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劳荣枝案：女魔头，偷生者，寻常人，为何“一个都不能少”？

劳荣枝案一审历经两天，但更像是一场沉积许久的案情发布会。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媒体所摘取的庭审细节，更多基于是非在报道，而舆论所涉入的观点考量，更多基于想象在品评。所以，对于庭审的全貌来讲，其实跟媒体舆论构建起来的庭审细节是有绝对偏差的，但就眼下的情境而言，应该没有多少人会去在意其中的异同。

要知道，媒体舆论视野中的劳荣枝对应的是十恶不赦的女魔头，也就是永远会被放在法子英的语境中进行描摹。所以当劳荣枝在声辩的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求生欲时，自然就会触怒舆论的正向情绪，以至于劳荣枝越想“脱罪”，就越不得人心。

然而回到具体的是非逻辑上，劳荣枝的声辩逻辑也不是绝对荒唐，起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面对正义诉求的大逻辑上，暂且好像还轮不到她先站出来“喊冤”，所以无论她说什么苦，道什么痛，都好像是在“自说自话”，除却加剧公众的愤懑，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

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道德大义从来只允许受害人及家属诉苦，而作为加害者早已被抽离成绝对的恶人，这种情况下，即便加害者所陈述的是“事实真相”，往往也不会被认可。毕竟当极致的恶行让人不可理解的时候，就意味着“恶人只能是恶人”，而其“受害人”的立场多半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就劳荣枝案一审的舆情反应来看，基本上也是在可预料的范围之中。

虽然舆论的反应中，对于劳荣枝的声辩不是很满意，但是就法理程序的推进来看，这个环节还必须存在。事实上，劳荣枝的声辩并非构成强逻辑关系，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而回到法理的范畴，既然已经决定审理劳荣枝，就足以说明定性其罪行的强逻辑证据链已经形成，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于此，回到媒体舆论的场域中，其实最核心的追问并不在劳荣枝女魔头的标签上，而是在于劳荣枝作为偷生者及寻常人的标签上。一方面，具体的操作上容易实现，也能形成非虚构的文本；另一方面，更容易引发公共性的反思，也就是人化和魔化之间，其实并不遥远。

只是，目前来看，女魔头，偷生者，寻常人这三个标签在劳荣枝身上是相对撕裂的，作为她的亲属、同学、男友（潜逃中认识的）都觉得她“很不错”（为人处事等），但是站在案情及受害人家属的立场上，她又显得“魔性十足”，总之在不同的站位下，画像简直天壤之别。

这看起来不正常，却也情理之中，因为人性是复杂的，“彼之蜜糖，吾之砒霜”这在很多情况下是绝对存在的，就如法子英那样的亡命徒而言，也并非绝对不相信痛苦，只不过他在绝对的恶行之下，早已把人命和痛苦抽离化，以至于他人性的一面基本泯灭，只有魔性十足的爪牙存在人间。

同样的问题，在劳荣枝的身上应该也是一样的。但是她始终认为自己的恶行是被法子英控制的结果，就在于她并没有察觉自保和加害之间，其实根本没有构成强逻辑关系。说到底，害怕法子英祸害自己的家人及自己，就去祸害别人，根本的自救路径就走错了，所以就算劳荣枝声辩的细节都是事实真相，也还是不能掩盖她内心的凶险。

另外，媒体舆论既要表现出正义的情绪，也要适当地进行克制，要不然所谓的正义诉求很容易跑偏。事实上，“法理审判”一定要站在“舆论审判”前面，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舆论审判”才有现实意义，要不然媒体舆论先入为主式的吃瓜断案操作，很容易忽略事实，而回到江湖尺度。

说到底，审判定罪不是拍脑袋的事儿，一切的罪行定论都要基于事实真相及案情是非去拟定，所以作为舆论的反应来讲，就不应该过分追求“迅速结案的逻辑”，而是要随着案情的释放，逐步厘清个体人性的复杂性，以此作为一种探索人性的基本脉络。

要不然只是以局外人的情绪化进行案情的审视，除却显得喧嚣十足，不仅触摸不到案情本身，也触摸不到反思的路径。因为就审判劳荣枝来讲，永远是两个场域的问题，舆论场的妖魔化，法理场的事实化，两方面有交叉，却没有彼此验证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媒体舆论审视劳荣枝案这本身就是个复杂的“证明题”，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基本的是非观，但也只是证明其固有的合理性。并且对于整个案情的考量来讲，只有将“涉案人”劳荣枝全面解读，才能算得上合格的“吃瓜群众”，要不然，只是简单的情绪释放，就永远跟悲剧反思勾连不起来。

不得不承认，审视劳荣枝案，女魔头，偷生者，寻常人真是“一个都不能少”。她作案前做过什么？她作案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她逃亡中又怎样面对自己？这些都是值得被看见的事实。甚至，在她面对庭审时的求生欲里，有多少是想做个好人，有多少是畏惧不确定性的结果，都应该被掰开来看。

因为，这世上还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做到绝对不矛盾的存在：杀人如麻却也忠肝义胆，正直坦率又凶残暴虐，小肚鸡肠兼大啊咧咧。而在看明白这些之后，你又如何在你的世界里安放自我呢？相信这不只是劳荣枝的困境，也是所有人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