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从工厂辞职。此前，我通过业余时间搞“第二职业”赚了些钱，银行存款有2万元，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
辞职后，我更留心赚钱机会。报纸上说温州实行利率开放，利息可以高到12%，就想把钱存到温州去。去温州的船票都买好了，我从报纸上看到另一条消息：国家要开放国债交易，先在上海等7个城市试点。有交易就有价差，就有获利机会，于是放弃把钱存银行的想法，去买卖国库券。
1988年4月21日，上海开放国库券买卖。我一大早赶到网点，以开盘价104元买了两万元年利率15%的3年期国库券，当天下午涨到112元。我赶紧卖掉，赚了800元，相当于在工厂工作时一年的工资。
很快，我发现全国8个试点国债交易城市的国库券差价很大，而人民银行禁止金融机构之间流通国库券。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一些试点城市的银行为了周转资金，会以低于面值(100元)的价格出售国库券，从而不同城市之间国库券出现套利空间。于是我想到国库券异地买卖这条路子。
最初，我在合肥、上海之间来回跑。复利效应之下，两个月就赚到10万元。随着试点从第一批7个城市扩大到第二批54个城市，我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最远去过新疆、黑龙江，每张国库券各地之间的差价可以大到超过10元。地方越穷，当地国库券就越便宜。当时中国人的金融意识淡漠，国库券发行阻碍重重，许多地方发行国库券靠摊派，而买了国库券的老百姓急于兑现，打八折抛售给银行。银行普遍缺资金，有些银行国库券业务的启动资金只有十几万元，一下子就胀死了。我带着现金来买，当地银行把我当救星。
我的本金快速膨胀，很快过了百万元，就不再亲自到外地跑，雇了几个人在全国跑，我坐镇上海用电话指挥。那时我订了数十份报刊，每天读，分析金融形势和经济状况，同时留心上海刚开张不久的股票柜台交易市场。1989年，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由于保值利率的提高，信用社和银行把几十年的盈利都贴进去了，处于亏损的边缘。我感觉到这是利率即将下调的信号，决定抛掉国库券，买进股票。
在经过初期的火爆之后，当时上海的股票柜台交易市场进入低迷状态，交易者寥寥无几。营业部员工好心地劝我不要买，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我第一次买入的是“电真空”，面值100元，此前最高涨到140多元，当时跌到91元。在买入之前，我观察它一年多。当时股票分几种，一是甲种，红利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二是乙种，下保底上不封顶；三是非甲非乙，既保底又封顶。电真空是非甲非乙，规定最高红利率15％，最低不低于银行利息。
第一次买了3000股。算一算，如果每股一年能分15元红利，就是4万多元。当时我对营业部的人说，估计利率要调低，所以买点股票放着。结果没多久，利息果然下调。有人传说“杨百万”有背景，知道内幕消息。我哪有背景？我就是读报分析出来的。
半年后股票开始暴涨，电真空股价涨到800元。我抛了股票后出门旅游了一个月，因为我知道，下跌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结果一直跌到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电真空的价格是375元。交易所开业第一天，电真空成交1000多股，我一个人买进了500股。
这以后，我经常受邀到全国各地讲课作报告，在报刊发表文章。令我最感荣耀的是2000年10月，以初中毕业生的身份，我走上北京大学的讲台，为研究生和MBA讲授证券市场的理念和实务。我是市场的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这个市场上，我们不仅赚了钱，而且找到了发挥才能、实现价值的用武之地。（本报记者周松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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