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从未摆脱边缘国家的定义,它处于地理的边缘,也曾处于战败的边缘、破产的边缘、核毁灭的边缘,甚至美利坚帝国的边缘。但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倡导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第一个构建自由贸易体系,第一个掌握自由主义贸易下世界霸权的近代帝国,它一次次从边缘中走出。在二战后,它其实是第一个步入真正现代状态的国家。
撰文〡叶克飞
“对英国而言,二战是一段笼罩一切、造成了巨大打击的经历,以至于人们愿意将战后与战前的英国分隔开来,就仿佛一把巨大的利刃将英国历史一斩两断一般。在某些显而易见的方面,的确如此。战争从物质上和工业上都改变了英国,摧毁了城市中心;通过刺激外来移民和向外移民,它最终还改变了这里的人口构成;它改变了英国的政治气氛和我们对待政府的态度;随着战后生育率的激增,它甚至还改变了代际关系。”
这段来自《现代英国史》的论述,非常符合人们的固有认知,也是战后英国所呈现的真实状态。
书名:《现代英国史》
作者:安德鲁·玛尔
译者:李岩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2月
定价:128元
但如果通过这一系列状态,得出“英国没落”的结论,虽然依旧是许多人的固有认知,却显得武断和片面。如果将战后英国与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完全割裂,更是一种乡愿式的贬低。
也正因此,《现代英国史》的作者安德鲁·玛尔在开头那段论述之后,紧跟着写道:“不过在其他方面,战后的英国只不过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延续。在二战结束后直到丘吉尔败选下台的这段时间里,1945年的议会与1935年被选出的议会是同一个,来自过去那个时代的下议院被冻结、保存下来。对王室的服从与尊重、对白种人优越性的信念、认为英国制造业仍然是世界最佳的自负心态,也都历经危险的岁月,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
这些完整保存下来的思维,好坏自然见仁见智,比如白人的优越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确实是支撑英国传统的最重要元素。如果你想探究二战之后的英国,就不能忽视英国人的这些心态。
《现代英国史》是著名BBC纪录片的原著,讲述从1945年二战胜利,到2016年脱欧公投期间的英国史。
在这70年间,英国始终危机不断——先是击败德国入侵,然后是破产、大英帝国的解体,最后又成了重新塑造世界的移民中心。政治和经济变迁贯穿了整个故事,安德鲁·玛尔的写法轻松有趣,也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探寻英国如何一步步走进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时代,如何最终走向脱欧。
很多人会低估英国在这些年里的巨大变化,但安德鲁·玛尔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英国是个遭受了战争破坏且没有效率的国家,即将被法国、德国和日本这些之前的战败国超越。但更加完整的故事、更加广阔的图景是,英国未经历革命,便成功地从勉力维持自身强权地位的缺乏效率的帝国主义制造商,转变成了更加富裕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安德鲁·玛尔将战后七十年划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5年到1950年间,虽然面临着二战带来的千疮百孔,但英国人幸运地遇上了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府之一。在这期间执政的工党政府,改变了英国的医疗和福利体系,并成功抵御外部震荡,虽然世界地位急剧下降。
第二阶段是1951年到1964年间,英国始终在小圈子政治间打转,并维持着战后经济的增长。可喜的是,在安德鲁·玛尔看来,“在政治与经济之外,一个新的国度正在破土而出:色彩更加鲜艳、更加时尚、雄性气质较少。”
第三阶段是1964年到1979年间,它被视为现代英国兴起又失败的15年。安德鲁·玛尔写道,“现代”不仅仅指的是英国的外观和形态,更意味着对计划与管理的信念。这是属于务实者的时代,他们将废除一切陈旧过时的事物。英国自身也不再是小型的独立贸易商,而是加入了当时可供选择的最大集团——欧洲经济共同体。
第四阶段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阶段,即1979年到1989年之间,撒切尔夫人在赢得大选后,重塑了这个国度。
第五阶段在1990年到2007年间,在安德鲁·玛尔看来,“英国从来都是一个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曾先后位于战败的边缘、破产的边缘、核毁灭的边缘,以及美利坚帝国的边缘,最后却发现自己来到了现代状态的最前沿。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对世界都格外开放,主动将自己强加于世界各地;如今,英国却以另一种方式成了‘世界性的岛屿’”。对于这个变化,他多少乐见其成。
最后一个阶段是2007年到本书结束的2016年,英国人展开了脱欧的政治冒险,走向未知。
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总有绕不开的人物,比如艾德礼。这位工党政治家于1945年接替丘吉尔出任首相。他一方面支持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一方面实行大规模福利事业,建立国民医疗服务制度,奠定了英国作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基础。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大肆国有化举措,但在二战后的那段时间里,他的政策确实为英国带来了快速稳定和复苏。而他的最大贡献,是让英国摆脱了殖民主义国家的束缚,完成了非殖民化。
在非殖民化这个问题上,很多人一厢情愿将之视为英国的没落。诚然,当时的英国对海外殖民地的约束力越来越小,但也正是英国对殖民主义的放弃,使得它率先真正迈入现代国家之林。
艾德礼的另一个可贵之处,是他的管治更偏重于协调而非专横独断。在二战后,基于专制所带来的暴力与苦难,欧洲各国普遍对“政治强人”有着高度警惕。艾德礼恰恰在战后初期的这段时光里,将英国拉到一个可以坐下来好好对话的轨道中,摆脱了战时状态。
安德鲁·玛尔这样描述那个时代——“当时,爱国主义并不狭隘,‘社会’这种东西依然存在,没有人会对公共利益嗤之以鼻。工党承诺要带领人们建设‘新耶路撒冷’,尽管没有人完全明白这一奇妙之城会是什么样子,但显然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的新政策是必不可少的。英国电影也充满了活力与雄心。设计师和建筑师将二战期间在欧洲构想出的方案带到了英国,建设出了一个更加敞亮、通风、多姿多彩的国度。在科学与技术领域,英国同样取得了将在和平时期大展宏图的杰出成就。”
同样绕不过去的人物还有坚持反对艾德礼的撒切尔夫人。一方面坚持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一方面主张新保守主义的“撒切尔主义”,直至今天仍是英国历史上最为我推崇的制度体系。
就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撒切尔夫人率先推行私有化时,密特朗领导下的法国正在进行大规模国有化。有趣的是,当撒切尔夫人坚持自己的自由市场政策,说出“撒切尔夫人是不会转弯的”这句名言时,密特朗也在1982年被迫来了个大转弯,成为私有化支持者。
尽管近二十年,撒切尔主义貌似被英国人打入冷宫,但在我看来,仍无法抹杀英国在那段时光里的尝试与坚持。国退民进,小而强的政府,鼓励民营经济,鼓励全民创新,提倡个人自由,尊重“看不见的手”,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流。正如有人所说,直至今日,西方世界仍然没有人能够提出取代自由市场原则的思想,所以撒切尔时代从未结束。
更可贵的是,尽管英国失去了霸权(这也是许多热衷霸权多于人性的人津津乐道的一点),但它仍处于大分工的顶端,在金融和科技领域仍有极大的话语权优势。
而且,判断一个国家的标准并非只有国际地位,正如安德鲁·玛尔所写的那样:“开放的市场,受过良好教育的忙碌的人们,相对而言廉洁且守法的民族传统,以及享受 20 世纪生活里的新技术与新体验的乐观心态——这些都使得英国带给人的总体感受要比单看政治史时好得多。近几十年来,信仰与意识形态衰退了,被消费主义与名人文化所取代,这也许稍稍有损我们的威严。不过,现代英国在科学、文化和金融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曾经令世界获益,也将继续如此。”
安德鲁·玛尔还假设了一个穿越的场景——如果百年前的英国人穿越到现在,或许会感到困惑与可笑,而40年代的那些年轻人,还有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如今仍然生活在我们身边,要么坐着轮椅,要么隐居在护理院中。通过他们的人生、他们做出的抉择,时光流逝到了当下”。换言之,“我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当年所选择的样子”。
英国从未摆脱边缘国家的定义,它处于地理的边缘,也曾处于战败的边缘、破产的边缘、核毁灭的边缘,甚至美利坚帝国的边缘。但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倡导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第一个构建自由贸易体系,第一个掌握自由主义贸易下世界霸权的近代帝国,它一次次从边缘中走出。在二战后,它其实是第一个步入真正现代状态的国家。
当沉迷于地缘政治和霸权思维的你,将英国视为一个衰落的国家时,它恰恰迎来了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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