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竹简出土，揭开汉朝识字率端倪，或颠覆了传统认知！

笔落惊风雨，字成泣鬼神！

仓颉造字成功，惊天地泣鬼神，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字属于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奢侈品，普通人与之绝缘，知识的载体——文字属于贵族垄断产物。春秋时代，随着破产贵族越来越多，逐渐开始有人将家里掌握知识传播出去，于是“文人阶级”出现，知识慢慢走向平民。

从春秋至汉代，经过诸子百家的洗礼与数百年的发展，到汉朝时中国识字率有多高？考古发现汉代竹简，或许就揭开了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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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在内蒙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地区，在汉代烽燧遗址中出土简牍一万余支，后被称为“居延汉简”，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

居延烽燧遗址，始建于西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废弃于东汉末年，历史上曾起到维护河西走廊畅通、保证汉与西域交通、切断匈奴与羌联系的战略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烽燧。秦汉时期，中国北方疆域并不以明长城为界，在明长城之北还有新秦中等领土，所以汉代烽燧遗址才会出现在内蒙古。

按照汉朝烽燧制度，一般烽燧驻守戍卒不到十人，居延烽燧基宽2.5～2.8米、高3米，与寻常烽燧没什么区别，因此居延烽燧驻守人数大约不过十人。但不到十人的烽燧，却在两百余年中积累了一万多支汉简，显然极不一般。

学者整理解读之后，发现居延汉简记载的内容，绝大部分为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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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汉简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四条。

1，戍卒日常劳作的记录《日迹簿》，武器装备登记的记录《守备器簿》，粮食发放的记录、衣物存放的记录等。

2，蒙学书如《仓颉篇》、《急就章》等以及“九九表”。

3，数量颇多的习字简，是书写练习的遗存。

4，个人债务的记录、私人信件等。

日常工作记录，蒙学书籍，练字竹简，私人“日记”.......说明居延烽燧中有识字的人，有正在学习识字的人。

不过，居延烽燧毕竟是200余年积累，且孤证不立，单独一个居延竹简还缺乏说服力。建国之后，考古专家又相继发现多个汉代烽燧遗址，比如花海汉代烽燧遗址、甲渠候官遗址、甲渠塞第四燧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等，出土数万枚汉简，其内容有诏书、簿籍、甲子表、书信、《仓颉篇》等。

显然，汉代驻守烽燧的小团队中，至少有一人识字，以记录日常工作，接受上级命令等。而且，蒙学作品《仓颉篇》的反复出现，说明烽燧军官爱学习，而爱学习的动力，或许就是汉代军人升职需要识字的严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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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汉简的出土，颠覆了我们对汉代军人的认知，原来汉代军人、至少基层军官并非大老粗，虽然未必能够卖弄文字，但至少略通文墨，识字率不会太低。

军中如此，民间如何？《汉书•艺文志》引录汉代法律，指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职责：“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可知汉代“民”上书的普遍。

《史记•外戚世家》记载了一位普通人的识字案例。汉文帝的皇后姓窦，普通家庭出身，父亲清贫垂钓，不幸坠河溺亡，留下二子一女，其中弟弟窦广国“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吕太后时，窦氏以良家子身份入汉宫伺候吕太后，后因缘巧合成了汉文帝的皇后。而窦广国被拐走之后，“传十余家”，又被转卖十余家挖煤，二十岁时煤矿坍塌，死了很多人，矿主在当地待不下去了，就将窦广国一起迁居到长安。窦广国来到长安后，听说窦皇后新立，出身观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小，识其县名及姓，又常与其姊采桑堕，用为符信”，于是“上书自陈”。窦广国成为奴仆期间，相比主人不会教他认字，那么应该就是四五岁之前识字的。

汉朝时皇权还不像后世高不可攀，经常有平民上书。

汉文帝时，少女缇萦直接上书皇帝，“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缇萦是神医淳于意女儿，为了救父上书皇帝，这就是缇萦救父的故事。

汉武帝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司马迁记载的卜式，原本只是一位牧童。

汉昭帝时，河南太守魏相得罪霍光，受到迫害，“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将军，自言愿复留作一年以赎太守罪，河南老弱万余人守关欲入上书。”

汉宣帝时，“掖庭宫婢则令民夫上书，自陈尝有阿保之功”，这是社会下层人士识字足以上书的例证。汉宣帝幼时被关在监狱，称帝之后，监狱工作人员上书报功。

王莽时期，“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这一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其中必然存在不少普通民众。

尽管无法判断“民”上书的诉状是不是他们自己所写，但一旦上书成功，往往都会被召去问询，甚至还要再登记一些材料、签字画押什么的，因此请别人代书的可能性不大。

通过史料与考古材料，基本可以判断汉代普通人的识字率并不低，甚至要超出我们的想象。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书院院长王子今感慨，“许多事实告诉我们，由于民间教育的普及，这一比率（汉代识字率）是相当可观的。”

那么，在没有纸张、书籍奇少的年代，汉代识字率为何如此高呢？《四民月令》等文献记载，汉代已有“乡村小学”，但教学时往往会避开农忙季节，又有“贫子冬日乃得学书”的说法，确保了较高的入学率。可见，汉代民间基础教育的普及，和灵活的入学时间，或许是汉代保证较高识字率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就以汉代识字率这一点管中窥豹，三国、五胡乱华、南北朝的乱世，对中华文明负面影响之大超出想象，或许这数百年的分裂，不仅改变了政局、民族、经济等，还让华夏很多优良传统遭到摧残，乃至断绝。

参考资料：《居延汉简》、《史记》、《汉书》、《汉代社会识字率推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