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滩的历史烟云

作者: 张国清

　　天地造化莲花滩，人文荟萃山水间。

　　－－题记

　　《口北三厅志•山川志》记载：“独石口西北，金莲花滩也”。想象中的莲花滩，黄灿灿的金莲花亦或蓝格莹莹的马莲花开满了平悠悠的大滩。其实不然，莲花滩无滩。莲花滩挟塞外长歌，扼幽燕千峰于沿坝山区。为什么叫莲花滩呢？可能在古时候，莲花滩确实是遍地金莲花，因而得名。要说莲花滩的山并不险峻，可这里的山很耐看，灵秀。一溜溜大山，一溜溜沟，那一山一壑，次第交错，便次第出自然的韵味；那一峰一岭，层叠错落，便错落出生命的喧闹。

支锅石

　　出莲花滩，南行七里，至东坝。折而东南行，进入山区。越四座窑子，沟深弯急，山路渐险。下一陡坡，遂进入东西向的一道幽深峡谷。峡谷南北，山簇拥着山，山上苍松翠柏，山花绚烂，植被层次分明；山下沟深壑远，乱石纵横，偶有细细的一股清流自山畔沟谷潺潺而出。东行，山路崎岖，峰回路转，明长城在峡谷南侧的山巅时隐时现，前方一座高大雄伟的烽火台在视线中渐渐清晰。过三棵树村，东行约二里，黛痕翠色深处，隐一村庐，便是支锅石村。

　　三两村夫在山脚田间劳作，一溪清流缓缓绕村而过，蓝天绿树，红砖青瓦，鸡鸣山涧，犬吠柴门，重山隔红尘，幽境生禅意。好一个宁静的小山村，野性中蕴含着恬淡悠闲，灵动中彰显着柔美毓秀，野山野水中蓄积着浓烈的乡土气息。远处的山峦和支锅石隐在薄薄的雾霭中，站在山前溪流边，轻轻地吸一口大山里的空气，上冲脑门，下沁肺腑，顿感神清气爽。一处幽栖之地，神仙之所，一处别有山野情趣和淳朴民风的塞外秘境，只是村人久居而不觉。

　　过支锅石村，沿着峡谷东行三里，即西栅子口，明时一处小关隘。东行四里，至北栅子口，南距独石口五里。北栅子口“两山夹峙，只容单骑”，是明时防卫京畿的一处边关大口，最称冲要。

　　按《口北三厅志•山川志》记载：“铛脚石，独石口西北十里有巨石，三面鼎峙，相去各百余步，如铛脚故名，俗呼支锅石”。支锅石村因此而得名。

　　支锅石村东那三块儿巨石，即支锅石，亦名铛脚石。支锅石，三石鼎峙，各具形态。一石阳刚雄健，挺向苍宇；一石仙风道骨，飘逸空灵；一石拔地而起，静伏山前。古人云“山无石不奇”。石本自然一物，一石自成一峰即可称奇。支锅石，峡谷间突兀如此三石，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三石独自为峰，堪称奇观。是盘古开天时由天外飞来的呢？还是辟地时由地下突然冒出的呢？不得而知。真可谓天地之灵，自然之妙，造物之巧。

　　“铛”，《世说新语•德行》记载：“吴郡陈遗家至孝，母好食铛底焦饭”。铛，古代一种三只脚的小锅，用来温酒、煮茶、热饭。“铛脚”，啥意思呢？明•张岱的《夜航船》记载：“唐代薛大鼎守沧州，郑德本守瀛洲（今河间），贾敦颐守冀州（今冀州），故时人称三人为河北道铛脚刺史”。因三人亲民爱民皆有政绩，后人用“铛脚”来比喻德政、勤政，亦有稳固之义。

　　支锅石，隐在大山深处的三峰巨石。千百年来，“藏在深闺人未识”，且有如此厚重的历史内涵。“铛脚石”，定为贤士所名，以勉励后人以德修政，可谓“官道之石”。为官者应多来“铛脚石”走一走，看一看，从其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历史明鉴意义中汲取为官之道，总比去威海的“天尽头”或海南的“天涯海角”有意义吧！

大石门•丁庄湾•明嵯

　　出莲花滩南行七里，至“隔寒暖”之地东坝，所谓“坝头”。下坝后，公路两侧崇山绵延，南北横贯，远望渐高。行三里，西侧一岭，山岭东麓赫然壁立一处嵯峨层叠之状，穷崖绝壑之势的巨大山石。这就是大石门。

　　《口北三厅志•山川志》记载：“大石门，独石口西三十里，丁庄子湾西北十五里，山有石洞如门故名”。又记载“大石门西南十五里，有小石门”。小石门，在卜塔沟内，形状与大石门相似。

　　元•王恽的《中堂事记》曰：“癸酉，行六十里值雪，宿青麓。十三日甲戌，至定边城。憩焉，盖金所筑故城也。是夜宿黑崖子，距青麓九十里”。

　　《明史•列传十八》记载“华云龙北征，袭元平章僧家奴营于崖头，突入其帐擒之，尽俘其众，威名大著”。

　　青麓，即宣化北青边口；定边城即金时静边城遗址。“黑崖子”与“崖头”是同地异名，即莲花滩的大石门。元中统四年（1263年）四月，宣德（今宣化）至开平（今正蓝旗）置驿。此条驿路是否经过大石门及莲花滩，应值得引起历史爱好者的注意和考证。

　　大石门，叠山垒石，削崖高悬，洞门嵌空，天然成趣。大石门后，山形曲折，连绵不绝，犹如飞龙在天。石壁后，有一空隙，犹如一线天，只容单人。乘隙而上，上有空台，可见崖石中间，一窍通明，东西横贯，如镜高悬。砥石为桥，越过石门，石门北侧叠石，浅沟深壑，有山丛水曲之妙；石门外，危崖耸立，峭削层叠。

　　清代“江湖文人”李渔，在其《闲情偶寄》中说：“山石之美者，俱在透、漏、瘦三字。石壁之妙，妙在其势”。 真是一石一天地啊！大石门古朴苍劲，通透空明，气势磅礴，集天地之灵秀，凝自然之妙造,独立成景。

　　如果说莲花滩的人文山水是一处放大的园林，那么大石门就是一处放大的盆景佳作。

　　大石门南行十五里，至丁庄湾。

　　《口北三厅志﹒职官志》记载：雍正二年（1724年），设张家口理事同知厅；雍正十年（1732年），设多伦诺尔理事同知厅；雍正十二年（1734年），设独石口理事同知厅，总称“口北三厅”。“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独石口同知所属分汛把总于丁庄湾，巡查独石口西北一带村庄逃盗奸匪及催缴旗民地亩钱粮之事”。

　　乾隆年时，独石口同知厅设立了两个分汛，一是黑河川汛千总署，一是丁庄湾汛把总署。 《口北三厅志﹒官署志》记载：“黑河川汛千总署，在独石口东一百三十里喜峰寨，建于乾隆三年（1738年）；丁庄湾汛把总署，大门一间，班房一间、大堂三间，堂后住房两间，厨房一间，马棚一间，汛守马兵营房十间，马棚五间，建于乾隆四年（1739年）”。汛，是清代军队的一种建制，分别是：标、协、营、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所属称为标；副将所属称为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属称为营；营以下分若干汛，千总、百总、外委所属称为汛。

图1

　　按史志记载，清雍乾时，丁庄湾属独石口厅管辖，并在丁庄湾村设立了独石口同知汛把总署。理事同知是清代官名，辖地最高行政长官，兼以处理少数民族和汉民之间的各种事务。把总，明时称百总，清沿明制，军队官职名。按现在的行政职能，相当于派出所所长。当时的汛把总署建筑已湮没在历史与岁月的洪流中。丁庄湾村中心有一处台地，村民称此处台地为“庙台”。《口北三厅志﹒坛庙志》记载：“独石口厅关帝庙，一在丁庄湾，一在庄科……一在东卯……”，由此来看，丁庄湾村曾经建有关帝庙。实地考该处遗迹，从“庙台”残垣的剖面看，有一条碎砖残瓦带，下面是一条整齐的青砖铺砌带，（如图1）。

图2

　　该遗址还发现了一块儿完整的清代兽面纹瓦当（如图2）。另外，从丁庄湾村一处水井的砌石和砌石的磨损程度看，是一眼老井。因此，“庙台”和水井均应在当时所设汛把总署建筑范围之内。

　　然而，命运跟这个小山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察哈尔口北六县调查记》记载：“民国二十一年（1933年）六月，县三区丁庄湾被匪烧毁房舍百余家，全村殆成灰烬，十二岁至六十岁女性被土匪……”。真是令人咂舌，一个在清代曾经设置缉捕盗匪机构的村庄，在将近二百年后，竟惨遭土匪奸掠烧抢。足证民国时期政局动荡，社会混乱，口北的土匪猖獗至极。

　　1945年7月7日在丁庄湾缸房窑自然村诞生了沽源县第一个党支部。从此，一个隐在大山深处名不见经传的红色一隅，成为了我县革命的摇篮和沃土，开创和掀起了我党在沽源县红色革命的历史篇章。

　　丁庄湾村东南三里有一山，此山远望若金蟾，惟妙惟肖。当地人俗称“明岔大石崖”，亦或“明蟾大石崖”。

　　明岔，属赤城县马营乡的一个自然村，与丁庄湾村以长城为界相毗邻。《宣化府志》记载：“嘉靖时，上北路有牧场十二处…明嵯四十顷…”。明代时，长城以南，东起镇安堡，过冰山梁，北至北栅子口，西至马莲口，南折过将军岭、野鸡山，南至赤城县金家庄，这个∪型的区域属于宣府镇的上北路。与莲花滩相邻的独石口、马莲口段长城即属上北路的外边。明岔，沟内草茂水丰，是明时上北路的一处官方牧场。其实“明岔”即“明嵯” 亦或“明蟾”。究其原因，明嵯是指“险峻的山崖”，崖下是一条岔沟，山民不识“嵯（cuo）”，而错读成“差（ca）”，以讹传讹，将“明嵯”错读成“明岔”。亦或是以此山形似“蟾”而称为“明蟾”，一直流传至今。

　　南望明嵯，一峰耸起，孤插云天，极高峻，白天似“金蟾吻天”，月夜似“金蟾望月”。由丁庄湾绕过一岭，顺沟东行，过长城残垣，可至明嵯南侧。抬头仰望，上有石柱耸起，壁立千仞，峭削云天，犹如石林凌霄竞秀；数崖屏列鼎峙，峰翔石耸，嵯峨之势，犹如立竹孤桐。险峻之极，皆不可登。

　　走进莲花滩，犹如置身一部精彩绝伦的山水宝典。我坚信，浸润在历史与人文环境中的莲花滩山水，一定能走出大山，誉响寰宇，为世人所熟知。

宣府镇上北路长城考

　　沽源县与赤城县交界，正处于“断南北，隔寒暖”的坝缘山地。在这崇山峻岭间，蜿蜒起伏着一道飞舞的巨龙，她——就是明长城。

　　明初，为了加强对北元的防御，朱元璋提出“设险以守其国，封王以镇其边”的战略思想。在漠南草原沿线设立了九个军镇，历史上称之为“九边重镇”。

　　宣大外边，山西起保德州（今晋西北保德县）黄河岸，历偏头抵老营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西路起丫角山，历中北二路，东抵东阳河镇口台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阳河，历中北二路，东抵永宁四海冶（今延庆四海）千二十三里。共一千九百二十四里皆逼巨寇险在外者，所谓外边也。

－－翁万达《边防修守事宜疏》

　　宣府镇（今宣化）“当神京之肩背，边徼之藩篱”，为九边重中之重。宣府镇管辖北路、东路、西路、中路。万历十八年（1590年）之后改为上北路、下北路、上西路、下西路、东路和中路。明代的长城防御就像设置九边一样，实行分段管理与防御，且互有呼应。

　　明代，宣府镇边垣，东自四海冶镇南墩，接顺天府蓟州火焰墩起，西至西洋河南土山墩，接大同府界牌墩止，沿长一千一十五里。

－－《宣府镇志》

　　清代，宣化府塞垣，东自永宁路四海冶御靖北台接古北口黄花路边界起，西至张家口协西阳河镇口台接山西大同新平路平远堡边界止，沿袤共八百七十六里四十六步。

－－《宣化府志》

　　上北路东起镇安堡边，北至大边，西至金家庄（今赤城县金家庄），边垣二百六十一里，边墩三百六十三座，卫口四十七处”。

－－《宣府镇志》

　　上北路乃上谷之咽喉，陵京之右臂，独出塞外，三面受敌，于九边中尤称卫要。

－－《宣化府志》

　　沽源沿坝一线的长城及关隘在明代时属于宣府镇的上北路。这段长城的走向是：经赤城县镇安堡乡青虎沟、猫峪乡的长梁、后水洼，翻越冰山梁，接东栅子口，过独石口北的北栅子口而折向西南，经西栅子口、马厂西北山、支锅石南山、三棵树南山、正虎沟、明岔，过马莲口，进入崇礼县清三营乡境内，经坡堡子村南山沿赤城与崇礼县界经挡将梁、松树堡、 东栅子乡、野鸡山、摩天岭、镇宁堡至金家庄。长城墙及烽火台保存较好的已经寥寥无几，西栅子口南山至三棵树南山段长城（一般称为独石口长城）保存较完整，沽源境内有两处甃砖敌台保存较好，分别位于丰源店乡盘道沟村南山和莲花滩乡三棵树村南山。长城与沽源县接界42公里。（公里数引自《张垣三品之品味大境门》）

　　那么宣府镇上北路的长城为何人何年所建呢？

　　《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命沿边各地勘定屯兵关隘，共67处。”　　《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命周王朱橚发河南属卫军，晋王朱棡发山西属卫军往塞北筑城屯田。”

　　《明史•兵志》记载：“永乐九年（1411年），武安侯郑亨建言：各处烟墩，务增高增厚，上储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

　　《明史本纪》记载：“永乐十年（1412年）八月，敕边将自长安岭迄洗马林皆筑石垣、深壕堑，以固防御。”

　　《成祖实录》记载：“永乐十三年（1415年）夏五月，筑开平城西至偏岭东山八烟墩”。 《宣德实录》记载“宣德五年（1430年）夏六月癸酉，初筑独石、云州、赤城、雕鹗城堡完”。

　　《正统实录》记载：“正统六年（1441年）夏五月，设偏岭（小厂馒头山至椴木梁一带）至栅子门（今独石口东栅子口）墩台五座”。

　　《正统实录》记载：“正统十年(1445年)，在独石口、永宁等处增筑墩台一百六十四座。”

　　《明史本纪》记载：“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一月，修治沿边关隘”。

　　《宣化府志》引《北中三路志》记载：“独石堡，宣德五年筑，万历十年（1582年）甃砖，城门三，东曰常胜、西曰常宁、南曰永安”， 《宣化府志》记载：“正统二年（1437年），刑部尚书魏源督查宣、大险要，增筑独石堡东南角敌台一座”。

　　《宣化府志》引《宣镇图说》记载：“松树堡，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筑，万历元年（1573年）甃砖”。“君子堡，宣德五年（1430年）被寇残破，嘉靖二十五年修复，万历八年（1580年）甃砖”。

　　《宣化府志》引《宣镇志》记载：“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都御使王仪请筑宣府北路之龙门许家卫，中路之大、小白杨，西路之膳房、新开、新河口、洗马林诸要卫垣墩，配兵乘守，从之。”

　　《宣化府志》引《两镇三关志》记载：“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总督侍郎翁万达以王仪所筑塞垣半以隤圮，诸要卫垣墙亦多未备，请先于西路急卫张家口、洗马林、西阳河为垣七十五里有奇，削垣崖二十二里有奇，堑如之。次卫渡口、柴沟，中路葛峪、青边、羊房、赵川。东路永宁、四海冶为垣九十二里有奇，堑十之二，敌台、月城九十一，急卫役人日三寸，次卫待秋防役之。”

　　《两镇三关志》记载：“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翁万达请自西阳河镇西界台起，东至龙门所灭狐墩止，为垣七百一十九里，堑如之，敌台七百一十九，铺屋如之，暗门六十，水口九。工役则垣堑民夫日以五寸计，军夫日以三寸五分计，防守军日以三寸计。又请于独石兔儿墩起，南至赤城野鸡山止，为垣八十六里有奇，堑如之，敌台一百七十有三，铺屋如之。规制大异无减前书。役以镇兵务求有济。从之。”

　《两镇三关志》记载：“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翁万达又请自东路新宁墩北，历雕鹗、长安岭、龙门卫、至六台子别为内垣一百六十九里有奇，堑如之。敌台三百有八，铺屋如之，暗门一十有九，以重卫京师控带北路，又请补筑东路镇南墩与火焰山中空而镇南而北而西，历永宁，至新宁墩，塞垣以成全险，从之。”

《宣化府志》记载：“隆庆二年（1568年），总督方逢时请补筑北路龙门所外边起龙门所之盘道墩，迄靖虎墩之大衙口（今崇礼东南）。”

《宣化府志》引《续宣镇志》记载：“万历元年（1573年），从宣大督抚所请修南山及中北二路诸边、墩、营寨”。（包括：龙门所、马营、独石、大小白杨、常峪、葛峪等三十二处）；“万历七年（1579年），修复外十三家（即长伸地）墩”

补拾：近年，在崇礼县清三营乡境内的坡堡子村、南窑村、朝阳村陆续发现了三块记载长城修筑情况的石牌。

图3

　　南窑村发现的石碑碑文为：“万历四十年四月份修完本边三十八丈四尺七寸五分，底阔一丈六尺，平高一丈七尺，收顶三尺。落款：委官？仲文修立”（如图3）。

图4

　　在坡堡子村发现的一块碑额为“君子边”，碑文为：“此？系万历四十一年九月份马营堡军夫修完韩家梁墩西空土墙八丈九尺二寸，底阔一丈六尺，顶阔八尺，平高一丈七尺，上加鱼脊（应指收顶）三尺，通高两丈。落款：管修委官陈营、郭呈竖立”（如图4）。　　另一石碑残缺，但有“万历四十二年五月初四日起至九月……修完安静墩西空土墙二十八丈五……顶阔七尺，平高一丈七……”字样。

　　梳理以上史志记载及明代碑文，不难发现：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一百五十多年以来，注重的是筑城屯田、修治沿边关隘、烽火台和城堡。真正修筑宣府镇上北路长城，是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持续了六十六年。因此，宣府镇上北路长城从设定关隘，修筑烟墩、关口城楼、水门、敌台、城堡，到修筑边墙形成防御体系，一直持续了二百一十八年。

图5

图6

图7

　　长城作为明代重要的军事设施，其防御体系的形成，历经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洪永时，先设立关隘，修筑城门、城门楼、水门，屯兵居险戌守，在关口内侧建筑屯田城堡。《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命沿边各地勘定屯兵关隘，共67处”。明•郑芸的《议处隘口以重屏蔽疏略》说：“窃惟关隘之设，大则关隘，小则堡口，守以官军，联以墩台，遇有警报，各守其险，远近内外，势实相倚”。明•丘濬（jun）的《大学衍义补》记载：“众墩之间，要室之处，立为一堡，使之统其附近诸墩，有事则相为接应。墩统于堡，堡统于城，如臂指之相使，如气脉之周流”。围绕关隘，分别在腹外（指关外）、腹内（指关内）修筑烟墩，叫做腹外接火墩和腹内接火墩。同时，在关隘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建筑烽火台。戚继光的《烽堠解》说：“自古守边，不过远斥堠，谨烽火；大约相去一二里，梆鼓相闻为一墩”。由于宣府镇（今宣化）“当神京之肩背，边徼之藩篱”，“ 独石口，北路绝塞之地”。 “土木之变”（1449年）以后，独石八城陷落，上北路防守压力日盛。由于明军战略防线太长等多方面的原因，与北元相比，处于劣势。1449年---1547年，近一百年间，为了进一步加强防御，明廷不得不大规模修建宣府镇上北路防区内的关隘、烟墩、城堡。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由总督侍郎翁万达主持修建了宣府镇上北路长城（翁万达的《请修北东二路边垣疏》）。明•丘濬的《大学衍义补》记载：“大边以谨斥堠，小边以严守备。于大边墩台之间，空缺之处，因其崖险，随其地势，筑为城墙，以相联缀，实为守边长久之计”。遂将关隘、城楼、烽火台、营堡用石墙进行连接，并增筑敌台，深挖壕堑。敌台，俗称马面，突出于城墙之外，为了从不同角度攻击来犯之敌，一般设在险要关隘，有实心和空心两种，兼有烽火台的功能（如图5苏庄楼敌台）。有的重要关口还要修筑城堡式烟墩，东栅子口和马莲口均有遗迹（如图6）。这样就构成了由点、线、面相结合，纵横交错的长城防御体系。清•储大文的《独石长城形制》记载：“山上多以条石垒砌，平地则以土筑夯，个别地段砖砌。”实地考莲花滩乡三棵树段长城，底宽约3。5—4米，高约4。5—5。5米，顶宽约1—1。2米，为毛石干插垒砌，顶部有石片封口迹象，石片为周边石料厂或就地取材，烽火台甃砖为长城附近临时砖窑所烧。马莲口东山发现多处砖窑遗址（如图7）。

翁万达修筑长城理论的核心思想和理论依据：“敌之为患犹泛滥之水，中国设守犹障水之堤，诸堤悉成，则渐成悉漏，诸堤未备，则先注空虚”。“山川之险，险与虏共。垣堑之险，险为我专”、“隆永（指延庆）则皇陵之后，神京之外，其所以锁钥培植以为根本。”“设险而不守与无险同，聚兵而失养与无兵同”。“外边以捍北路，内险（指内长城）以捍京师”。（引自《宣化府志•艺文志一》翁万达修边和戌兵疏）

纵观明代宣府镇上北路长城修筑史，那个叫翁万达的小老头真是不简单，称得上修长城的专家，有军事理论，有修边实践，还修的上了瘾。

一些长城学者认为：到了清代，长城已经失去了其军事防御的功能，有清以来，未曾修筑长城。其实不然。

《宣化府志》记载：“康熙九年（1670年），詔修独石口边垣，计沿长一百四十二丈，隘口门一，水门三，炮台二，工部估计工料共银七千四百八两五钱，督工同知胡之睿，监督守备李万辉，至十二年始竣工。“康熙十年（1671年），詔修张家口来远堡水关。”“乾隆三年（1738年），修张家口来远堡水关。”

清以来，康乾年间，曾经对长城的重要地段和关隘进行过小范围的修补。

清代沿用明制。雍正九年（1731年），独石口设协左营和协右营，管理沿边墩台共计62座，边门大口一处，即北栅子口的德胜楼。协左营管理“东自镇安堡边界团山儿墩起，西至北栅口止，奉开隘口一处，即静虎楼（今东栅子口）”； 协右营管理“东自北栅子口起，西至君子堡边界南兔儿墩止，奉开隘口一处，即镇卫楼（今西栅子口）”；君子堡管理“东自独石口协右营边界起，西至马营堡边界中高墩止，管理沿边墩台共计21座，奉开隘口一处，即新镇楼口（即马莲口，今小云路与长城交叉处，因修路而破坏，已无迹可寻）”。（奉开隘口指可以通行的关口）

北栅子口，两山夹峙，只容单骑。蒙古朝贡往来、民人贸易、耕种出入均由驻防旗员稽查验放。

－－《宣化府志》

　　因此，清代修缮长城边垣和关隘，其目的一是提防蒙古各部的叛乱；二是稽查边界往来的民人和商人，以巩固大清国内治安。　　独石口，北路绝塞之地，三面孤悬，九边中最称卫要。

－－《宣化府志》

　　新镇楼口，川原平坦，一望内外毫无阻隔，尤为极卫。君子堡当马营堡正北之卫，北距边仅五里，君子堡虽小，乃马营之唇齿，唇亡则齿寒，最称要地焉。

－－《宣镇图说》

　　新镇楼口，西至苏庄楼一百五十八步，通口外缸房窑、榛子沟、丁庄湾、金莲花滩。

－－《宣化府志•塞垣志》

　　北栅子口和马莲口是草原通往腹内（长城以南）的重要孔道。北栅子口由独石口堡镇守，马莲口由君子堡、马营堡镇守。关于“土木之变”，明•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是这样记载的：“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七月，北虏寇独石、马营，杨洪之子杨俊为独石、马营守备，惧不敢战，乃弃城而遁，虏遂陷其营”；“土木之变，根于此路不守，由于杨俊之失机，故杨氏有余诛也”。

　　由此可见，与沽源莲花滩相临的独石口、马莲口这两个边关大口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说长城

　　第一次登上长城，就萌发了徒步长城的念头，终未能实现。曾经登上山海关，感受了东北门户－－天下第一关的气势与厚重；曾经爬上八达岭，审视了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堪称绝塞；曾经走上嘉峪关，领略了戈壁边陲雄关的苍凉与雄浑。也曾无数次点段式地走进沽源沿坝的崇山峻岭，零距离触摸了独石口至马莲口段的明代长城。

　　站在山下，看长城时而蜿蜒在山脊，时而横亘在山涧，时而与断崖首尾相接，时而攀爬到山巅。四百多年来，经风历雨，披星戴月，静静地耸立在塞外绝地。那起起伏伏的烽火台和长城在山巅沟壑间勾勒出的那一弧美妙的曲线，总给人一种神秘感、时空感和沧桑感。

　　每一次站在长城边，烽火台下，俯瞰长城内外的连绵群山，内心禁不住倏然升腾起一种复杂的情绪——崇敬之情中夹杂着难以言说的怅然之意。

　　一位史学家如是说：历代长城的修筑，其主要目的就是对付游牧民族的骑兵战术。

　　的确，长城是古代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军事杰作。

　　长城，太空中唯一能看到的地球上的人类建筑，这就足以说明长城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宝库中一颗最耀眼的明珠，它的修筑是我们炎黄儿女智慧与意志的结晶。长城，之所以被外文翻译成“Great Wall”，并不是因齐魏燕赵诸王、秦皇明帝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旷世军事工程，而是因长城的修筑，不知牺牲了古代多少家庭的幸福，凝结了多少中华民族劳动人民的血泪。单从修筑的艰险程度和所费人物财力来看，深度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意志力。今天，长城虽然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长城所蕴含的气度和灵魂，为我们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留下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

　　然而，今天我们面对的大部分长城，石墙已颓圮，坍塌成一笼笼石埂；烽火台已赤裸成一垛垛残墩。而长城的条石，包砌烽火台的青砖早已被山下的村民用来垒砌了厕所和猪圈。这一切，让我们的心沉痛万分。保护长城，责无旁贷；守护文明，任重道远。

　　伫立山巅，脚下是长城废垣，眼前是烽火台的残砖。石头冰冷，青砖凄凉，长城无语，历史无言。听不到鼓角争鸣，没有马蹄急；看不到战旗猎猎，没有狼烟起。此时，策策西风裹挟着历史的余味呜咽着掠过长城，我仿佛听到了长城在哭泣，不是，那是长城下，烽火台边那些白骨的哀音。

　　明•蔚州人尹耕的《修边谣》（剪辑）形象地描写了古代劳动人民修边的艰辛，可谓“一砖一石尽写血泪，一墙一台皆为血肉”。

　　去年修边君莫喜，血做边墙墙下水。

　　今年修边君莫忧，石做边墙墙上头。

　　其实，笔者对长城的实际功能历来都是持怀疑态度的。正如鲁迅先生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先生所言，别有意味。

　　长城，作为军事设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阻碍了游牧民族的袭扰，但从根本上无法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

　　尽管独石口至马莲口长城“坚不可摧”，关隘号称“天险”、“九边冲要”，由于杨洪之子杨俊贪生怕死，放弃独石、马营而导致“土木之变”的发生，更无法阻挡北元蒙古人经常性的破墙而入，恣意掳掠，逼近神陵天寿山，危及京师；纵然山海关“固若金汤”，由于吴三桂为了所谓的“红颜”降清而不攻自破，无法阻挡另一个马背民族女真人的入关。

　　就说明代，当朝二百七十六年，绝大部分时间用来修筑了长城。到最后，康熙爷用一句“留形胜以壮山河耳”就否定了修筑长城的决策者和长城的功用。

　　更值得玩味的是清代大学者万斯同讽刺明长城诗云：

　　东方初报墙功完，西方又传虏寇边。

　　虏入溃墙如平地，纵横饱掠无所忌。

　　这长城修的，有用吗？雄关漫漫，人心惶惶。

　　出于对历史的虔诚，我们没有资格对长城本身说三道四。但史实证明：从来就没有无法跨越的关隘和长城。真正的“坚不可摧、固若金汤”是人心，精神上的长城。正如康熙爷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服则帮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真是令人茅塞顿开。

　　有人认为，长城在一定程度上也阻挡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不尽然。

　　忘了是哪位学者将长城比喻成中国历史全书的装订线，很有见地。长城内外，一面是中原汉文化，一面是草原游牧文明。纵观中国历史的演变史，不正是由围绕长城而发生的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碰撞史和汉民族与匈奴、鲜卑、拓跋、契丹、蒙古、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冲突史构成的吗？

　　余秋雨先生说得好：冲突是另一种交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主题。是的，没有长期的对峙，没有不断地冲突，哪有长城。没有长城，哪有文化的碰撞，哪有进一步的交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因。这个道理，可能只有用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物极必反”来诠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