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州为什么不属于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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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孜”在藏语里为“洁白美丽”之意，这个地名最初来源于寺名，当年五世达赖喇嘛派弟子到康巴地区兴建寺庙，并以此为据点弘扬格鲁派教法。

　　弟子在寺庙选址时，看见了一处地方堆积着许多白色的石头，便认为是处宝地，便在此建了“甘孜扎西雪珠诺布林”(意为洁白美丽的讲修吉祥宝地)。

　　由此，以甘孜寺为中心的这片地方便得名“甘孜”，取代了之前“雪曼扎通”的地名。

　　不过本文所述的“甘孜”，并非甘孜寺所在的甘孜县，而是甘孜藏族自治州，是一个面积15.3万平方公里，下辖1个县级市、17个县的广大地区。

　　其实单说起甘孜藏区很多人都有点懵逼，但如果拆开了说一些点，只要是进过藏的，人人都知道。

　　318线上的泸定、康定、雅江、理塘、巴塘；317线上的炉霍、甘孜、德格，夹在两条川藏线之间的丹巴、道孚、新龙；散落在南北两翼的色达、白玉、稻城、乡城、石渠，都是甘孜藏区的一部分。

　　如果说到旅游景点，那就更是大名鼎鼎了。

　　稻城亚丁、贡嘎山（蜀山之王）、雅拉神山、格聂神山、海螺沟、塔公草原、色达佛学院、亚青寺、德格印经院、噶陀寺、白玉寺、八邦寺、松格嘛呢石经城，个个都是藏迷们心中的圣地。

　　可以这么说，沿着318国道去西藏，甘孜是最先让你感受到藏地风情的地方。

　　虽然甘孜州藏风浓烈，那行政上为什么归属四川管理呢？

　　这就得从历史沿革脉络上分析了，先秦时期中原与甘孜地区没太多联系，史料记载上基本是一片空白，两边各过各的，相安无事也挺好。

　　汉武帝平定西南夷后，开始在川滇地区推行“羁縻”管理政策。

　　“羁縻”一词原指套在牛马头上的笼头，政治上就是“以夷制夷”之策。

　　唐朝则在贞观四年(630年)平定东突厥后，将羁縻制度推向了高峰，最多时设置羁縻州府达八百多个，分归单于、安北、北庭、安东、安西、安南六大都护府管理。

　　虽然羁縻府州府有长官世袭、税收自给等相对独立的特点，但汉官依旧对羁縻州府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所以，最晚到贞观年间，甘孜东北部的地区已在唐朝管束之下，即便这种管理相对比较松旷。

　　这也是唐朝对周边羌人“恩威并重，怀柔远人，羁糜治之”，总体策略的反映。

　　但随着吐蕃王朝的强势崛起，不断向四川盆地拓展，川西群山之间成了两大帝国争霸的斗兽场。

　　于是，生活在康藏地区诸羌有了新的选择，他们在唐朝和吐蕃之间来回摇摆，走过了一段从弃唐投蕃，到弃蕃投唐的曲线。

　　天宝年间，唐朝与地处苍山洱海的南诏国交恶。

　　750年（天宝九年），南诏国王阁罗凤发兵陷剑南道姚州（今云南省姚安县），杀云南太守张虔陀。

　　而后，唐军分两次由鲜于仲通、李宓带兵征讨南诏，均遭败绩，十几万唐军全军覆没，史称“天宝战争”。

　　这两场大败让唐朝关中、四川、云南的军事力量被大量消耗，间接导致次年安史之乱爆发时，唐朝政府兵力不足，只能从陇西抽调军队防御。

　　唐诏交恶后，南诏带着一干附庸彻底倒向吐蕃，吐蕃册封阁逻凤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这意味着，从川西到滇北，包含甘孜州在内的广大地区，已被吐蕃有效的控制。

　　因而百度上说，唐朝时期甘孜处于两国边境拉锯位置是不准确的，唐蕃反复争夺的剑南防线，位于甘孜东北方的阿坝藏区，而不是甘孜藏区。

　　而后安史之乱的到来，让唐朝将西域、河西走廊和陇右之地拱手相让，剑南道也只能凭崇山峻岭道路难行苦苦支撑。

　　但唐朝的战争潜力依旧不是吐蕃所能比拟，虽然战争态势上处于东西两线作战，但身宽体胖的唐朝最终还是拖死了吐蕃。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崩溃，西藏地区进入了长达数百年的割据时期。

　　在之后绵长的岁月里，中原割据朝代和南北宋均无力染指川西，而卫藏地区的割据势力也无力向东拓展。

　　康区山河破碎的地形特点，也无法支撑统一的强势政权存在。

　　因为，受制于古代交通、通讯水平的低下，崇山峻岭阻隔的康区，管理成本太高，管理结构无法落地。

　　因此，康区长期处于大小头人各自为政的状态，同时这种互不隶属的状态下，各势力间不断相互掠夺仇杀，这种生态环境也铸就了康巴汉子彪悍的性格特点。

　　此时的甘孜作为汉藏两地的结合部，成了商贾交流的必经之地。无数条茶马古道的线路，像一张大网将两个地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生活在此地的康区藏族（康巴人）因善于经营商业，成了“藏族里的犹太人”。

　　这种互不隶属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蒙元时期，因南宋剧烈的抵抗，蒙古帝国制定了一条取道西藏、攻云南、据四川、沿江而下的战略计划。

　　虽然最后，这一计划没有能够完全实施，蒙古征伐的触角却已伸入了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藏区。

　　据《甘孜州民族志》记载：元代所称的“朵甘思”，包含今青海玉树和果洛的南部、四川甘孜州、木里县、云南迪庆自治州全部，四川阿坝州西部和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为“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辖区。

　　也就是说，元朝时期甘孜再一次被纳入了，中央政权的管辖范围。

　　伴随着蒙古军队频繁出入康巴地区，蒙古的部落势力也在此落地生根。

　　在不晚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霍尔（“霍尔”是历史上藏族对蒙古人的称呼）部落便占据了以今甘孜县为中心的地住牧地区至明末时，霍尔部落的辖境已经拓展至甘孜、新龙、炉霍、道孚以及德格县和色达县的一部分地区，成为康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常值得玩味的是，虽然元朝政府对西藏萨迦派地方政权无比信任，为了摧垮挑战者，不惜两次携重兵入藏弹压，但在行政划分上却始终不肯将安多、康巴两地拱手相让。

　　这其实，就是中央政权在保有多康的基础上，钳制西藏的策略体现。

　　之后的中央政府也承袭了元朝的策略，所以才有“稳藏必先安康”的说法。

　　明清两朝对康巴地区的管理，基本采用了土司制度作为中央管理体系的神经末梢。

　　但由于康巴民风彪悍，且山川阻远，不但在各地土司常爆发血腥侵夺，对中央政权也多有抗命。

　　清朝时期的平定大小金川和七征瞻对便是中央与地方矛盾激化的产物，虽然清朝对康区的用兵常有始无终，但在多次军事行动中各地土司的配合与调整，却让中原与康地的联系愈发紧密，并最终导致清末出现了改土归流的浪潮。

　　回溯了包括甘孜在内的康区历史，我们就能知道，某些人在国际上宣传“康区长期由藏人独立管理”的论点根本是无稽之谈。

　　别说多康两地，在元朝以后便归属于中央政权直接管理，甚至就是现在行政上划归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长期都不归属于西藏。

　　民国六年（1917年）9月，爆发的第一次川藏战争中，西藏地方军队攻陷了川军驻守的昌都（察木多），并继续东侵袭，连克德格、邓坷、石渠、白玉等县。西藏地方政府为此增设了一个噶伦（即昌都噶厦）为首的文武职官系统，常驻昌都。

　　1932年7月，西康军队分三路展开反击，藏军全面崩溃，退至金沙江以西。

　　由此，形成了西康省与西藏以金沙江为界的局面。以后新中国划分省域时，不过是尊重了民国时期的既成事实，昌都才成了西藏自治区的组成部分。

　　所以，甘孜藏区“为什么不属于西藏”的答案，应该是“它本来就不属于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