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西蒙兹解答罗马难题的学术思路

民族性格与文艺复兴：论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西蒙兹解答罗马难题的学术思路

周春生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19世纪中叶的西方史学领域诞生了一部堪称文艺复兴史研究的拓荒之作，即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西蒙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新精神”是构建《意大利文艺复兴》框架的思想主轴，它不仅用来说明文艺复兴的精神本质，还成为解答诸多学术难题的钥匙。其中最值得学人思考的便是西蒙兹解答罗马难题的学术思路。

关键词： 西蒙兹；意大利文艺复兴；新精神；罗马难题

至此，西蒙兹将其学术生涯长期探索的文艺复兴精神最终定名为“新精神”。西蒙兹的人物研究（但丁研究、薄伽丘研究、米开朗基罗研究等）无不涉及上述“新精神”的因素。这里特就异教精神做进一步的思考，因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核心部分是与审美相关的文学艺术方面的内容，而异教精神涉及与审美创作直接有关的思想要素如古典文化、柏拉图主义、复杂的宗教意识等。西蒙兹自己也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应当急切地探究这种异教精神，“意大利思想家真正的当务之急是文化，探求如何由基督教和古代思想互相和谐而产生出哲学的信仰，它所形成的神学应当将柏拉图主义者和斯多葛主义者、希伯来的密法和神山上的教义都包括进去”。说到底，搞清楚这种异教精神有利于真正弄明白那个时代文学艺术大师进行创作的精髓所在。为此，西蒙兹还做了许多历史背景方面的探索，如孕育“新精神”的意大利公社、古典文化的推广等历史因素。当然真正引起西蒙兹探究“新精神”的兴趣来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各种学术难题特别是罗马难题的刺激。西蒙兹与米什莱一样，将中世纪视作沉迷于宗教信仰的时代，那时人自身的精神、地位、力量被低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则以批判的精神解放了人自身具有的精神力量和创作潜力。这些盛行于19世纪的明显带有理性主义的历史回声，至20世纪仍是评价人文主义的主流观点。当然，西蒙兹在具体分析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内涵时也不是一味空谈抽象的精神，而是落实到某个更为具体的精神要素来考察，其中对文化与性格之间关系的分析尤为突出。西蒙兹文化史研究的目的是让读者通过文化史的阅读来提升自己乃至民族的精神、文化修养。在此历史理念的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即探讨文化创造的精神因素远胜于历史演变的序列。西蒙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第3卷《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之“序言”中明确点题：“我不是去追溯意大利艺术的历史，而是要弄清楚艺术与主流文艺复兴文化运动的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所有著作的主要目的更强调试着去解释艺术在其启端时与中世纪基督教的依赖关系，它们又如何从教会的控制下逐渐解放的过程，以及它们最后在古典文化复兴鼎盛时期所获得的自由。”在具体评述时，西蒙兹将意大利人逐渐培养起来的以新柏拉图主义为中心的审美意识作为重点来评论，同时叙述如何通过文学艺术（其中特别是诗歌和美术的创作）体现出来。为此西蒙兹需要用大量的个案研究来证明那种“新精神”的本质以及丰富多样性。西蒙兹花至少3卷的笔墨（实际上远远不止3卷的容量）来阐述文学艺术的创作情况。西蒙兹还用单卷本的人物评传来达到上述目的。其中学界经常提及的有《但丁研究》《米开朗基罗传》《薄伽丘小传》等。当然，西蒙兹的历史观比较复杂，尤其是在研究文艺复兴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各种现象时借鉴了当时许多学者的历史观点和研究成果。不过历史留给人们思考的课题是，为何有那么多的教皇（如尼古拉五世、庇护二世、尤利乌斯二世、利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等）都在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文化给予高度重视并成为艺术庇护人？为何作为天主教会中心的罗马同样给予艺术家创作的自由天地？显然，单单从客观的社会因素等来分析无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即使是分析佛罗伦萨等城邦的艺术繁荣也不能仅仅从外部因素来考虑，例如那时的佛罗伦萨等城邦具有繁荣的艺术品市场等。到了20世纪《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编撰者那里，还是认为很难说清其中的原因。“当布拉曼特(1444—1514)于1499年从米兰来到罗马定居的时候，这个既没有自己的艺术家，作为艺术中心又是无足轻重的城市，竟一跃而起，上升到此后维持繁荣达两百年之久的显著地位。艺术和文化的领导权从佛罗伦萨永久地转移到了罗马。很难说明这是什么原因。”无奈，编者想到了个体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由于罗马教廷权势的增大和朱理亚二世个性的刚强，另一方面也由于布拉曼特的卓越天才以及因重建圣彼得教堂而提出的独一无二和令人激动的任务。在布拉曼特的指引下，文艺复兴建筑艺术进入了一个朴实而伟大的新阶段，‘盛期文艺复兴’的‘宏伟风格’获得它自己应有的地位”。编者所设想的这一个别历史因素至今仍有其道理所在。因为罗马天主教会为了强化自身的地位，将修缮圣彼得大教堂及附属设施作为重要象征性因素来考虑。这无疑成为罗马艺术中心形成的动力之一。但修缮圣彼得大教堂等举措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它只能用来说明为何罗马恰恰在此时而不在更早些时候成为文学艺术创作中心的问题。但是，缺乏某种更为深层次的因素，即使罗马具备了更好的条件，也不可能成为艺术创作的中心。显然，诸如此类的社会历史现象很难用逻辑的推断和个别因素的归纳回答、解释清楚。同时，这说明西蒙兹所面对的是很难处理的历史现象。这种想法西蒙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多次提及。例如人文主义势力的渗透，教皇、教会卷入世俗的潮流之中，教皇自身对人文主义的重视，来自佛罗伦萨的影响，如此等等。另外，罗马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给了艺术家展示个性的广阔舞台。但西蒙兹敏锐地意识到所有这些外部力量不足以成为解决罗马难题的最终途径。16世纪初是天主教会复兴（注意西蒙兹经常用revival of catholic表达）的年代，这时各界对古典文化的兴趣与先前14、15世纪的复兴浪潮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但此时以罗马为中心的文学艺术创作热潮仍此起彼伏，成果迭出。许多学者都意识到，必须对罗马中心形势下的文艺复兴历史形态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西蒙兹的初步解释是，以利奥十世的罗马文学艺术繁荣情况来分析，“那时意大利人的政治和思想的能量(energies）需要在此地找到一个中心”。这里的思想能量涉及的不是外部的因素，而是内部的精神力量。不过西蒙兹的答题思路别具一格，即性格文化史的思路。他甚至认为“意大利人天生就具有审美的感觉”，意大利整个民族对美有一种完美的追求，特别可以提及的就是佛罗伦萨人。这种处处与审美世界关联在一起的意大利人的智慧，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创造力的生命所在。西蒙兹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艺术提供精神的氧气，缺此则文艺复兴的生命肯定要衰竭。在那个充满巨大创造力的时期，整个民族似乎都被赋予了审美的本能，正是凭借着这种本能创造出所有能够想象到的形式。”也就是说，当艺术之美成为民族的性格、情趣、文化，大家（包括教皇在内）都会汇聚到此文化潮流之中。后来在天主教会反向应对宗教改革的历史时期，人们不难发现意大利人的审美智慧——一种对古典之美的特殊领悟力和发自心灵深处的需求仍在延续。西蒙兹提到，“那么剩下的事情是，一个人如果要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就必须研究他们的艺术，就必须尽快找到阿里阿德涅的线索(Ariadne-thread)，以便走出他们民族性格那曲折的迷宫”。西蒙兹笔下那种带着审美情趣的或艺术化的民族性格之诞生也有一个文化的摇篮，它就是佛罗伦萨。西蒙兹特别关注美第奇家族在这种性格培育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西蒙兹让大家看到，“大洛伦佐”是实际左右佛罗伦萨政局的家族统治者，但又是古典文化的爱好者、新柏拉图主义的信徒、诗人。西蒙兹将“大洛伦佐”与达·芬奇、布鲁内莱斯基等艺术巨擘一起称作“新精神”的代表，也是佛罗伦萨这座城市的精神代表。随着“大洛伦佐”时代佛罗伦萨的势力在意大利占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新精神”也伴随着艺术创作的成果在意大利推广开来。在同时期的其他民族那里也有辉煌的艺术成就，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只诞生在意大利，就好像莎士比亚只能出现在英国。为了深入探讨这种民族性格，尤其需要关注那些在柏拉图精神的感召下将诗的心灵与艺术才气相结合的艺术创作实践。米开朗基罗就是受柏拉图精神感召的典型，对此西蒙兹在《米开朗基罗传》中有大量的评论。这些评论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米开朗基罗艺术思想研究专家克莱蒙特指出，米开朗基罗试图通过绘画去表现柏拉图所设想的“内在视界”(inner vision)。西蒙兹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即使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的宗教意识，也充满了情感爱欲的成分。在那些创作背后蕴含着一个真诚、闪光的名词即“爱”。随着柏拉图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逐渐传播，这不仅对艺术家个人的艺术创作有巨大的推动力，对民族审美情趣之培养亦有精神的推动力。当然城邦的质地又通过富有个性的艺术家、文学家之创作生动地体现出来，由此形成一种文化的氛围。无论是普通的艺术工匠还是教皇都会融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氛围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民族的性格。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生活的各个层面追求艺术的装饰不仅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教皇的宫殿更会注意艺术的情趣，舍此将会被文化边缘化。但这种热情和文化氛围不是能持久维持下去的。只要其中的一些要素弱化了，整个文化情趣也会渐渐黯淡下来。所以把握住那时的文化氛围也是研究民族性格的关键之一。西蒙兹的性格文化史研究理念始终有两个方面，即民族性格与个体性格，或者说是民族的形式与个体的形式。西蒙兹在《形式论注》一文中，专门列出两个部分的“论注”，即“民族形式”(National Style)和“个体形式”。民族性格的形成要有领军人物，他们的创作热情能够震慑整个民族的心灵，甚至得到更广泛地区的敬仰，从而酿成千姿百态的文学艺术繁荣。西蒙兹在米开朗基罗、切利尼等艺术家身上花的学术精力就是为了表达上述理念。正是有了这些艺术巨擘及其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艺术化的民族性格才能在表层及无意识的深层固定下来，产生持续的文化效力。罗马能够成为艺术中心的深层次因素就在民族性格之中。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西蒙兹虽然在不同的场合提到民族性格、民族智慧等概念，但其真正的内涵主要指文化精英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质地。这是理解西蒙兹解答罗马难题时必须注意的学术环节。在西蒙兹重点参考的格里戈里乌斯所著《罗马史》第8卷第1部中指出，“在尤利乌斯二世的统治下，文艺复兴成为艺术的古典主义，艺术已经成了作为意大利民族精神的时代印记”。布克哈特在关注意大利民族性格时也指出：“在16世纪里，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对于民族特征的正确而深刻的描绘，这些是当时其他民族所不能匹敌的。……佛罗伦萨人也开始喜欢描写他们自己；沐浴在他们正当取得的高度文化的光荣里，当他们不是由于任何特别的天赋才能，而是靠辛勤的劳动才能在意大利人中间取得托斯卡纳的优越的艺术地位时，他们的骄傲似乎达到了顶点。”但像西蒙兹那样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的性格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并由此解答学术难题的，并不多见。西蒙兹则从理性力量、理性自由的复苏出发来考虑两者的关系。但要解释清楚文艺复兴与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之间的关系则非易事。西蒙兹的思路是回到历史本身做就事论事的分析。西蒙兹试图展示这样一种历史情境，即反宗教改革同样不反文艺复兴。就文艺复兴的历史事实而言，对古典文化的兴趣原本就是文化精英的文化态度和创作热情，并未影响大多数群众的天主教信仰。“文艺复兴只是少数精英的创作，它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并未波及广大群众。那么还会觉得大多数人去反思陈年过往的最佳方式有点怪吗？这就是他们赞同天主教复兴的理由。”所以宗教领域发生的反宗教改革现象、天主教复兴现象与文化精英的创作实践之间不是相互制约的关系。以此，说明了何以在反宗教改革的历史现象中仍有艺术化民族性格在起推动作用的问题。西蒙兹反对这样一种假设，“似乎我们所说的天主教会的变化很快将意大利的精神都丢弃了”。西蒙兹提醒学人，即使在教皇保罗三世时期，米开朗基罗、切利尼、圭恰迪尼、班戴洛、提香等文学艺术大家还在从事诸多宏大的文学艺术创作工程。回顾历史：当人文主义势头旺盛时，天主教会只是各种政治势力中的一种，而各个城邦国家又逐渐从封建的势力中解脱出来，形成了一种城邦精神，这种城邦精神也影响到文化的氛围。朗治《意大利绘画史》第1卷“序言”里就提到城邦精神和派系精神在意大利的强势地位，如佛罗伦萨的精神与佛罗伦萨的画派，威尼斯的精神与威尼斯的画派，如此等等。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上半叶，天主教会面对复杂的宗教局面，需要强化其势力。那时的天主教徒渴望有一场天主教会的改革与复兴。这样，在其他城邦的文化优势渐渐消退的情况下，罗马反而因其特殊的历史境遇抬高了其政治、文化地位。再加上教皇个人的人文主义热情与艺术家由更宏大的艺术创作需求所引起的艺术冲动，当然更重要的是艺术化民族性格在新历史情境下的延续，这些最终导致罗马的艺术繁荣。由此看来，罗马艺术繁荣带有诸多独特的文化印记。为此，西蒙兹《意大利文艺复兴》就利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保罗三世等教皇与罗马难题相关的生平事迹做了充分的梳理，以加强解答罗马难题的完整性和说服力。不过对于人文主义者而言，这时的历史状况毕竟不同以往。原因之一是先前文学艺术领域的风光无限与那时的艺术品市场和需求有关。而到了一定的饱和度，也慢慢消退下去。或者说文人对古典文化的兴趣也到了尾声。在此形势下，人文主义者的各种表现自然带有当时历史的印记。西蒙兹则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第6、7卷《天主教会的反应》里就重要人文主义者的生平和创作行为做了详细的描述。一书，其中的出彩之处是对英国的民族性格与英国文艺复兴特点的认识。西蒙兹提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为世人瞩目的内容是在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创作领域，这些领域的辉煌成就与民族性格中逐渐培养起来的、以柏拉图主义为主体的审美情趣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柏拉图主义那种和谐的、恬静的、神秘的精神特别适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创作实践。那么英国同时期文化的不同凡响之处在哪里呢？西蒙兹认为英国文艺复兴以戏剧为中心舞台呈现其文化的辉煌。他接着追问：为何英国的文艺复兴在戏剧方面表现最为突出？他的回答仍脱离不开对民族性格的认识。西蒙兹认为，“对于英国人来讲，戏剧提供了与伟大的兴味、充满激情的时代相当的形式。在所有这些事物中，戏剧展露出一种只属于我们自己的诗性灵魂”。何为英国人独有的灵魂？西蒙兹进一步解释道，英国人天生具有充沛的活力、狂放的气质。也就是说，英吉利民族的激情需要一种相匹配的文化形式即戏剧来释放这种能量；英语的语言丰富且适用于口语，这种英语自身的特点又特别适用于戏剧艺术；最后，英国人的诗性冲动如此强烈，能够选择、融化其他文化的因素，使之汇聚到表现自己的适当场所即戏剧中来。西蒙兹注意到一个现象，即相较于意大利和当时的其他地区诗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诗人对外在的自然有更真实的感受。那时的意大利诗人更注重内在的情怀，诸如新柏拉图主义等。也就是说，英国人更喜欢用生动表演性质的艺术形式来展示自己的审美情怀，与诗歌关联在一起的戏剧无疑成为最佳的选择。这就不难理解，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称得上文人、大家者（如马洛、莎士比亚、琼森等）多与戏剧创作实践关联在一起。也不难理解，何以英国出了马洛、莎士比亚、琼森等戏剧家，而意大利的审美沃土能够培育出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等艺术家。说到底，都是那个时代民族性格在文化层面的反映。为了更好地说明个中的道理，西蒙兹特别关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与诗歌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正是在英国，“所有艺术中的形而上学者即诗歌只属于我们自己，诗歌还借着戏剧的载体传递英国人的灵魂”。至于为何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会呈现上述民族性格和文化特点，西蒙兹的分析很细微，甚至包括了对无韵体诗、社会生活等的研究。西蒙兹在论无韵体诗时非常注重无韵体诗与戏剧的关系。西蒙兹的上述比较研究只是一家之言，其中值得商榷的地方不少，但西蒙兹在做性格文化方面比较时的思路至今仍不失其启示的价值。、《琼森戏剧著作与情诗集》等。西蒙兹对琼森戏剧的分析，既包含琼森如何深刻理解古代希腊罗马作品并将其融化在自己的创作之中的内容，又有英国戏剧广受欢迎的问题，并最终通过琼森来折射英国戏剧文化的特点。对另一位戏剧大家马洛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英国戏剧史上的莎士比亚前辈们》及《马洛戏剧集》“导论”的字里行间。西蒙兹还为一些戏剧大家的作品作序，如他为《马洛戏剧集》作序、为《韦伯斯特和特纳戏剧集》作序、为《海伍德戏剧集》作序等。上述文稿无不浸透西蒙兹对英国戏剧与民族性格关系的独特理解。但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浸透在世俗性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西蒙兹特别对文艺复兴的世俗性文化多有批评。当时文化创造中的世俗化负面倾向十分明显，西蒙兹则直言文化的市侩气很浓，等等。在当时的意大利，与市民口味贴近的市井里巷本土文学很受欢迎。这适应了市民社会的文化需求，显得十分正常。但毋庸置疑，无论称之为市民文学也好，抑或叫俗文学也罢，那些作品的字里行间浸透着宣泄世俗情感、怪谈恶行的成分。西蒙兹在评价班戴洛的小说时指出，“灰色调情的内容充溢着班戴洛的小说”。“文学已经感觉到了社会的转型，文学作品的塑造迎合中产阶级的口味，与此同时取乐贵族统治阶层的空闲生活。”市民阶层的上述文化取向与文化精英的某些思维模式有显著的差异，西蒙兹在《薄伽丘小传》中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不相信骑士典雅之爱与柏拉图式的爱，他们向往的就是那种尽情享受，并陷于世俗肉欲之中。”这些与当时审美倾向的某种扭曲、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都有直接的联系。那时的文人也随波逐流，思想界时兴追求不确定的状态。西蒙兹意识到意大利从上到下喜欢的是那些罪恶的东西，在此文学环境下不可能诞生严肃的悲剧。西蒙兹还认为，意大利人天生对宗教冷漠的特点也直接与世俗化的文化不无关系。随着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社会腐败和各种不和谐因素的抬头，审美精神中的积极因素也会退化。甚至在文化的庇护人那里也不乏负面的世俗性因素。在西蒙兹的心目中，大洛伦佐的性格是佛罗伦萨人、意大利人性格的代表，也是文艺复兴时代特征的代表。这样，大洛伦佐世俗化性格中的负面因素就是社会、时代风气败坏的一个缩影。其实，众多有批判眼力的文艺复兴史研究学者都不回避文化创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哪怕是文化的领军人物亦在批判之列。皮尼奥蒂认为即使像薄伽丘这样的作者也不可避免在其著作中存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为此皮尼奥蒂鼓励人们更应当去学习薄伽丘作品中的优美、自然等因素。此等批评意识也出现在西斯蒙第等历史学家的评论中，如认为美第奇家族为了攫取专制权力而从根底刨去了佛罗伦萨的道德，是佛罗伦萨、亦是意大利的坏公民。回顾历史，美第奇家族在政治上曾遭人暗杀，但美第奇家族也搞暗杀，甚至有家族内部的暗杀。18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皮尼奥蒂花费很多笔墨来记叙发生在16世纪30年代的那场美第奇家族内部的仇杀场面，西蒙兹亦通过文学史披露了此等事件。美第奇家族在文化上笼络人才，收集珍宝，成为家世名声的标志。而其对异己者则进行排斥，其中对文人、政治家曼内蒂的报复就是一例。西蒙兹用了“毁灭性”（ruin)一词来形容此次打击行为。总之，美第奇家族带来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同时也出演了世俗化中最为恶劣的部分。就意大利的整体情况而言，正是在美第奇等家族统治者施展各种政治伎俩的情况下，公众身上那些积极的能量被消耗殆尽。上述情况到了16世纪尤为严重。许多作品都是根据庇护人要求进行的命题创作。这样，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艺术家的创作行为不纯粹是艺术想象支配下的个体美感创作活动，也是在世俗力量支配下的艺术商业活动。在艺术环境方面，那时的艺术家有自己的行会。这些行会对艺术家入会、对艺术品的销售等都按照市场的情况制定各种严格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艺术行为与市场行为交织在一起，使艺术的商业化倾向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大特色。瓦克纳吉尔在《佛罗伦萨文艺复兴艺术家的世界：创作工程与艺术庇护人；艺术工场与艺术市场》一书中做了独到的阐释。还有一种情况，文学家、艺术家、探险家等可以加入像医师、医药行会等，并在此类行会的支持下从事自己的各项事业。艺术作品的市场行为扭曲了艺术的审美本质，许多艺术创作不再是艺术家美感心灵的一种闪现，取而代之的是形式化的线条组合、形式化的视觉冲动等。在这方面，拉斯金及“拉斐尔前派”对文艺复兴艺术中世俗化一面之批判就值得借鉴。拉斐尔前派所倡导的艺术目的在于艺术美感与道德的统一，力图通过有力度的艺术创作引导个体和社会产生积极的、崇高的审美情趣。当然，拉斐尔前派也有理论上的偏向。例如与拉斐尔前派有理论渊源关系的英国学者佩特从纯粹的审美角度去理解、解释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现象，认为是一种文人之间的对话，意在引导读者进入唯美的世界。如果用拉斐尔前派等的批判眼光来看待上述文化中的世俗化因素，那么再回头审视佛罗伦萨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氛围等，就会在历史著作中获得更多的视角，给出更深层次的分析。可以这么认为，以后欧洲社会、文化的演变历程就是不断纠正文艺复兴后遗症的批判过程。布鲁姆的《文艺复兴史》中仅有一次提到西蒙兹，竟是这样一段评语，认为马基雅维里那些带有色情的文字震动了西蒙兹这位维多利亚人的感情。如此等等。西蒙兹解答罗马难题的学术思路提醒学人：应当对这位文艺复兴研究奠基人之一的学术思想重做一番评价。

19世纪的西方史学界有多部耳熟能详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史研究著作。学人在津津乐道于布克哈特《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时，对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西蒙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①则未必了然于胸，对西蒙兹解答罗马难题的学术思路更是不置可否。本文特就西蒙兹著作中的这一学术亮点做一梳理、评析，亦可从中了解到西蒙兹文艺复兴史研究的学术深度，以正本清源。

一、从“新精神”到罗马难题

到了西蒙兹的时代，“新精神”(New Spirit）概念已成为广泛使用的学术名词。例如西蒙兹的好友蔼利斯直接将其评述19世纪重要文人的著作定名为《新精神》。②在19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新精神”概念包含理性精神、批判意识、自然主义、人的自由意志等内涵。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将人文主义者崇尚古典的热情称为“新精神”，如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就“新精神”概念作了说明。③不过对“新精神”做比较完整阐释者仍需提西蒙兹的观点。④

西蒙兹1863年于牛津剧场宣读其《文艺复兴论文》时引用雪莱的诗作提出世界的“更新”(Anew； Renew）概念。⑤到撰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则在第1章以“文艺复兴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Renaissance)为题展开论述。其中提出文艺复兴就是“自我意识的自由获取”(attainment of self-conscious freedom)、⑥“近代世界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modern world)、⑦“理性的解放”(emancipation of reason)⑧等论点。西蒙兹的想法很明确，文艺复兴从本质上讲是思想性的。⑨这就决定了西蒙兹《意大利文艺复兴》所要表述的重点是在精神的层面。但真正明确使用“新精神”概念来总括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文化特征，则要推后到西蒙兹人生最后一篇论文即1893年发表的《新精神》（“New Spirit”）中，该文副标题为“对14、15、16世纪精神解放的分析”。⑩根据西蒙兹的概括，“新精神”的内容主要有：其一，思想洞察力与道德独立性的复苏，通常我们也称此为个体精神；其二，崇尚自然主义和理性批判精神；其三，异教精神。

西蒙兹受黑格尔、歌德等大家的思想影响颇深。这些文化大家十分强调精神、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西蒙兹与上述思想大家一样认为精神有其自身的体系、发展规律、功能等。文化之所以古今相通，道理就在于人的精神古今相通。这样，时间因素就在文化的古今对话中退居次要的地位。西蒙兹一生中的所有著述都将文化研究中的精神内容放在首位，历史学科各种要素的运用则成了文化史研究中的一条辅线。西蒙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将“史”的称号略去，可见其用意。基于上述史观，西蒙兹分析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创作过程就是用19世纪的人文主义理念与先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进行历史对话，其着眼点是精神、思想(Intellectual)等因素。《意大利文艺复兴》明言，“并不是那些发现引起了文艺复兴，恰恰是精神的能量、智力的天然爆发，这些使得当时的人们能够用之于发现”。

就狭隘意义上的文艺复兴而言，西蒙兹“新精神”概念包含以下设问：何以佛罗伦萨在那个时代出现如此广泛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并诞生如此辉煌的成果？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古典文化热和文学艺术创作热情又为何一定能在罗马、意大利传播开来？答案是它的背后一定有精神的因素在支撑、鼓舞。为此西蒙兹在自己的著作中做了全方位的探讨。考虑到这一问题涉及的学术面比较广，《意大利文艺复兴》就此问题所做的大范围学术探讨也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才能完成，故笔者拟以点带面地切入一个更让人回味的历史现象即“罗马难题”，并通过西蒙兹破解罗马难题来领悟“新精神”的实质。事实上，西蒙兹“新精神”研究的浓墨之笔正在于破解罗马难题方面所做的学术努力。研究文艺复兴史的学者都会碰到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即14世纪的意大利诞生了诸多文学艺术大家，到了15世纪出现了全盛时期的文学艺术繁荣，这两个时期的文化中心是佛罗伦萨。但到了15世纪后期、16世纪初，罗马逐渐成为文学艺术繁荣的中心和象征。不过就客观条件而言，罗马与佛罗伦萨、威尼斯等不能相比。关于这些情况，学者达米科在《教皇罗马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前夜的人文主义者和教士》一书中作了说明。例如，佛罗伦萨的富有家族直接与商业有关，他们需要人文主义者用世俗的观念去处理各种社会问题。人文主义者由此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的直接参与管理者。相反，在罗马的富有阶层恰恰是教会的人士，他们不需要人文主义者用古典的学问来处理宗教社会的种种问题。

在研究上述罗马难题的过程中，西蒙兹与大多数学者一样先以文化的外在输入作为考虑解答罗马难题的起点。西蒙兹认为罗马与佛罗伦萨等城邦不同，“从佛罗伦萨去看罗马，我们会为这样一种现象感到震惊，即这个教皇所在地在文学艺术方面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生命力。她的理智、情感都是外在输入的，而她的创作活动随着不同教皇的个人兴趣而发生种种变化”。

二、从民族性格与艺术繁荣之间的关系入手寻找解题的突破口

西蒙兹著作的魅力肯定不在其大而全，而应该在其独特的研究思路与学术突破口方面。这就是他对民族性格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关系的认识。7卷本《意大利文艺复兴》用力最勤的部分首推西蒙兹对意大利人性格特征的历史描述。西蒙兹试图就民族性格与文学艺术繁荣之间的关系做深入的探讨。这种文化史的探讨更接近布克哈特的问题，即何以文艺复兴成为意大利的历史文化现象。

在西蒙兹的心目中，艺术是意大利人智慧、性格的集中体现。“唯有希腊和意大利两个民族能如此作为，即他们将艺术的形式渗透到每一个地方以及各个精神领域，这种情况在意大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

可以将西蒙兹所阐释的艺术化民族性格概括为：强调艺术个性；对和谐之美的欣赏力；将宗教意识、自然意识与审美意识结合起来；对人体美的崇拜；等等。与此相对应，西蒙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就意大利民族性格的方方面面做了论述，大致有如下几点：天赋、创造力、对完美的追求，等等。西蒙兹还用其他形容词加以肯定，如将那时体现着审美情趣的民族性格说成“雅致”“宽容”等。

在西蒙兹从民族性格与文化关系入手解答罗马难题的过程中，对柏拉图主义的阐释是重要的学术环节。西蒙兹将柏拉图的光彩比作启明星以表示其对15世纪思想家的影响。

西蒙兹《意大利文艺复兴》卷帙浩繁，这样落笔的重要原因是民族性格体现在不同的城邦特征之中，体现在文化巨擘的个体性格之中。这些需要作者通过对各个城邦的文化状况、通过对众多文学艺术家个体性格与相关文化创造成果的关系做大量个案研究后才能给出答案。西蒙兹以为意大利的每个城邦国家都有其特殊的质地，“这些质地从未丢失过，并通过它们的建筑、习俗、语言、政策以及政府机构反映出来”。

西方史学界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民族性格的关注由来已久。18世纪意大利诗人、历史学家皮尼奥蒂早就对意大利人的艺术天赋问题做过各种描述。艺术的复兴之所以最初在托斯卡纳得到开展，这得益于托斯卡纳人的天赋。

解答罗马难题自然会触及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的关系问题。说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有内在的关系，这在学界有许多共识。

三、比较视野下的完美答题

西蒙兹《意大利文艺复兴》不时就文艺复兴的各种问题在意大利、英国、欧洲范围内做比较。1884年，西蒙兹出版《英国戏剧史上的莎士比亚前辈们》

《英国戏剧史上的莎士比亚前辈们》以文化史的眼光审视前莎士比亚戏剧史，其目的就是要回答英国文艺复兴特点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积累的过程。而英国文艺复兴与民族性格的关系又通过具体的文人性格表现出来。为此西蒙兹做了大量个案研究，对文人的性格进行文化解读。西蒙兹本人非常注重戏剧的研究，其中对戏剧大家琼森的研究最为出名，他写了《琼森传》

四、解答罗马难题中的批判意识

在西蒙兹所解答的罗马难题中还有诸多学术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罗马逐渐成为艺术中心后，尽管诸多作为艺术庇护人的教皇亦给予艺术家充分的艺术创作自由，并提供各种有利于创作的条件，但为何罗马没有像曾经的中心佛罗伦萨那样具有强大的艺术影响力，使整个意大利再掀文艺复兴的高潮？在文学方面为何再也产生不出像佛罗伦萨文化沃土滋养下诞生的“文学三杰”？如此等等。这些问题仍需要回到民族性格方面来解决，甚至要对整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民族性格做些深入的探讨。

西蒙兹解答罗马难题另一可贵之处就是贯穿其中的批判意识。西蒙兹并非一味赞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民族性格中的审美意识。从文艺复兴初期算起，意大利民族性格中的审美意识就十分复杂。从总体上看，西蒙兹对当时意大利民族的审美情趣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在文化的精英集团中，一些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对骑士典雅爱情、对柏拉图主义等情有独钟，并在此意识指导下进行富有创意的文化实践。因此，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尽管有种种不和谐的方面，但一个民族有如此的审美情趣陶冶和支配，其民族性格中健康、积极的方面仍值得肯定。这与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民族精神中健康因素的评价很相似。

这些批判意识引导我们去重新认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繁荣。学人可以高度颂扬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创作的审美情趣、构图风格、色彩运用等都具备无可替代的特点和地位。从当时艺术创作的实际情况看，艺术家在庇护人的羽翼下成为职业艺术家，

艺术史需要对罗马艺术繁荣现象做出更符合历史环境的解释。毕竟就整个意大利的文艺创作等文化实践而言，已经到了该选择新的发展方向的时刻。例如艺术化民族性格中的负面因素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也让文化精英群体的审美意识发生扭曲、变形。以艺术为例，与罗马艺术繁荣相伴随的是形式主义创作风格，追求形式的别致胜于对艺术真善美的整体考虑。总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创作热情在16世纪仍在延续，并在罗马再现辉煌，这些与烙印在文学艺术家身上的艺术化民族性格有直接的关系。但艺术化民族性格并不是真空地带，当整个文化氛围发生了变化，艺术化民族性格也会蜕化，并影响到文学艺术发展的趋势。在上述文化环境下，罗马的文化繁荣无法再次掀动意大利往日的文艺复兴热潮。这些就是西蒙兹解答罗马难题过程中留给学人的学术启示。

回看学术界的批评状况：西蒙兹的著作有显赫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标签，但在文艺复兴史研究领域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大家、大作并未将《意大利文艺复兴》当作以学术见长的重要参考书开列。打开各种西方史学史著作，很少能见到站在文化、历史的高度对西蒙兹著作加以全面、深刻梳理和评述之举。至于学术界偶尔发出的那些“赞美”之声，大多与学术意义上的评估无关。阿姆斯特朗在《洛伦佐·德·美第奇与15世纪的佛罗伦萨》中说，“西蒙兹钟情于意大利艺术和文学的心态，至今都令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