持，并由此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民族依附感、归属感和忠诚感[14]。

在民族国家政治与地理边界形成之前，并不存在学术意义上的跨境民族一说。中缅跨境佤族的形成，乃是中国和缅甸政治地理边界产生并形成之后，政治和地理边界线把佤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理等区域隔离的结果。

(一)中缅跨境佤族民族认同的一致性

作为中国西南的一个古老民族，生活在以阿佤山为中心的佤族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伴随着民族国家时代边界线的划分，使之成为了一个跨境民族。跨境佤族尽管存在明确的政治和地理的边界线，但其曾经作为同一个民族所显示出来的亲缘、地缘、业缘、物缘、神缘、语缘成为民族认同一致性的内在关联和动力[15]。

众所周知，认同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而血缘纽带是认同的重要表征。在由血缘和婚姻构成的亲缘关系中，佤族很早就形成了共同的社会生活和感情体验。而在成为跨境民族之后，天然的血缘关系并不会因为边界线的存在而隔断，婚姻关系则依然通过感情的纽带在缔结着。根据笔者在沧源佤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和缅甸佤邦的多次调查，上述各地多年来都存在边民通婚的情况，其中以缅甸佤邦的佤族女性因婚姻迁入中国境内定居者居绝大多数，也有佤族男性入籍缅甸佤邦后迎娶中国佤族女性的情况。譬如据笔者2018年8月16日在缅甸勐冒县采访时，现任佤邦勐冒县办公室副主任赵尼陆介绍，他的老家在沧源县单甲乡，妻子也是沧源县单甲乡人，主要从事家务和猪的饲养。他本人在沧源县城也开设有宾馆，习惯于在勐冒县和沧源县之间的频繁来往。时至今日，中缅边境两侧的佤族民众大都还具有亲戚关系，他们在亲情交往中交流着大量的民族文化信息，相互促进着彼此间的情感认同。在地缘关系、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处理中，跨境佤族作为山地民族所具有的农耕、种植的一致性已经积淀而成一种文化事象，尽管生产关系方面存在差别，但是相同的生产对象催生的往往是共同的话题，深深影响着佤族民众的日常生活。“无酒不成礼”作为跨境佤族重要的礼仪习俗，其实就是从早期的业缘关系中积淀而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并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宗教信仰的对待上，跨境佤族主要信仰原始宗教，少部分民众信仰基督教和南传佛教等。伴随着信仰主体的跨境流动，还存在着宗教仪式、宗教文化产品等跨境流动[16]。而且，无论是原始宗教、基督教，还是南传佛教也都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外，跨境佤族有“阿佤”、“布饶”和“本人”三个支系，西盟、孟连和缅甸佤邦的大多数佤族称为阿佤，沧源、耿马、双江和澜沧的佤族大多数称为布饶，镇康、永德一带的佤族自称本人。笔者2016年10月对佤族语言学者陈国庆和2017年1月对佤族语言学者赵秀兰访谈时了解到，语言作为跨境佤族联系的重要纽带和交流的有效工具，阿佤支系和布饶支系的佤族语言相通比例为90%左右，布饶支系和本人支系能听懂的则在80%左右，而阿佤支系和本人支系能听懂的也在60%左右。这种90%、80%和60%的沟通充分说明了三个支系在很多语言上的一致性。

(二)中缅跨境佤族民族认同的差异性

伴随着中国和缅甸政治和地理边界线的划定，以阿佤山为中心生活的佤族由此成为了跨境民族。作为分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政体的佤族，相应国家所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政策必然导致中缅佤族民族认同的差异性。在过去的70余年时间里，通过民族识别和调查，我国的佤族不仅实现了由政治经济文化边缘族群的身份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转换。而且，我国的佤族是“直过民族”，即不经过民主改革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族。直接过渡政策使佤族实现了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跨越。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佤族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在民主政治建设的框架下，建立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教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生产力是最根本的任务。随着民族“直过区”被纳入兴边富民行动和扶贫开发等各项工作中，民族平等和民族发展相辅相成，使佤族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跨越式发展。进入新时代，佤族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精准扶贫、兴边富民行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等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行动是佤族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山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观，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指日可待。70余年来，伴随着国家力量的介入，佤族地区经历了生产关系跨越、生产力跨越发展和实现与全国人民一起步入小康社会的新跨越，佤族民众正确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得以树立，在民族意识不断加强的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随之不断增强。同时，生产关系、生产力和小康社会的三重跨越使佤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基础更为坚实，并实现了国家认同优先于民族认同的结构和事实。

缅甸自1948年获得独立以来，由于缅甸政府一直未能妥善处理少数民族与国家关系的问题，导致政府与各民族反对党派之间长期存在武装冲突。缅甸佤族在60年代中后期先后组织成立了昆马游击队、绍帕游击队、岩城游击队、户算游击队等民族武装。1969年7月，上述武装经过与缅甸共产党的接触、协商和整编，统一加入了缅共的队伍。1989年4月17日，赵尼来、鲍有祥率部兵临城下，不费一枪一弹，驱逐了设在邦桑(今邦康——笔者注)的缅共中央，接管整个佤邦，脱离缅共领导。继而把缅甸民族联合党改名为佤邦联合党，建立了佤邦联合军和佤邦人民政府。1989年5月，缅甸联邦政府与佤邦联合军达成口头停火协议。8月，把佤邦联合军辖区确立为“掸邦第二特区”，自此开始，佤邦联合军获得了合法武装的地位，在辖区内自管自立，高度自治。总体来说，缅甸联邦政府的政治影响力迄今为止在掸邦第二特区(佤邦——笔者注)依然处于较弱的状态，因此，缅甸佤族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一直较强，他们有自己的军队和辖区，有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在民族成员与民族群体之间保持了较多的一致性，在民族特点的保持和民族文化的传承方面也更具主动和直接。从缅甸独立至今，缅甸佤族的民族认同始终处于比较强烈的水平上并明显高于国家认同。

三、跨境佤族的国家认同历程分析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把“国家的认同意识”问题界定为“对政治共同体的支持问题”。鲁恂·W.派伊指出，政治发展会遇到许多危机，其中“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危机是由认同感的获得引发的。一个新国家中的人民必须把他们的国家领土视为家园，他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个人，他们的人格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其按领土划界的国家的认同定义的。在大多数新国家中，传统的认同方式都是从部族或种姓集团转到族群和语言集团的，而这种方式是与更大的国家认同感相抵触的。”于是，便产生认同危机[17]。周平认为，“国家认同”是一个政治文化概念，所指称的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鲁恂·W.派伊都是将国家认同作为政治文化现象加以讨论[17]。高永久、朱军认为，国家认同表达了个体与国家相联系的情感联结和归属意识，表现为个体对“生于斯、长于斯”故土的依恋，对统一领土之上最高政治法律共同体的效忠，对国家统一法律规范的遵守及积极践行公共生活的准则，同时，还有对国家统一政治文化的认可和分享[18]。陈茂荣认为，国家认同是公民对国家的政治权力和统治权威的认可、接纳、服从、忠诚，国家通过颁布法律和制定政策保证公民的权利，公民则履行相应的义务[14]。

(一)中国佤族的国家认同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云南走上了和平解放道路，加快了阿佤山区的解放进程，佤族社会经历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1950年12月27日至1951年1月1日，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在普洱(今宁洱县)召开，沧源县代表中佤族代表有肖子生、赵布景、赵勒嘎、赵块克、胡忠仁、高寿康等，西盟代表中佤族有拉勐、岩火龙、麻哈允、岩果、岩倒等人[19]。会议第一天听取了赴京国庆观礼代表沧源县佤族代表肖子生、车里县副县长、傣族代表召存信参加国庆观礼和参观的情况汇报，最后一天是1951年元旦，与会全体人员举行了隆重的剽牛、喝咒水仪式，立下“民族团结誓词碑”。剽牛是佤族在重大活动时才进行的民间习俗，负责剽牛的是西盟佤族代表拉勐。当牛身被剽倒左方、牛头朝南方边疆吉祥的方位倒地后，拉勐高兴得又笑又唱又跳，拍手高喊着“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定了，团结会搞好”，“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我们各民族齐心团结，世世代代跟共产党。”这时，会场上的傣族代表们喊着“水！水！水”的欢呼声，全场群众也跟着喊“水！水！水！”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各民族相互团结，共同发展生产。碑文全文为：“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 此誓 [20]。”代表们纷纷在准备好的红纸上用各民族自己的文字签了名字，不识字者请人作了代签，随后，按原样刻在石碑上。民族团结誓词碑不仅是边疆各民族团结的具体体现，还强化了包括佤族在内的普洱专区各族群众对共产党的接受和认同，明确了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归属。

佤族历史悠久，但佤族经济社会发展缓慢。1949年以前，大多数佤族仍然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阶段。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给予持续变动中的各个民族固定的族称和明确的政治、法律地位。1954年3月开始的云南民族识别工作中，佤族就是初步识别出的少数民族之一，无论是“阿佤”支系、“布饶”支系，还是“本人”支系，通过民族识别统一为共同的佤族民族身份。同时，通过对佤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深入调查研究，佤族成为实施“直接过渡”政策的少数民族之一，即在佤族地区不进行土地改革，而是经过协商得到佤族上层同意之后，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1956年，在国家大力扶持和帮助下，通过互助合作，佤族地区全面贯彻“直接过渡”政策，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民族。

此外，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政治制度，在佤族地区也得到了贯彻落实。1954年6月16日，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成立；1955年10月16日，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成立；1964年2月28日，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成立；1965年3月6日，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成立；1985年12月30日，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成立。至此，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佤族地区得到了贯彻落实，不仅保障了佤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权利，也更加满足了佤族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美好愿望。“直接过渡”政策的实施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落实，不仅团结了佤族上层人士，更激发了佤族民众参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热情，阿佤山区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佤族民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得到改善，佤族国家认同也随之增强。杨正仁创作于1964年的《阿佤人民唱新歌》不仅唱出了佤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也唱出了佤族人民对毛主席、对共产党的无限热爱，更唱出了佤族人民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强烈认同。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了《阿佤人民唱新歌》，从此，全世界的人们通过这首歌知道了美丽的阿佤山和勤劳热情的佤族人民。

诚然，“天平”也有倾斜的时候，由于“左倾”错误思想和“大跃进”运动的开展，佤族地区出现边民大量外迁的严重后果。从1958年4月开始到1960年底，沧源外逃缅甸的人员达14735人，占全县人口的21.4%[19]。孟连“有3315户15000人外迁”，边境50几个村寨几乎出现十室九空的状况[19]。“文化大革命”时期，沧源佤族自治县“先后有2050户共9096人被迫离开可爱的家园，漂流在异国他乡”；西盟佤族自治县在“划线站队”和“政治边防”中，造成冤假错案12件，涉及615人，破坏了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外迁群众共900余户4600余人[19]。佤族社会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佤族民众通过迁移到以地缘为条件、以亲缘和族缘为纽带的缅甸佤邦佤族同胞那里，反映了特殊时期佤族强烈的民族认同，也反映了特殊时期佤族的国家认同大大减弱，佤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天平”处于失衡状态。然而，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仍然涌现出众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着强烈认同的民族代表。如沧源佤族自治县第一任县长肖哥长，其一生都想着为佤族老百姓做好事，盼望佤族民众都能过上好日子，临死之前，依然相信跟中国共产党走没有错，只是想不明白造反派为什么要斗他！又如沧源佤族末代头人保洪忠，在1961年面对缅甸方面为其办理迁移护照的引诱和拉拢时，表明了“我是中国人，绝不离开中国”的坚决态度，并规劝其亲属和群众不要外迁。“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洪忠被当作牛鬼蛇神进行批斗，面对现实的逆境和境外佤族头人的引诱，保洪忠还是说：“我拥护社会主义，死活都要在中国 [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等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尤其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政策的推进，佤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跨越发展，佤族群众的社会生活迅速改善，佤族地区的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等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佤族国家认同也历史性得到了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精准扶贫、兴边富民行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得到深入实施，从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全、稳定、发展的高度推进脱贫攻坚和建设全面小康工作，佤族地区实现了由生产力发展到各个领域全面发展的新跨越，佤族国家认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显强于个体民族认同。可以预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直过民族”这一称谓应该也将会如期退出历史的舞台。

(二)缅甸佤族的国家认同历程

从1948年1月缅甸独立至196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签订之前，现阶段缅甸佤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属于中缅南段未定界的范围。生活其中的佤族过着原始社会的部落生活，“刀耕火种”、“刻木记事”是其主要的生活方式。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这一地区大大小小的部落有60多个。部落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的同时，也不时发生部落械斗。加上种植鸦片的毒害，佤族民众苦不堪言。缅甸佤族在60年代中后期先后组织成立了昆马游击队、绍帕游击队等4个民族武装。1969年7月，佤族4个民族武装统一加入了缅甸共产党的队伍。是时，缅甸共产党制定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农民为基础，以军事斗争为中心，以农村包围城市，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路线方针，在1971年先后解放了新地方(今勐冒——笔者注)、营盘等地区。1972年在新地方成立北佤县(1994年改称为勐冒县——笔者注)政府后，着手开办学校和医院，兴修公路和水利工程，赢得了缅甸佤族首领与民众的追随和拥护。1989年4月17日，赵尼来、鲍有祥率部脱离缅共领导，继而把缅甸民族联合党改名为佤邦联合党，建立了佤邦联合军和佤邦人民政府。这一时期，即从缅甸独立起到佤族脱离缅甸共产党领导止，缅甸佤族普遍缺乏对缅甸的国家认同。

1989年5月，缅甸新军人政府与佤邦联合军达成口头停火协议。8月，把佤邦联合军辖区确立为“掸邦第二特区”，自此开始，佤邦联合军获得了合法武装的地位，在辖区内自管自立，高度自治。未经佤邦联合军允许，政府军不得擅自进入掸邦第二特区。作为交换条件，佤邦联合军不能与政府反对派接触，不得退出缅甸联邦。1993年，新军人政府制定了《边境地区与民族发展总体计划(1993年—2004年)》。针对佤邦地区，缅甸新军人政府不仅鼓励其自主制定经济政策，探索区域发展道路，而且在交通、水利和能源建设方面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和贷款支持。在此背景下，佤邦联合党有计划地开展了禁种罂粟和各项禁毒活动，大力发展替代种植的同时，从1999年起向地广人稀的佤邦南部移民搬迁达8万多人，最终在2005年全面禁种罂粟，使佤邦基本实现无毒源区的禁毒目标。由此，以新军人政府执政为标志，缅甸佤族初步确立了对缅甸的国家认同。

2008年5月，新军人政府颁布了2008年宪法，其中第7章第338条规定：“全国范围内的武装力量统一归国防军指挥 [21]。”随即，新军人政府提出把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混编为以营为单位、有具体员额标准的边防军改编计划，由缅甸国防军统一指挥和管理。以此为标志，新军人政府与佤邦联合军的关系急转直下，双方多次举行会谈，但都不欢而散。可以看出，新军人政府执政初期，通过与佤邦联合军迅速达成停火协议，支持佤邦自主探索经济发展道路等，使双方关系不断改善，维持和巩固了佤邦和平建设的局面，初步推动了佤族对缅甸的国家认同。但是，以2008年宪法颁布为标志，随着新军人政府与佤邦联合军关系的急转直下，缅甸佤族的国家认同随之弱化。

2011年开始执政的吴登盛政府以对话为主要手段，于2011年8月18日发表声明，邀请少数民族地方武装进行和平谈判。2011年9月，佤邦联合军与吴登盛政府在邦康签订了省邦级和平协议，同年又在腊戍签订了联邦级和平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双方维持停火局面；重开联络处以保持交流；在将武器运出各自所控制的区域时，保证事先得到对方同意；同意在对双方均合适的时间与国家级和平缔造机构就和平与发展事务展开会谈[22]。2013年，吴登盛政府积极推进与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签署全国停战协议，而佤邦联合军自认为始终与政府军和平共处，又有2011年的和平协议，因此对政府军为签署全国停战协议而组织举行的多轮政治谈判反应冷淡。佤邦联合军在“维持现状”的同时，积极倡议修改2008年宪法，努力争取设立与省邦平级的佤邦。在与联邦政府对话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佤邦联合军转而在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内部寻求支持。2015年5月，在佤邦联合军的主持下，10余家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在邦康召开会议，一致同意佤邦联合军提出的修改2008年宪法和建立民主联邦制国家的倡议，并且支持佤邦联合军申请设立佤民族邦的请求[23]。

2016年全国民主联盟执政以来，佤邦联合军总司令鲍有祥在2016年4月代表佤邦政府给总统吴廷觉、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三军总司令敏昂莱发了贺电，表达了愿与联邦政府合作，实现民族和解，促成全国和平的愿望与决心[24]。针对《全国全面停战协议》的签署问题，佤邦联合军的立场是：与联邦政府2011年签订省邦级和平协议与联邦级和平协议以来，佤邦一直遵守协议内容，从未与政府军发生过武装冲突，因此没有必要再签停战协议。2016年12月7日，缅甸掸邦议会通过了把与政府军重起冲突的缅北四家组织列为恐怖组织的决议。佤邦在12月12日发表坚决反对的声明，认为掸邦议会这样做，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会增加民族的仇恨，不利于全国和平进程。面对缅北局势的再次突变，佤邦着力加强部队建设和战备。在佤邦联合军看来，“有了武装自卫的实力，和平才能有保证，人民才能安居。经济建设的成果才能巩固，和联邦政府的政治谈判也才有筹码”[24]。 2019年4月17日，佤邦联合党总书记、佤邦人民政府主席、佤邦联合军总司令鲍有祥在缅甸佤邦和平建设30周年庆祝大会上表示，佤邦是缅甸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庄严承诺不搞分裂，不闹独立。我们需要的是民族平等、民族尊严、民族自治，要求联邦政府给以佤民族自治邦，我们将为此而奋斗终生。他同时表示，在佤邦的政治诉求没有实现之前，将一手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一手高举武装自卫的旗帜，维持现状。努力把佤邦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美好家园[25]。昂山素季虽然没有参加佤邦和平建设30周年庆祝大会，但给佤邦发了贺电，并派出了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吴登佐、联邦劳工、移民和人口部长吴登瑞等率队前往祝贺。2019年12月31日，鲍有祥在新年贺词中表示，佤邦维护缅甸联邦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信心和决心不会变，“不分裂国家、不闹独立”的政治立场不会变。他同时表示，今天的佤邦正在将“佤民族”品牌擦亮，佤邦坚持申邦的目标毫不动摇，坚持和平发展的信心毫不动摇[26]。可以看出，全国民主联盟执政以来，佤邦联合军在多个重要场合表示佤邦是缅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毫不动摇地坚持升邦目标，同时表示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是“维持现状”。反映出与新军人执政后期相比，这一时期缅甸佤族的国家认同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提升。

四、结语

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国家认同建构于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上，如果不进行民族认同的考察，就无法进行对国家认同的研究。同时，“脱离民族认同而单独考察国家认同，既不能将问题说清楚，也完全没有意义”[17]。作为民族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参与，并大致形成了共生论与冲突论两种相互对立的基本认识。跨境佤族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南和缅甸北部的“阿佤山区”，跨境佤族虽然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相同的文化和相通的语言，但是由于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不同，民族关系各异，民族认同有所差异，国家认同更是迥然有别。通过对跨境佤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进行跨境比较，我们认为，中国佤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总体表现为良性互动的共生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也凸显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科学性。缅甸佤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总体则表现为存在矛盾、张力的冲突关系，这也和缅甸联邦政府一直未能妥善处理好少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息息相关，如缅甸佤邦不惜与中央政府对峙，以谋求高度自治。

从跨境佤族群体的角度来看，国家认同并非固定和一成不变，而是具有可变性和社会建构性。国家认同是多民族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基础，体现出国家认同对于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同时，国家认同的可变性和构建性特点又决定了对其可以进行调控的可能性。缅甸民族国家构建进入关键时期背景下，从缅甸佤族主体出发，在缅甸佤族国家认同建设中，我们认为，铸牢缅甸联邦政府与佤邦联合军的政治互信、缅甸联邦政府着力提高佤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缅甸联邦政府实行多元文化主义取向和政策，对佤族“价值”上的民族文化充分尊重是增强缅甸佤族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

中国当前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其一，需要强化国家认同的教育与引导，不断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教育引导佤族群众牢固树立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员的意识；其二，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引导佤族民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在逐步缩小和消解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中增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其三，不断增进佤族民众对中华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等的认知、认同和归属，引导佤族民众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多元”和“一体”的辩证关系，一体统摄多元，要把“一”作为主线，强化国家认同，增强公民认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显著强于民族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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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oss-Border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Wa Nationality

YANG Bao-ka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anl Wa Culutre,West Yunnan Universit,Lincang 677000,Yunan,China)

Abstract： The cross-border Wa people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AWa mountain area"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and the north of Burma.Although they share the same historical memory,the same culture and the same language,due to the different political,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the ethnic identity is different,and the national identity is even different.The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Wa people in China are in a positive and interactive symbiotic relationship,which embodi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CPC in dealing with ethnic issues correctly,and also highlights the scientificity of the correct way to solve ethnic issu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Wa ethnic group in Burma generally show a conflict relationship of contradiction and tension,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ailur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f Burma to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state.

Key words： Wa nationality;ethnic identity;national identity;cross-border comparison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389(2020)02-0027-07

收稿日期：2020-03-15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一般项目“中缅边境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跨境比较研究——以佤族为例”(2018-GMB-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宝康(1966-)，男，云南云县人，教授。研究方向：民族文化，边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