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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爱国将领,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因而对蒋介石采取了军事行动,将他扣押在了西安。
但是在蒋介石被扣押之后,怎么处理蒋介石,成为了当时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各方反应不一,张学良将军本人,是没有拿定主意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向延安发来了电报,希望得到毛主席等人的指示。
而蒋介石被抓的消息传到延安后,大伙都非常高兴,有人主张将蒋介石押送到延安,对他进行公审大会,毕竟蒋介石残害了那么多红军战士,可谓血债累累。也有人建议应该把蒋介石扣押起来,以此要挟国民党中央军,组建全国联合政府,实行全国统一抗日。
正当延安方面也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听说了西安事变,这让斯大林非常震惊,但他的态度,却让身在延安的党中央领导始料未及。
原来斯大林不但强烈反对张学良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他还将此事定义为日本和国民党投降派汪精卫策划的阴谋,而在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代表苏联中央意见的机关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在这篇社论中,苏联当局秉承了斯大林的意思,将西安事变定义为“叛变”,并声称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的举动,会给日本人占领中国提供便利。
斯大林的意思很明确,他希望张学良尽快释放蒋介石,那么斯大林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其实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他完全是出于苏联的利益,因为日本人侵略中国之后,便会北上苏联,所以斯大林不希望中国陷入权力的真空状态,而斯大林更认为,蒋介石就当前局势来说,是唯一一个能协调国民党各方势力的人,如果他下台,国民党必然会因为争权夺利再次陷入内战,这样的话,日本人便会渔翁得利。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斯大林又亲自给延安的党中央发来了电报,他以共产国际的口吻,要求党中央尽最大的努力,促使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在斯大林的意见被延安的党中央领导人知道后,他们很快召开了紧急会议,就是否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参会的各个领导都发表了意见。
就在这场会议中,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提出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最终也成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原因,这便是:
“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此机会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毛主席的这个建议,可以说是在目前局势下,对各方都有利的一个意见,既没有让西安事变的成果毁于一旦,又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堪称西安事变的最佳选择。
最终西安事变谈判的过程,也基本上是在这个构想的基础之上,国共达成了第二次合作。但如果西安事变不按照毛主席的策略执行,一味听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那么西安事变的成果不但毁于一旦,甚至中国国运都会因此改变。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对于我党的意义极其重大,对于中国来说,更是一件大事。如果在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听从斯大林指示,将张学良将军的举动定义为“叛变”,那么根本不会形成日后的国共统一抗战。并且斯大林还主张让张学良尽管放人,这样的主张,即使蒋介石获得了自由,他也只会变本加厉,继续推行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甚至还会对张学良杨虎城二将的“杂牌军”采取军事行动。至于统一战线抗日,蒋介石肯定不会做,这对中国国运的影响有多大,可以说是显而易见。
但是险些被斯大林毁掉的中国国运,却因为毛主席这个极其富有远见的构想,最终得到了改变,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毛主席更是在很多关键时刻数次准确的判断了各方势力的态度。
大家要知道,西安事变的发生,我党的领导人也是压根就没有想到,更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红军最初的构想,也只是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杨虎城的西北军达成合作,组建西北联合政府,依靠苏联提供的武器和帮助,进行统一抗日。
但是张学良扣押蒋介石,这就让事情的发展偏离了原本的轨道,而在蒋介石被扣押后,其实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以何应钦为首的一派黄埔系人马,他们决定武力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甚至都派空军对西安周边进行了轰炸,几十万国民党中央军更是从四面八方向西安集结开来。
而何应钦本人,更是巴不得张学良将蒋介石杀掉,这样他就能以黄埔系第二人的身份,继承蒋介石多年的苦心经营。当然蒋介石也有对自己忠心的一批人,例如宋美龄以及他背后的孔宋两家,除此之外,黄埔系学生派大多都是拥蒋的,教官系除了少数几个人支持何应钦,多数人还都是以蒋介石的安危为重。
试想一下,如果中央军这时候和张学良等人矛盾激化,伤害了蒋介石性命,就国民党内部来说,既有得好处的,但也有不愿意看到的。而在这个时候,我党就发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毛主席更是清楚的判断到了国民党内部对蒋介石被扣押的态度。
虽然毛主席也曾认为杀掉蒋介石有好处,能够一了百了,但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总是坏处大于好处,所以杀蒋是行不通的。但如果是听从斯大林指示,放了蒋介石,完成共产国际交给的任务。这样的选择,其实对于西安事变来说都不是最佳选择,所以这时候毛主席的构想就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首先我们来看毛主席构想中的第一句话: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显而易见,毛主席决定恢复蒋介石自由,但决定不能像斯大林说的那样,将此事直接定义为张学良发动的“叛变”,非但不能如此,还要给张学良将军提供精神上乃至于武力上的支持。
因此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后,我党一贯采取了支持的口吻,称张学良和杨虎城此举为爱国行动。除此之外,红军战士们还和东北军以及西北军,做好了联防的准备,以此来抗击国民党中央军带来的压力,这些措施,其实给了国民党南京方面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明白,如果红军、东北军、西北军都联合起来,他们不一定吃得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得接受条件。
而这个条件,便是蒋介石必须停止“剿共”,或许有人会说,蒋介石都被扣押在了西安,为何还要在意南京方面的态度。其实国民党的既定国策,“攘外必先安内”,在国民党上层,并不是蒋介石一个人支持的,如果只有他一个人支持,这也是行不通的。基本上任何一个政策的实行,都会有一大批拥护者,例如蒋介石他的支持者,尤以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和政学系为首,这一大帮人在国民党内部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派系,内部构成主要是前北洋政府的一些政客,以及当时名声在外的一些社会活动家,他们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并且“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就是政学系骨干杨永泰提出来的。
所以毛主席很清楚,西安事变的爆发,不光要让蒋介石看到这项政策的破产,也要让他们这些支持者明白,现在的中国走这条路是行不通的。这才有了双方你来我往,又是要打又是要谈判,待所有人都看到,目前国内统一抗日的呼声,这些人必然会重新考量,全面抗日在当下的重要性。
而后来在西安事变的谈判中,蒋介石本人在口头上也是答应了这个条件,这也是他获得自由的一大原因。其次我们来看毛主席的第二句话,这便是:借此机会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毛主席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在给未来做打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以后究竟该怎么发展,这也是一个问题。而对于红军来说,借西安事变这个机会,结束已经打了十年的内战,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情。
这样的话,红军不但能上前线抗日,也有了合法性,借此机会,九死一生经过长征来到延安的红军,便会浴火重生。
事实最终证实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在他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西安事变在中国革命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发挥出来了它巨大的作用,并使得中国革命焕然一新。
后来的故事不用多说,八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曾经只有几万人的红军,已经变成了拥有上百万正规军,以及数百万民兵的巨大力量,并在之后短短三年时间里面,以风卷残云之势,将国民党赶出了大陆,建立了新中国。
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离不开西安事变,更离不开毛主席的智慧。而毛主席一生,总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无论是湘江战役之后的遵义会议,还是现在的西安事变,他总能以超乎寻常的能力和眼光,带领红军走向胜利。作为领袖,作为舵手,毛主席的功绩,将永远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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