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编江晓天（上）｜70年再出发

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立三先生最近在一次友人聚会中谈到，现在文学报刊上有人动辄就封谁是“名编”，仿佛“名编”到处都是。在我看来，真正称得上“名编”的，应当曾经编过几本像模像样的传世之作。

《李自成》

姚雪垠/著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三红一创”

（《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经典系列

比如江晓天，他一生组织或编辑了“三红一创”和《李自成》，可说是当之无愧的大名编。

筹建两社 奉献在出版

江晓天

20世纪50年代初，江晓天从山东青岛团市委调到团中央，开始在出版委员会工作，兼任青年科科长，并协助主任李庚筹建青年出版社。那时编辑很少，出版的图书大多都是从《中国青年》杂志上选编来的应时短文，或是翻译苏联共青团的经验之类，全是一些小薄本，时效性很强，没有几本值得保留。

经过李庚、江晓天等人的四处张罗，从北京和外地物色来一批编辑骨干和翻译人才，才开始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读物，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和《牛虻》等，青年出版社的名气才开始大了起来。

1952年，根据中宣部领导的建议。并得到出版总署和团中央的积极响应，私营的开明书店和青年出版社进行了合并。当时我是开明书店的一名员工，开始和李庚、王业康、江晓天等同志打交道。这三位领导都是老革命，在老开明人眼里，这些老革命都是党的化身，对他们十分崇敬，也都愿意和他们接近。

开明书店是家私营书店，成立于1926年，编辑作风严谨、认真，经营得法，曾出版了大量优秀读物，在旧社会读者中颇有盛名。青年出版社此时成立不久，社内编辑人员多为团的干部，编辑出版经验自然不如开明员工，但政治热情很高，马列主义水平和组织能力都比开明员工高，所以两者结合，取长补短，大家都为青年读者服务，结成了美满姻缘。

1953年4月，两社便正式合并，成立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

江晓天不但在50年代协助李庚筹建中青社，还在1982年担任文联书记处书记期间，受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委托，筹建作家出版社，并一度兼任该社总编辑。

如上所述，江晓天在他一生的出版生涯中，曾参与了两个名社的筹建工作，这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许是很少有的。

出门组稿 广结作者缘

1953年4月，中青社成立后，江晓天被任命为文学编辑室主任。此前，翻译读物已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室内还有重头译作正在加工整理，准备出版。此时，李庚和江晓天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作为团中央的出版社，总不能只靠出版翻译外国的书来生存，必须改变战略，把出书重点放在创作方面。此时，胡耀邦同志已到团中央来担任第一书记，他对出版社出书十分重视，要求出版社多抓重头产品。他的谈话对出版社各部门启发很大。

中青社第一任总编辑李庚

江晓天就更加坚定了信心，要组织力量走出大门，到各地组织稿源。方针既定，李庚、江晓天等兵分几路，分赴各地约稿。那时，我是总编室管作者档案和版权工作的，便为他们提供了空白约稿合同和作者通信资料。

几个月后，编辑们陆续返回，带回来一大批和作者签订的合同，交给我分别进行登记，并关照我按所订合同付给作者预付稿费，备作者写稿时用。合同数量之多，我至今印象很深，说明当时文艺界创作潜力很大。一些老作家如巴金，杨朔、王西彦、茹志鹃等人，经过学习实践，树立起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创作激情倍增，很想发表一些新的作品。一些新作者特别是工农兵青年作者(如费礼文、胡万春、王安等人)，创作热惜更高，争相与中青社签订合同，发表他们的创作。他们对中青社这一创举十分感动，表示一定要按时交稿，完成任务。一时中青社在外地组稿获得丰收的信息不胫而走，出版总署召开大会邀请李庚、江晓天介绍经验。实践证明，中青社这一举措使出版的文学作品大幅攀升，特别是和一些新老作家结下了永久的友谊。

《红日》

吴强/著

1953年，江晓天还把稿组到部队中去，和解放军总政文化部签下合同，获得了“解放军文艺丛书”的出版权。于是，一部部由部队知名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不断在中青社出版，其中有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张孟良的《儿女风尘记》、沈默君的《渡江侦察记》、王愿坚的《东山岛》、白桦的《猎人的姑娘》和高玉宝的《高玉宝》等等。与部队结缘以后，一个意外的收获，是作家吴强竟慕名把《红日》交给了中青社出版，成为著名的“三红一创"之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文学编辑室部分编辑合影

前排左起：唐家淑、施竹筠、凌芝、黄伊、韦钟秀

中排左起：周振甫、胡叔循、张沛霖、严绍端、陈斯庸、陈碧芳、周仲德

后排左起：唐微风、李震羽、陶国鉴、庄似旭、江晓天、张羽

西望长安 约定《创业史》

柳青在解放初期就是一位知名作家，擅长写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民的斗争生活，曾以《铜墙铁壁》和《种谷记》而闻名于世。他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作品脍炙人口，江晓天十分佩服。

1954年，江晓天得知柳青忽然离开团中央，放弃了舒适的城市生活，去陕西长安的皇甫村落户。政治上的敏感，使他想到柳青一定是去农村体验生活，将来必有一部惊人作品出现，于是他便立刻布置青年编辑黄伊，紧跟柳青去向，和他签订合同，把未来这部作品拿到手。他交代黄伊：“别的事干不完不要紧，只要拿到柳青的合同便是胜利。“黄伊心领神会，当即找我要了两份空白约稿合同，出版社先盖了约稿公章，然后急急忙忙奔赴车站，买票去了西安。

柳青落户的地点是在长安县的皇甫村，是个偏僻的农村，距西安还有相当的一段路程，交通不很方便。黄伊好不容易找到柳青住处，原来柳青已在长安县挂职，当了县委的副书记。

柳青一见这位青年编辑路远迢迢来约自己写稿，不禁哈哈大笑说：“这个江晓天，怎么派你到这里来啊，他也不想想我刚到此不久，好比种子刚埋到地里，还未发芽，哪里谈得上收获啊!不行，这个合同不能签!”黄伊一听急了，但他不能空手返回，便使出浑身解数，用他擅长的公关能力，想招说服柳青。他说：“你说的有道理，需要深人体验一段生活，但你过去长期生活在农村，写出的几部作品我都拜读过。这次下来，老江猜到你必有一部重大题材的作品问世，要我代表团中央的出版社，向你这位老团干约稿，交稿时间不限，只要答应交给中青社就行。"柳青一听，黄伊说得在理，中青社对自己抱有希望，不远万里前来约稿，只好同意签订合同。黄伊见任务完成，便回社交差。过了较长一段时间，柳青果然陆续把《创业史》第一部的部分稿件寄来，江晓天放下手头其他稿件，亲自审读初稿，还带了黄伊再次去到皇甫村，仔细听取柳青对《创业史》全书的构想，相互交换意见，进行探讨，达成共识。第一部初稿完成后，江晓天先读了一遍，提出意见，让陈碧芳担任该书责编。就这样，《创业史》第一部便于1960年6月问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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