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说白了就是一种奉行“命令”与“服从”的刚性制度。这种制度的能量自统治者发出，辐射到各级官员的身上。
官僚是皇权的服从者，所以在绝大多数时代都处于被动地位。但若抛开了统治阶层再来看官僚制度，那么，它便成了一种以人情为主的软性制度。由这种软性制度所引申出的一系列弊病中，就包含了灰色收入。
那么，“灰色收入”与“白色收入”又有什么区别呢？
举例来说，赶上年节，地方知府的家里来了个远房亲戚做客，亲戚为了表示敬意，送来了一些价值不菲的礼物。
如果，知府的亲戚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他送礼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增进亲情，那么，这些值钱的礼物就是白色收入。
倘若，这个亲戚本身就有一定的官家背景，例如他是某地知县，或是受某人所托来找知府办事，这些礼物都是回报，那么，这笔钱自然而然就成了灰色收入。
之所以在古代灰色收入如此盛行，正是因为这种软性制度所编制的蜘蛛网。道理是非常浅显的，人与人之间熟稔了之后，便会形成关系，一层一层的关系构建了人脉资源。在讲究人情的古代社会，有关系就更容易办成事。
所谓灰色收入，其实就是打通人脉的过程。想要与本来不熟稔的人增进关系，就有必要准备一笔礼金和礼品，靠物质来让陌生的关系变得熟络。久而久之，人情社会中因利益而构建的关系网，将的人网罗进来，将点连接成线段，将线段连接成面。
灰色收入是什么？
就是在人情网中流通的鱼虾。人情网织得越大，能捕捉到的鱼虾个头越大。人情网织得越紧密，捕捉到的鱼虾数量也就越多。掰开了揉碎了来说，古代人情社会所遵循的法则，其实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倘若人人都能杜绝潜规则，像包拯一样清正廉洁，不论得没得到好处都能给予公正对待，那么，谁还会愿意在人情网中投入没有意义的交际成本呢？有历史爱好者搜集了各方史料，计算了某些古代高官的灰色收入，然而他们算出来的数据却并不精确。
为什么？
因为史料中所记载的灰色收入只能是九牛一毛，灰色收入的隐蔽性使得这种收入很难被人查知。况且，灰色收入往往是变量，并不是固定的，影响变量的因素有太多太多。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职务，不同的目的，都会直接影响到灰色收入的数量。
《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了张集馨的为官生涯，也为我们描画了一幅生动的官场生态。张集馨所见的同僚们，每天都活跃于迎来送往，在下班后来到同事家中参加集会。大型的宴会每个月都会有几场，小型的应酬则接连不断。
每次酒宴，聘请戏班的开销、赏赐小厮的银两、酒水的支出加在一起，大约在二百金左右。晚清官员就是在觥筹交错和欢声笑语中，完成了对朝廷赋予的公权力向私利的转化，随后又将这种风气渗透到社会的各行各业。
交际场上的酒是热的，人是热的，连过手的金银都是热的，这些热的东西无疑比冰冷又不近人情的白纸黑字看起来更舒服。当然，在绝大多数时期，官员还是要靠冰冷的制度条文来办事的，毕竟，体制内的一系列问题，大多要借此来解决。
不过，当这些条文行不通时，官员便要开始拿出人情社会的那一套。搬出这套隐性规则时，官员便在权力上覆盖了一层相对温柔的面纱，给予一些人曲径通幽的特权。对于古代官僚集团的分子而言，关键在于如何在人情社会中游刃有余，而不是如何学习朝廷的指导指示。
因此，绝大多数的古代官员都采取了所谓“人情”的立体化手段，用“温暖”的方式将自己维持在人情网络里。除非是一些特殊时期（如朱元璋的洪武年间），否则，官员想在政治场上有一席之地，必不能免去这些俗套的手段。像海瑞、包拯、魏征一类的人虽然存在，但他们的存在却是凤毛麟角。
对于古代法律而言，这些人情网处于灰色地带，从未僭越。因此，人们习惯性地将人情网中的人际支出称作灰色收入，而不是黑色收入。至于由此而引申出的灰色生存意识，则几乎贯穿了整个古代社会，彻底渗透进社会各个阶层。
参考资料：
【《道咸宦海见闻录》、《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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