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卫：收藏碑帖的理由（四）

陕西人收藏碑帖的理由

收藏金石拓片，从全国范围来说，陕西人毋庸置疑有着最为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悠悠秦川，仿佛每一寸黄土，都刻着一段惊世的历史；仿佛每一袭秋风，都能卷起一则千古的传说。我们不知道，比女娲、伏羲的创世故事更加久远的华胥古国是否曾在这里存在过；也无法确定，统一了炎黄部落的轩辕黄帝是否曾在此地铸鼎分九州；更无法知晓，令“天雨粟，鬼夜哭”的仓颉造字是否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但是不可否认，周代八百年天下的辉煌从这里开始书写，强横的秦朝也自这里承担起一统天下的历史使命，瑰丽汉唐的盛世风韵更是从这里散播四周诸国，因此，此地遗留的钟鼎尤其碑石的数量相当可观，以致有“关中碑版之富甲于天下”的说法。

广武将军碑·清拓

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 ( 藏品）

能担当得起“甲天下”三字，自然要有着充足的底气。陕西的底气就在于，它坐拥着的金石碑刻数量之巨、质量之高、价值之重，在国内堪称首屈一指。在这里，古老王朝的气息依然在钟鼎碑林间鼓荡，奏响出一曲曲庙堂之音与乡野之风交织的庄严高妙而又活泼和谐的音律，令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不过，漫无目的地聆听多半会迷路，我们不妨从周代顺流而下。

凤鸣岐山、周朝始兴，取殷商而代之的周王室依然延续着甲骨刻辞的应用，不过，承载着周王朝礼乐与祭祀制度的青铜器越发成熟，以惊艳的姿态，在复杂的工艺、华丽的纹饰、丰富的铭文中描画着王朝的盛景。作为周室肇基之地，陕西出土了分布于周代各个时期的众多青铜重器，譬如昔日周武王赐黄金命“右事利”利簋所铸的一件礼器，其上铭文因利簋而被命名为《利簋铭文》，短短三十余字的铭文不仅展现了端庄肃穆的早期周金文风貌，还记录了惊天动地的“武王伐纣”历史，令几千年间在官修正史与稗官野史中有着诸多版本与揣测的著名战争，终于得以揭开它险些在时间中消散的真实面目。在书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大盂鼎》《墙盘》《毛公鼎》以及《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同样出土于陕西，含蓄凝练又不乏苍劲悠扬的《大盂鼎铭文》是西周金文繁盛期的代表作，刀锋之下散发出的是“踌躇满志的王者气象”；西周恭王时期的《墙盘铭文》以收放有度、规律严谨的字体，在恪守的金文法度中铺展开诗经般的文风；拥有迄今出土青铜器中最长铭文的《毛公鼎》，是西周宣王时期的产物，此时，酝酿着诸多社会矛盾的王朝业已被斜阳笼罩，然而青铜艺术与铭文书法经过远古鼎盛文化的洗礼却已发展到极致，这种极致顺理成章地在集中于《毛公鼎》之上——令人击节赞叹的成熟大篆、古奥艰深的文训诰词、端庄稳重的环纹器型，让《毛公鼎》自清末出土后迅速闻名于世；同为周宣王时期重器的《虢季子白盘》，则以另一种端方秀美、恬淡疏朗的书风，在保土安邦的铭文下承担了推陈出新、承上启下的书法意义；更晚期的《散氏盘铭文》演变出了潇洒放诞的意味，以摇曳错落的趣味与活泼自由的美感书写出成熟金文的多变魅力……这些青铜重器，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国之瑰宝，每一篇铭文几乎都是金文书法的杰出之作。虽然除《墙盘》外，余者均已离开陕西，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但是它们诞生的文化根系依然深埋在这里。立足于陕西，俯仰之间承接的便是这样一种沉甸甸的文化。

石门颂·原石

周代的历史还没有结束，只是，周平王东迁洛邑（洛阳）后，陕西便不再听到周王室的礼乐雅言，这里被东去的周王赐封给诸侯秦国，陕西的寸寸黄土自此开始滚过秦人开辟疆土的杀伐之音。有意思的是，能征善战、雄心勃勃的秦人，竟然将他们争霸的愿望凿刻在石头上，承载了这个奇特愿望的文字被后世称为《诅楚文》。《诅楚文》在北宋年间共发现了三块，其中的《告巫咸文》石刻据说出土于秦宗祝祭祀巫咸神之所在的凤翔（今属陕西）开元寺，后来相继被苏轼、欧阳修以及后世的诸多文人墨客赋诗、著录、考释。这块刻石，佐证着秦楚之间一场计谋与兵戈较量，裹挟着秦国文字从金文向小篆转变的影子，就这样被后世知晓。不过，秦人的石刻并不全然充斥着狼烟，出土于初唐陈仓（今属陕西）的《石鼓文》就以古雅浩荡的措辞、体象卓然的书法，成为史诗般的珍贵遗存。《石鼓文》由十个刻着叙事诗的石鼓组成，记录了先秦某位国君的猎祭活动。其书体明丽圆秀，上承周之大篆，下启秦之小篆，堪称中国历代碑刻之宗。即使诞生的时间难以考证，也并不妨碍它们得到自唐以来诸多书法名家的推崇、诗人的赞颂、学者的研究乃至帝王的珍视，而它们的拓片也早已达到一字万金的价位。只是，日益响亮的声名也令它们勾连着历史上的一次次灾难，铺成了它们曲折多舛的命运之路——历史的剥蚀带给它们累累的伤痕，千余年跌宕的经历让它们丢失了二百余字，几经颠沛让它们早已离开故土陕西……所幸，它们在不同时代的“贵人”相助下，最终走到了今天，而安家北京故宫博物院则是它们颠沛命运的终结。如今，对于《石鼓文》的研究与著译还在继续，对于其书法的学习与追摹也在书家的笔下延伸，对其拓片的收藏同样在收藏界传承着，我想，这其中必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陕西人的身影。

顺陵残碑

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 ( 藏品）

时间在积淀着底蕴，也在悄悄酝酿着更多的奇迹，随着秦汉隋唐等封建王朝相继将帝都设在此处，占着京畿之地的优势，占着人才荟萃的便利，历代宫室之碑、山川之碑、桥道之碑、墓道之碑、功德之碑等各种碑刻在这里的递增之势简直不能阻挡，令陕西的古代碑刻数量终成全国之冠。这些碑刻于数量上值得称道，于文化意义上同样是可惊可叹。

位于陕西汉中的褒斜道石门，集中着百余方由汉及宋的摩崖石刻，这些石刻因先秦始建在秦岭天堑之上的褒斜栈道、汉初修在褒河的山河堰水利工程以及东汉攻山凿石而出的石门隧道，而自东汉起渐渐出现于石门的东西两壁及褒河两岸的险坡、断崖乃至沙滩大石之上，或是官方对开凿、修复褒斜栈道及石门、山河堰的记载，或是历代游人在此感怀而书的题记，其中“石门十三品”等汉魏石刻蜚声古今，是千年间学者们极为推崇的书法之作，在古代书法史上留下极为重要的一笔。“石门十三品”以东汉《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北魏《石门铭》等为代表，或是汉代摩崖精品，呈现出由篆转隶的重要书法阶段；或是少见的三国遗存，展现“三分天下”短暂时代的书法真容……峭壁悬立，古道巍巍，褒河激流，山风荡荡，如斯惊心动魄的美景，让人在时隔千年后的今天也不由地悬心——装备简陋的古人是如何在如此险要的地势环境中，将这些饱含时代书风的字迹神魂毕现地刻在坚硬的山石之上？面对着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吞噬掉自己性命的危崖、险滩，我想，工匠们最初会有或多或少的恐惧感吧？不过，当刀凿斧刻下充满美感的文字一点点在山石上显露身形时，被环境分散的心神想必会在此起彼伏的凿击声下，渐渐凝于眼前缓慢舒展开的这些粗细不一、长短各异的线条，全神贯注的工匠也许已然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心中沉吟的只有线条的恰当与否。于是，一件又一件杰作诞生了，是古人改造自然的历史业绩的见证，而其本身也是古人征服自然的珍贵作品，天长日久又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纵然“石门十三品”已被迁至汉中博物馆，遗留下来的石刻仍然是褒斜栈道不可不看的风景，这些字迹在或自由浪漫、或奇纵恣肆、或飞扬灵动、或高浑劲挺的神韵中，留给后世的不仅是艺术与审美，更是智慧与勇气。

汉代曹全碑·清拓

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 ( 藏品）

石门摩崖的野逸之音仍在褒斜栈道的山谷中回荡，位于汉中东北方的长安（今西安）则在帝都的荣光下渐次迎来大规模的汉魏隋唐名碑。宋哲宗元祐二年，为保存唐开元年间的《石台孝经》、《开成石经》及《十三经》，此地始建碑林，后经过历朝历代的维修与扩建，此中收纳的碑刻越来越多，直至逼近三千之数，成为保存历代名碑数量最多的碑林。除西安当地的历代碑刻外，陕西甚至全国其他地区的众多重要碑刻也汇集于此，当中多有出自古代书法名家之手的碑石，令这里成为名扬海内外的书法艺苑、文化宝库。如东汉《曹全碑》，虽不知其书者为何人，可其字秀丽多姿，是成熟汉隶的代表之作；魏晋《司马芳残碑》，笔法跌宕秀逸，显露出由隶转楷的痕迹；北魏《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则以浑厚古拙的风格被清末康有为誉为“隶楷之极则”；《石台孝经》是唐玄宗李隆基的手笔，在精美的纹饰中，昭示着大唐盛世的皇家气象。此外，酣畅淋漓的《断千字文碑》是“草圣”张旭的遗笔；雅练刚健的《玄秘塔碑》是柳公权遗留于世的柳体楷书范本；至于颜真卿的名碑书迹更是有着诸多的保存——《臧怀恪碑》《多宝塔碑》《颜勤礼碑》等等，展示着颜体日臻精益完美的发展过程……另外，原存于山东邹峄山的秦朝石刻《峄山碑》以及河南洛阳的《熹平石经残石》与《正始石经》等重要石刻，也在经历一番曲折命运后落脚于西安碑林。《鸳鸯七志》同样不能不提。其原是近现代书法名家于右任先生收藏的几百方古代墓志中的七方，因是北魏元氏家族中七对夫妇的墓志，在墓志收藏中殊为难得，兼之其上书法属魏碑上乘之作，因而颇受于右任珍视，他甚至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鸳鸯七志斋”，而他收藏的志石也被称为“鸳鸯七志斋藏石”，这个浪漫的名称在这批藏石被转赠给西安碑林后一直沿用至今。漫步西安碑林，莽莽碑石林立，浩浩书风涌动，一碑一历史，一碑一故事，如同时间与历史的浓缩，微一触及便可被其上的精妙书法、其中包容的厚重内涵所感染，这是文化于古今的传递，是历史于古今的传承，也是艺术于古今碰撞……

西安碑林之外的其他名碑自然也不在少数，例如为欧阳询所书的“九成宫醴泉铭碑”、褚遂良所书的两通笔致迥异的“圣教序碑”等等，同样为后人所推崇。然而，历史的馈赠给予陕西的不仅于此，大量珍贵碑刻的存在，曾令为数不少的旧拓在此地流传，其中一些珍贵的拓片、拓本甚至在古代已是千金难求。即使在旧拓难寻的今日，一些新拓也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值得世人去寻觅。只是，历经风霜的碑石看似坚固实则脆弱无比，在拓印的同时，也要以保护原碑为不可动摇的根本。

喜欢收藏的陕西人，还等什么，收藏碑帖拓片正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