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去世：师承费正清，研究中国超过半世纪

人们可以批评傅高义著作的种种缺点和某些立场，但傅高义数十年对中国的研究，对中国的深沉感情，都值得中国人珍视。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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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2月20日，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社交网站上发布消息称，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去世，享年90岁。

傅高义，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汉学研究学者，也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对中国而言，他是一位真正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同时，他也是日本人民的老朋友。出版过多本有关中国和日本的专著，以同情之理解向西方介绍中国和日本，并引发了巨大反响。此外他还和高丽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金炳周教授等学者联合编著了《朴正熙时代》。从研究范围和在西方引发的反响来说，傅高义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东亚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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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月，傅高义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一个小镇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

傅高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和日本。其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的有《日本新中产阶级》（1963）《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1969）《日本第一》（1979）《重整旗鼓——企业的振兴与竞争》（1985）《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1989）《亚洲四小龙腾飞之谜》（1991）《日本还是第一吗》（2000）《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2002）《邓小平时代》（2011）《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2019）等等。

▲《邓小平时代》（图/网络）

傅高义的博士论文是《婚姻关系与受情绪困扰的孩子》。1958年，傅高义偕前妻苏珊娜和他们刚刚一岁的儿子前往日本。在东京市郊真间町的田野研究过程中，傅高义发现，日本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原来的中产阶级主要是商人，但当时在大公司或政府机构工作的工薪雇员家庭正在成为新的中产阶级。于是，他决定改变原来的选题，开始了长达两年的田野调查。

返回美国之后，傅高义先任教于耶鲁大学，不久后进入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他一边在跟着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学习汉语，跟着费正清等人学习中国历史、政治与文化，一边撰写《日本新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这本书于1963年出版，后来也成为了傅高义的成名作。同时，这本书也是他的转型之作，从社会学、人类学转向了日本研究和中国研究。

同样是在这一年，傅高义前往香港，研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政治、社会与文化。他采访了一些来自广东的移民和偷渡客，并系统阅读《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和《上游》等报刊。以此为基础撰写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在196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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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师承于费正清，傅高义积极推动了中美关系。他参加了冷战期间建立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工作，和费正清一道为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出谋划策，致力改善中美关系。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实质性改善，傅高义于1973年跟随美国国家科学院资助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从此之后，他频频来华。也是在这一年，傅高义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不久中心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1975年，傅高义接受日本基金会的邀请和资助，去日本采访战后商界和金融界的领军人物。傅高义发现，日本的成功与所谓国民性或勤劳、克己等传统美德无关，而得益于其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1979年，《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出版，此书很快在日本和美国引发了轰动，在日本先后卖出100多万册。

应广东省政府的邀请，傅高义于1987年走访了全广东的14个地级市和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去了全省100个县中的70多个，拜访了30多名县级以上的官员。在两年后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此书在时间段上和此前的《共产主义下的广东》前后衔接，将研究的视野从全能型的国家转向“过渡中的社会”。

▲傅高义（图/视觉中国）

尽管“亚洲四小龙”的说法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但傅高义的《亚洲四小龙腾飞之谜》（1991）出版后，这一概念才成为讨论新兴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典范。在上世纪90年代，傅高义应克林顿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奈之邀，出任东亚情报官，两年后返回哈佛，再度出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卸职不久，傅高义用10年时间撰写长达700多页的《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即中文版的《邓小平时代》）一书。2013年初，中文版《邓小平时代》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很快引发了轰动效应，迄今为止卖出了100多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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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于日本，费正清都心存善意。对于中国，傅高义和他老师费正清一样，抱有深沉的感情。在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中，像傅高义这样热爱中国、并感情深厚的学者已经少之又少。正因于此，他投入了大量精力和时间研究中国，写出了一本本关于中国的专著，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建设。

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研究专家，傅高义对于中国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也有察觉，他希望中国现代化。在几十年时间里，他亲眼目睹了中国从革命年代走向改革开放，这变化让他感到欣喜。

同时，出于对中国的深厚感情，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提及不多。傅高义美国学者的身份，使得他讲述“中国故事”时能够发挥难以替代的功效和作用。对大多数读者而言，傅高义展示的是“他者”眼里的中国，这有助于他们看清中国在世界坐标系中的位置。

另一方面，因为傅高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淡化或者回避，这使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学者对他多有批评。在学术上，傅高义的研究饱受争议，有学者指出，《邓小平时代》存在206个错误，另有学者认为超出了这个数字。而傅高义对日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争议。《日本第一》出版11年后，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陷入了长期的停滞，这使得傅高义的著作受到质疑。

尽管《邓小平时代》等著作存在一些不足，但在当下的情境下，它仍然为中国读者提供了美国学者的视角。换言之，这些缺点并不能使该书失去所有的阅读价值和研究意义。当然，在一段时间之后，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会产生更好的同类作品。

人们可以批评傅高义著作的种种缺点和某些立场，但傅高义数十年对中国的研究，对中国的深沉感情，都值得中国人珍视。而某些中国问题，更需要中国人自己解决，而不能将自己的心愿投射到这样一个外国学者身上。因此，对傅高义的理解，可以有多个层面，不必执于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