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 武威天祝第一所红色私塾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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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祝第一所

红色私塾诞生记

——西路红军杨文局在天祝县西顶草原创办学校的往事

赵国珍 梅生虎

天祝藏族自治县大红沟镇下西顶小学的前身是1941年6月，在西路红军女英雄杨文局的热情倡导下，由当

地藏族牧民梅洛桑却增和夫人李坚草吉创办的“梅家私塾” 演变而来的。这是天祝县域最早富有红色基因的农牧区私塾学堂，也是藏民族开明贤达人士在家乡兴办较早的私塾学校之一，更是解放前天祝县惟一免食宿、免穿衣、免医疗、免课本费、免师资薪酬、免笔墨纸张等一切费用的民办寄宿制教育。尽管这所红色私塾在短短的6年间陆续培养了169名藏、土、汉等各民族学生，但她鲜为人知的故事却耐人寻味，激荡人心。她点燃了华锐边远农牧区启蒙教育的火种，她是天祝农牧区民间寄宿制免费办学的首创，她是传承西路红军红色基因、弘扬各民族大团结的典范。

杨文局西顶草原遇到救命恩人

西路军，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红军女英雄杨文

局就是战火中永生的一朵铿锵玫瑰。

1936年10月至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一幕红军西征失败的战役。尽管战争失败，但西路红军在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世世代代感染和激励着后人。在这支西路军的部队里有一对历经沧桑、初心不改的英雄夫妻，丈夫郑义斋，西路军高级将领、总供给部部长；妻子杨文局，西路军女英雄、妇女工兵营营长、总供给部财务科长。然而，郑义斋部长在河西走廊石窝山为徐向前、李先念等首长获送军费的战斗中血战疆场，壮烈牺牲。

巾帼英雄杨文局在祁连山辗转打游击时不幸被俘，虽然自己身陷囹圄，但她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始终坚如磐石，初心永远铭刻心间。在马家军的战俘营里敌人劝她投降，她义正词严地回答说：“西路军失败了，党还在，红军还在，革命一定会胜利。”

在马匪军武威监狱囚禁中，她顽强地生下了西路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孩子。几经周折，杨文局做通了看守的思想工作，终于摆脱了敌人的羁绊，东躲西藏，昼伏夜行，讨荒度日，义无反顾地向着大山深处的天祝县大红沟西顶草原艰难行进。

1938年初秋时节，杨文局怀抱着不满1岁的儿子郑盟海，一路装作哑巴，一心寻找曾经在古浪战役中给西路红军捐赠过大批牛羊、粮食、金银、藏药等众多物资的藏族梅氏家庭。她无数次默默地念想：“老郑牺牲前想得对，他的嘱咐指明了我们母子生活的去向，只有这样走到最偏僻的地方，才能摆脱敌人的残害，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日后再与党组织联系。”即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杨文局也始终对党对革命事业充满希望，对自己所为之奋斗的事业充满坚定信念。

当她爬上高高的天祝县大红沟地带的西顶草原时，真是苍天有眼，大地有灵。她意外地遇到了一位十分善良的藏族妇女李坚草吉。骑马行走在草原上的李坚草吉，看到弱不禁风的杨文局孤儿寡母蓬头垢面，倒在雪地里气息奄奄，生命垂危，慈善仁义的李坚草吉顿生悲悯之心，她用自己的体温把饥饿中冻得失去知觉而昏迷的杨文局母子救醒过来，热情坦诚地把他们接到自己家中给吃给穿收留下来。

当时，梅洛桑却增和李坚草吉一家是天祝县西顶草原上最富有的人家，牛羊成群，耕地百石，家底殷实，乐善好施，从而使杨文局母子有了可靠的生活保障。在共同的生活中，杨文局和李坚草吉结下了姐妹般的情谊，并结拜为干姊妹。在杨文局的先进思想影响下，李坚草吉一生收养了18个贫困残疾人和孤儿，含辛茹苦地把他们从小抚养成人，并一个个都安了家，这些非亲非故的人们一生都亲切地称她为阿妈。

李坚草吉的儿子梅万海恰好和郑盟海同年出生，万海早生几天为兄，盟海为弟。每当马匪的队伍入寨排查搜家抓共军时，两位老人就千方百计把杨文局藏进草垛内、地窖里、山野涧，把两个孩子哄睡在一起，当作自己的双胞胎儿子一次次躲过劫难。

杨文局的儿子郑盟海和梅万海从小脸型酷似，打扮一致，身着同样的藏族服饰，整天玩耍生活在一块，在他们共同生活的12年里，梅家请来私塾先生创办私塾学堂给他们和贫寒学子共同教书识字，同窗共度建立了不是亲兄弟，胜似亲手足的深厚情谊。

岁月悠悠，姐妹情深；时光流逝，兄弟情长。当李坚草吉得知杨文局是一位共产党员、女红军时，更是尊重敬佩，从不让她下地干苦活累活脏活。有时自己的儿子和杨文局的儿子玩耍时闹起矛盾来，李坚草吉总是责怪和批评教育自己的孩子，使得杨文局无数次感动得泪流满面。

在12个春秋的漫漫长夜里，杨文局无数次痴痴地遥望着东方的天际，等待着早一天迎接光明之神的到来。直到武威解放后的1949年秋，她才在藏族救命恩人梅洛桑却增和李坚草吉的精心护送下，骑着毛驴翻山越岭，行程近百公里赶到武威，终于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

不能再让孩子们重当睁眼瞎子

1940年，转眼间李坚草吉的长女梅召玛草、长子梅万海和杨文局的孩子郑盟海都已长到学文化的年龄，从小在青海曲坛寺饱读佛教经文的梅洛桑却增承担起给三个孩子教授藏语文的任务。在梅家这样一个大家庭里，人人都有自己份内的活计，作为一家之主整天耕田放牧忙忙碌碌，教孩子读书都是闲了教一下识几个字，忙了就顾不得教了。

1941年春节，3年装聋作哑隐蔽身份的杨文局怀着对梅氏一家的深入了解和充分信任，终于笑容可掬地说起满口的四川话来，这让梅氏全家人兴奋不已。

大年初一，当杨文局和李坚草吉在传统而隆重的仪规中拜天拜地结为干姊妹时，庆贺宴上杨文局大胆地提出两点建议：继续延续梅氏家族赈灾救民施舍的“牛娃子饭” ；请一位有文化的先生来家里长期坚持教孩子们从小学习文化，千万不能让孩子们再当没有文化的睁眼瞎子。杨文局的这两个建议顿时感动了梅洛桑却增老两口，他们立刻答应并嘱托杨文局亲手操办。

杨文局在老年时的回忆中说：“当时，梅召玛草已经10岁多了，梅万海和郑盟海都4岁多了，两个男孩调皮得不得了，家里谁都管不了他们，只是对我有几分害怕，有时我气上来拿上棍棒恐吓他们哩。从1941年春节到清明前后春种时，老爷子四处奔波寻找老师数月，从武威坝里的上古城一带请来了一位姓潘的教书先生，约定每年付给石二粮食、1头5岁大牦牛、两只大羯羊和40个白铊子(银元) 。身穿长袍马褂的潘先生30多岁，个头高高的，人长得也很结实，一口浓浓的凉州方言，教起《百家姓》《三字经》来声音洪亮，有时点头哈腰、有时摇头晃脑怪怪的，我时常在吃饭时和玩笑中模仿他的声调和姿态调侃他，他只是低头一笑，脾气好得很，就是不愿大胆管孩子。”

“潘先生来后教了3个多月书，他说这里山大沟深太寂寞，没有个交谈的人自己会急出病来，他就请求掌柜子再请一位先生来他们两个人教书。不久，一位张义堡姓查的先生穿着长袍马褂骑着马来了，这人也就40岁左右，他和潘先生两人同住两间的大客房，既是宿舍又是学堂，他们早上、下午轮换着上课，全教的《三字经》《弟子规》《幼学琼林》《四书》《五经》之类的知识，写字全用毛笔。二年级开始每天写够10方大楷字。他两是最早来的教书先生，我却咋想也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

红色私塾点燃农牧民扫盲明灯

杨文局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初，请来教书先生的初衷是只给家里的孩子教点文化，可事与愿违。关键是万海和盟海这两个孩子太调皮捣蛋了。梅洛桑却增与李坚草吉中年得子，视子女如掌上明珠，从小宠爱有加；盟海在我肚子里时就经历生死百战，出生在监狱里时早就没有了父亲，人人都怜悯这个苦命的孩子，娇生惯养，养成了他倔强的秉性，犯点小毛病我也舍不得动他一指头蛋儿！因为全家老少尊师重教，两位先生同等酬薪，待遇优厚，他们教书尽心尽力。村寨里的同龄娃娃们整天狂呼乱吼着上山采野果鲜花，在牛羊棚圈、山崖石缝、房前屋后掏鸟娃窝，有时还捕蛇打猎抓野兔。孩童们的这些举动吸引着学堂里的3个娃娃，先生和大人们稍不留心，他们便翻墙越房、钻水洞，溜出庄院跟着孩童们上山玩去了。”
杨文局回忆道：“在万般无奈中，我和两位先生提前商量好后，共同在饭桌上向掌柜子当面建议：娃娃们往外跑我们都管不住了，是村寨里的穷孩子吆喝着去玩耍。上山有野果子尝鲜，捣鸟窝抓野兔子本来就是孩童们的天性，森林里捉迷藏打野仗乐趣无穷。再说先生教几个学生都是一样的教法，根本不在乎多几个少几个，干脆把这些穷孩子也拉拢进来一起从头学文化，先生教书的时候让他们静下心来安心学，玩的时候让先生把他们带到草原上畅快地玩。不料，我们预谋的妙计得到了掌柜子的大加赞许，两位先生高兴得彻夜未眠。”

杨文局在回忆录中写道：“1941年6月，开办梅家私塾的消息在大红沟山乡村寨不胫而走。据两位先生初步掌握生源情况，天祝县哈溪滩、大红沟、西顶农牧区和凉州区的庙山、古城、校尉、二坝、张义堡等周边地区的许多老百姓只是太贫困供不起学生，但他们都有送孩子读私塾的愿望。于是，梅洛桑却增和我立刻忙碌了起来。家里腾出8间房屋作私塾学堂，其中4大间里用土坯打上泥板炕为宿舍，两大间里用土坯砌成矮矮的方形墩子，在泥墩子上面铺上宽厚的木板固定好当课桌，请来木匠师傅做了许多长条板凳，又在两间土坯房子里盘了锅灶，添置了锅碗瓢盆等灶具，一所简陋的私塾学堂就这样很快收拾起来了。”

“梅洛桑却增从凉州的庙山请来个姓叶的矮老头儿当炊事员做饭，师生同住同吃没有任何特殊。早餐一般都是小米稀饭、洋芋拌面汤、青稞面馍头子，午餐和晚餐大多时候是野葱花汤面条、萝卜白菜汤和杂粮锅盔，个别时候有白米饭、清汤牛羊肉、洋芋粉条菜、野菇炒白菜和转拨刀干拌面，每个节日都有白面馍馍、酥油糌粑、手抓羊肉和牦牛大骨头吃，平日里一半时间的饭菜里多少都有点肉，有鲜肉也有风干肉，浑素搭配得很好。师生吃喝没有定量，顿顿吃饱为准，饭菜花样不多，量还是很充足的，但绝对拒绝铺张浪费，学童倒掉饭菜必受惩罚。凡是死亡的各种畜肉绝不允许带进食堂，腐烂的食物绝不让任何人食用，死肉不食这是藏族人家的规矩。大师傅的薪酬和放牧种庄稼的长工同等。” 杨文局回忆说。

杨文局和两位先生沉浸在紧锣密鼓兴办梅家私塾的喜悦氛围中。她深情地回忆道：“ 梅老爷子是个说干就干的急性子人。他常给我们说，念书和修行一样，是用修行养德和增长善知识的内在力量来降服住不老实的心和不文明的冲动举止。教者，上所施，下所效，身体力行才是道德之人。我们要尊崇做人戒律，是善举必求果，是好事做到底，慷慨的心才能品尝施舍的乐，绝不允许干那些嘴上喊得震天响，许了甜头不发糖的蠢事。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当即分工，由梅洛桑却增和李坚草吉动员长工们和庄院邻里送孩子读书；两位先生入户走访，劝导大人和周边适龄儿童前来学文化，给他们当徒弟；我向李坚草吉大姐要了许多布料和各色的花红线，先缝制了几十个装满药草的花肚兜和布书包，看布匹还多就参照万海和盟海的身子个头又熬了月余时间，赶制出了30多套童子服和30多床被褥。”

杨文局说：“那时候，当地15岁上下的许多男孩子们仍穿着开裆裤，有的从来没有穿过囫囵裤子，寒冬里爬在热炕上围着破被子门都不敢出，盛夏里经常光屁股摔上到处乱跑，看惯了习惯了谁也没有害羞之说，我就怕学子们裸着屁股光着腚来学堂不雅观。我抽空领上两个女同胞上山，采集来6大捆乳白色的香毛子草晒干碾碎装成枕头，盼望着来读书的学子越多越好。我们辛辛苦苦准备月余时间一切就绪，可只送来9个孩子，我们大失所望，主人办私塾的信心也减了一半。”

“一天下午牛羊进圈的时候，我到上羊圈里催促两名羊倌来吃晚饭，看见一位高个头姓曹的牧羊人正在清点羊数，他随着羊群的跑动上下左右摔着右手手指，嘴里不停地喊你也有哩、它也有哩、它们娘儿两个也有哩，就这样反反复复点了半天，我问他数了多少只羊？他只回答说够这里。而另一个姓蔡的羊倌则嘴里哼着黄眼窝、黑脖子、红头子、圈角子、麻花子、拐腿子、大尾巴、扎耳子等等，点完后我问他数了多少只羊？他也只说够这里。我想牧场上狼呀、豹子呀、狗熊呀、狐狸呀满山遍野到处跑，万一吃掉几只羊控怕防不胜防，两个人都说不上所放羊群的准确数目，这也有点太危险了。这天晚上，我突发奇想，动员主人和先生利用夜晚休息时间办个牧工识字班，教会他们写名字、数牛羊的本领。” 她回忆道。

“新改造好的学堂里亮起红艳艳的煤油灯盏，23名中青年一人一盏灯把学堂照得明灿灿的。木子李、弓长张、天地人、人之初、12345，潘先生一字一句教这些成年人学习。他们嘴里念叨着，用指头在木板桌上写写画画，有的人当晚就学会了自己姓氏的写法。擅长画动物的查先生白天在麻头纸上用毛笔写好牛、羊、驴、马、骡等好几张配有相应牲畜的挂图，用线头连接装订起来，晚上一页一页翻着教，大伙的学习劲头可足了。我再次领上两个妇女，上山砍了几捆木质坚硬的土儿条，用利斧头剁成两三寸长正正齐齐的小棍子，用线绳扎成百株一捆的小捆儿，交给潘先生作为算术道具教农牧工们学习加减法，主人家从张义堡买来10把算盘，学习两个月后加上了珠算课。学员的煤油灯是自制的，油也是自己添的，其余一切都是免费的。” 杨文局回忆说。

“从小从青海互助迁徙到天祝县华藏寺红大村又辗转到西顶草原的娃娃羊倌卓福山，他是梅家年龄最小的牛羊放牧员，他跟着梅洛桑却增边放牧边耕作边读书，耕读并重，纯朴厚道、精明能干、善动脑筋、吃苦耐劳，心系百姓，眼光长远，是梅洛桑却增和李坚草吉夫妻眼里最优秀的学生和最出色的小管家，解放后他在梅家招成上门女婿，他和梅召玛草喜结莲俪。结婚3年后，卓福山携妻怀抱长子卓英才返回红大村定居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岔口驿农业合作社主任、岔口驿大队大队长、红大大队党支书兼‘革委会’主任、岔口驿公社党委副书记、天祝县‘革委会’委员、县委委员、武威地区‘贫协’副主任、甘肃省第五届人民代表等众多职务。曾多次被评为省、地、县级劳动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1965年和1969年，先后两次作为全省少数民族先进个人代表赴北京参加天安门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杨文局首先讲到了先进典型人物卓福山的光辉业绩，她笑容灿烂的脸上绽放出无限的喜悦和自豪。

杨文局说：“这所私塾别开生面，包罗万象，囊括小学全课程。开展汉、藏两文双语教学，还有体育、财会、劳动、转山踏青、礼佛祭祖等课目，按照现在的说法德智体美劳全包含，还有点职业培训的味道。潘先生和查先生专教语文、算术、美术、体育和会计、统计课程，梅洛桑却增每星期利用4个下午教藏文和佛经，还要随季节给10几岁的高年级孩子们手把手教授木匠、皮匠、毡匠、油漆匠等手工制作技术，要求大孩子们必须完成各工种各工序各环节的实训操作。”

“我给学童们讲传统故事，我讲着讲着就得意忘形地讲起了红军打仗的亲历故事。其实娃娃们最爱听我讲述的打仗故事，只是每星期只安排一个下午，讲不完的我就夜晚跑到学生宿舍里接着讲。我和李坚草吉大姐的特殊课就是带上背着背蒌的学童到草原上拾牛粪、扫羊粪，拾到几大堆牛羊粪用车拉畜驮，运来烧饭填炕。仲春时节带上学生挖野菜改善伙食，秋季里领上学生到草原上采蘑菇，采来大堆鲜菇串起来晒干一年四季吃，这也算劳动课、游山课。梅洛桑却增是西顶草原上家喻户晓的藏医曼巴(医生) ，他和我的劳动课还有带上学生，到草原森林里他按标本教会学生识药、采药方法，我和每位先生6至8人一组，分季节到森林、草原上采集药材，背回家清洗晒干后由精通藏医藏药的他亲手配伍熬制成药膏、药丸、药贴，孩子们有个头疼脑热肚子痛一把抓，还给慕名而来的乡邻们免费送藏药疗百疾。我和梅召玛草还有一个重要的活计就是每晚开课前，在学堂里早早生好土炉子，到开课时炉火通红，火苗在一个劲的跳舞，学子们暖暖和和学识字，先生教的仔细，学员学的踏实，3个月下来大家普遍学会了百十个生字，数牛数羊已是小菜一碟。” 杨文局在回忆录中写道。

成人夜校叩开学童求学之门

杨文局回忆：“1941年6月12日，只有12名学童的梅家私塾在张灯结彩中正式开学，郑盟海担任班长，梅万海任学习委员，梅召玛草任生活委员。梅家的亲朋好友骑着高头大马前来挂红赠匾，高朋满座，煞是热闹。这天早上，由梅洛桑却增主持开学大礼：爆竹震天，锣鼓齐鸣，桑烟缭绕。两位先生带领学生父子首先向孔圣人画像行大礼，然后向他们二位先生行拜师礼。新来的9名汉族学童全穿上了我手工缝制的新衣服，他们都住进了寄宿制客房，第一次享受到崭新的被褥和可口的饭菜。”

“梅洛桑却增言简意赅地说，古礼的本质是成就学生的恭敬之心，读书人言行不一是文化废弃的根源，庶民们不学无术是愚昧落后受贫困的世代枷锁。崇尚文化、尊师重道、彰显仁义礼智仁信，才能救人危急而促人改变命运。我以施舍之愿结缘孩童教书育人，仗义为你们供学子，我能供得起。只要我吃饱，你们的孩子饿不着；只要我有衣，你们的孩心冻不着。你们来吧，把孩子们送来读书，但愿通过你们把更多的孩子送到这里来读书！他的寥寥数语赢得众人的热烈欢迎。下午，召玛草、万海、盟海这3个孩子脱掉精美漂亮的藏服，硬要换上和同学们一样的服饰进学堂，12名学生的服装、吃住上课都统一了起来。看着这些着装整齐划一的学童，两位先生笑容满面。” 杨文局在回忆录中写道。

“成人夜校办到农历八月初，参加夜间学习的几位长工把自己年满七、八岁的6个孩子送进私塾。这年，哈溪滩、上西顶、大红沟的大部分村庄遭冰雹、旱灾、霜冻而庄稼歉收，而梅家居住的小尔岔周边600多亩青稞喜获大丰收。乐善好施的梅洛桑却增老两口决定，凡送来适龄儿童上私塾者给家长赠予两斗青稞，这样又吸收来上西顶的6名贫困学子。” 杨文局说。

杨文局回忆：“刚入私塾时，新来的这6个孩子晚上想家就哭鼻子嚷嚷着回家，只要一个哭开，全宿舍的娃娃们爹娘老子的哭喊个不停。我因为吓唬他们说：你们的爹爹妈妈驮走了人家的两斗粮食，把你们换给梅家念书来了，再哭再不好好读书永远不让你们回家了。这样一说终于把他们哄乖了。这些话被查先生听到狠狠训了我一顿。他向我唠叨说，磨练孩子是历练他的一生本事，教育他们时要巧施智慧与爱心，营造好的薰习环境，谨访哄欺污染童心。还有几名晚上尿床的孩子，白天晒被褥、晚上洗衣物就是我的事儿，同学们把他们几个嬉戏成‘画龙匠’。”

“1941年后半年，私塾里的26名学童和梅家收养的李坚草吉亲侄女李领兄、 侄儿李进财姐弟两和陈宽召、卓玛草4名孤儿走进学堂，一块儿上课的共有30名学生。梅家把这几个孤儿抚育成人，长大后男的娶给媳妇安给家，女的挑选给精明强干的女婿嫁出去生儿育女幸福生活。李进财曾任下西顶牧场党总支委员、生产队长、牧业大队长。梅老爷子老两口娶给李进财的前妻名叫许才恩吉，生育一个女孩名叫李润兰，长大后嫁给毛藏华山村的杨才华。他和许离异后又娶托巴跃花，生一女孩李玉英，长大后嫁给凉州的小伙子于振良。李领兄先嫁给大红沟马路村来梅家打长工的陈俊年，生育两个男孩，长子陈录寿，次子从小夭折。她和陈俊年离异后又嫁给凉州上古城来的长工王正财，生育王桂兰、王瑞泉姐弟两个孩子。卓玛草嫁给上西顶歪巴朗沟来的长工鲁学生，生育4男2女，分别叫鲁文德、鲁文财、鲁文辉、鲁尕老、鲁瑞兰、鲁梅兰。陈宽召长大后嫁给凉州校尉来的长工张铁匠，生育一女起名梅秀英，乳名吉吉，长大后嫁给校尉柳树沟的曹根元。” 杨文局对梅家抚育的孤儿从小痛彻心腑，犹如自己的亲儿女一样百般关爱。

杨文局回忆说：“天祝大红沟东圈湾村三角城有个名叫文林海的孩子，被梅洛桑却增夫妻认作干儿子，他脑子灵活肯学习，可是只念了5年书就不来了，解放后他成了这个村子里第一个跳出农门的公办教师。凉州校尉村有个姓曹的娃娃、上古城村有个姓蓝的孩子、庙山付相庄有个姓付的娃娃，还有张义堡的查元宗、陈治宗、王浩德3个娃娃也在这里上过两年学，据说查元宗的儿子查旭山是广州中山医科大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是位全国著名的皮肤科医生。粗识字的陈治宗当了一辈子的村党支书，还带领乡亲们开发过天梯山上的花岗岩。”

“梅洛桑却增和内蒙古、青海、拉布楞、天祝、肃南等地的佛教人士、大德高僧、活佛喇嘛交往频繁，当时的章嘉、嘉木样、土观、探花、成来嘉措等多位大活佛和梅氏本家寺院青海乐都县曲坛寺的智合仓、噶让仓、曼巴仓、居巴仓、贡瓦仓等历任传世活佛，凡到河西走廊朝圣者，必到曲坛寺前身寺院凉州上房寺、百灵寺拜谒，都到小尔岔居住的梅家谢脚休息一段时日，期间转寺、诵经、游览、化缘。梅洛桑却增想方设法把他们留住，或十天半月或两三个月甚至半年时间，他们都给这所私塾的学童们教过藏文和经书。青海曲坛寺的年轻喇嘛梅彭措，是主人的亲侄子，拜访老爷来时替他教了半年藏文，干什么活计他都是一名行家里手。” 杨文局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幼学班到六年级各年级人数不等、教材不同，6个班分别在3个教室里上课。1945年秋，潘先生和查老师都到武威城里教书去了。这时教师走动频繁，教学质量很难巩固，学生时有逃学辍学。1942年到1947年，最早来的潘先生、查先生和张义堡长水村的李成元、张继儒等13名老师先后在这里教过学，解放后他们都转入国家教师队伍。李成元先生的家居住在张义堡天梯山下一个名叫牦牛圈的地方，几代人都和梅家交往密切。李成元先生在梅家教书、打长工10多年时间，直到武威解放后才离开。他和夫人郭秀兰的长子李保年与儿媳包玉桂结婚时，因李先生知识渊博，敬业爱生，管理有方，功劳卓著，除正常发给薪水外，梅家以祝贺儿郎新婚的方式赠给小麦石二、杀给牦牛1头、大羯羊两只，洗给羊毛大白毡1条，还给缝制锦缎新被褥两套。1950年李保年光荣入伍后在部队入党，参加抗美援朝战争3年，退伍后担任中路乡长水村党支部书记，多次荣获地、县、乡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 杨文局回忆说。

“从1941年秋到1946年冬，成人夜间班（也称夜校）连办6个冬夜，从1942年起，夜校每年都在10月开课到腊月中旬结束，参加学习者都没有超过30人。后来，我陆续动员了6名庄子里新娶来的小媳妇听课，只学了一两个隆冬后就因家务缠身和拉扯孩子忙碌再也不来学习了。” 杨文局说。

“解放前，相继在这里入私塾不间断读了6年书的马德庆，解放后担任了大红沟乡第一任乡长。六年级的马德仁、马德奎、马德喜、董生芳4名藏族同学转入永登县城、天祝安远继续上学，后考入西北民族学院毕业后参加工作，知识改变了命运，他们当了干部升了官，子女们都成了城里人。品学兼优的郑盟海、梅万海转入张义堡大佛寺小学（现中路中学）读书，解放后郑盟海考入西北政法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公安厅，后担任了西安警察学院院长至退休。因解放初期天祝县有文化的少数民族干部奇缺，梅万海在转入大佛寺小学就读时就被天祝县多次动员，小小年纪就被招收为少数民族干部，在财税系统干了大半辈子工作，曾荣获国家人事部、财政部‘全国财税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在时任天祝县委委员、财政局长的任上突发脑溢血病故。” 杨文局如是说。

杨文局告诉记者：“寒冬里的识字扫盲班点燃了孩童们入学堂的一把火，这些农牧民自己睁开了眼扫了盲，陆陆续续又把自己的适龄儿童送进梅家私塾 ，既解决了昔人夫妻们普遍孩子多、没饭吃、没衣穿、难养活的窘境，又让孩子们学到了文化知识，成为地方上的识书人。在那个年代，这里的山民们普遍不重视文化，孩子长到10几岁就让去耕田放牧挖药材，丰年有粮吃的时候就把私塾里念书的孩子，喊到家里干农活或者上山放牛羊去了，灾年没吃没穿了又送来混肚子穿衣服念书来了。至于学业成绩、教得好不好、学得好与坏都没人过问，所以学生一直少则20名，多的时间也在30名以内徘徊不前。直到1947年深秋，连续兴办6个年头的这所私塾学堂，先后培养各年级的学子169名，后继续升造考入大中专院校的大概不到20名，在天祝、武威等地参加工作的有60多名同学。”

“被西顶村的人们亲切地称‘老夫子’的石福山，从小到梅家私塾就读，解放前被哈溪滩大地主孔继洲聘请为会计，后来回家在村里干了一辈子会计。大尔岔沟里的郭才恩、郭才宝、杜义，上西顶严家台村的屈财国、马喜财、杨保国，哈溪滩护林口村的何珍、西滩村的宋守业等学子，解放后都是地方上小有名气的文化人、书法家、能工巧匠、致富带头人等，因他们的文化素养、豁达心胸和善解人意的修身正果而誉满山乡、德高望重。” 杨文局说。

“1947年秋，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枪炮声渐入大西北边陲，在垂死挣扎的国民党马匪军的严重干扰破坏和荷枪实弹集中抓‘童子军’的连续恐怖叫嚣中，马匪军的铁蹄打破了这所私塾学堂往日的宁静，郎郎读者声戛然而止，师生们含泪各奔东西，空荡荡的私塾大院一片萧条。” 杨文局激动地说。

“解放初，当家做主的人民政府重新在原有的教室里办起了西顶牧场小学，年轻的民办教师托拉毛峡、西北民族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杨科林、哈溪镇水泉村居住的公办教师牛永山以及当地的民办教师郑得元、蔡司庆、马瑞、王瑞泉等人曾在这里任教。随着牧场和人民公社体制变更，现更名为大红沟镇下西顶小学至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我和郑盟海都和当年的一些小朋友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和三年五载不定期的相互走动，所以通过他们四处打听和年头节下拜访，我们还是比较掌握部分学子的生活、工作处境的。” 杨文局回忆往事，记忆犹新，令人钦佩。

天祝县大红沟镇西顶草原美丽而富绕，润物细雨滋润草原上的格桑花万紫千红，徐徐清风吹拂冬青顶上的松柏林萧萧作响，这仿佛梅家私塾大院里传来的郎郎读书声。西路红军杨文局和为人师表的先贤们播种的知识之花艳丽草原，精神之花芬芳溢香。这是草原的希望，这是牧人的幸福；这是红色基因传承与锻铸的民族脊梁，这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心血与智慧托起的明天的太阳！

（文献资料均来自杨文局手抄回忆录及生前口述。这些片片断断、林林总总撷英采蕊的真实故事，都是作者早年三赴西安访问健在的杨文局时所获得的“抢救性”史料，是杨文局亲见亲闻亲历的真切实录，堪称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资料整理中作者寻找并走访了部分健在的参与者、亲历者及其亲属，再次核实了资料数据、地名、时间及其相关细节。作者均系武威日报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