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西原借款始末：凭本事借来的钱，为什么要还呢？

　　众所周知，百年积弱之中国先是签下一堆割地赔款的条约，又因财政的吃紧而以盐税、关税等经济命脉为抵押物借回了一大堆高利贷。虽然有各种刀架在脖子上的无奈，但毕竟是主权国家之间的行为，导致北洋后来的政府都未能摆脱“打工人”的身份，堪称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然而在这众多的借款中，有一笔神操作堪称扬眉吐气，因为它几乎是不用还。

　　将时间回溯至1916年6月，洪宪皇帝刚刚咽气，段祺瑞第二次担任国务总理，一个叫西原龟三的日本人兴奋地说道“闻zhina大总统袁世凯逝世之讯，当前我国外交行将走入绝路之际而有此事，实不可不谓为天佑也。”随后他提出了标榜中日经济提携的一系列方针，主张日本政府贷款给中国来扶助中国的铁路、银行及币制改革等。

　　这位在野人士当过寺内正毅的幕僚，开过朝鲜银行，还是一位经济学家，生平也没什么坏毛病，甚至可以说对中国并无恶行，唯特别固执，其游说竟然改变了日本政府的对华立场，从专门捣乱投机变成了扶持亲日政府。

　　▲西原：其实我是中国人的“好朋友”

　　话说饕餮属性的日本人一贯是能抢绝不偷，能偷就不吭气，当年获取“庚子赔款”的列强们虽说没安什么好心，但好歹多少都退了一点，唯独日本人大为不解：凭本事抢来的钱，为什么要还呢！此番又是卖的什么药？

　　日本人自然是给黄鼠狼给鸡拜年，然自从硬塞“二十一条”失败之后，尚未全盘军国化的日本认识到了武力的局限性，寺内正毅内阁决定用大量借款代替先前的强硬交涉，同时拓展其种种特权，试图将中国变为独占的殖民地提供了机会。

　　再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的第二年，残破不堪的欧洲对东亚风云已是有心无力，而躲过战争旋涡的日本人因为大量商品输出而小赚了一笔，口袋里叮当响得生怕别人不知道。早在1916年他们就组建了特殊银行团专事对华投资，这些承借银行只是个幌子，款项均由日本政府从国库预备金中支出。

　　▲诏书是发了，袁大头依旧视“二十一条”为手纸。

　　目下北洋群龙无首，段祺瑞有统一之志，双方怎么看都有“合作”的可能：段氏不缺枪，就缺钱，每个月的财政亏空都有800万银元，倘若跟南方再斗个三百回合，赢没赢怕都是一个结局--破产关门，故而借钱是必须的，问题只在于找谁借。

　　总之是郎有情，妾有意，两厢比较还是日本人放高利贷的愿望更迫切一点，段祺瑞稍微抛了个媚眼，他们就直接上门服务来了。

　　登门的正是前文提及的西原龟三先生（他“配得上”尊称），此番摇身一变成为了段氏的私人顾问，成了牙人（中间商）的不二之选，其目的自然是为了避免其他列强的注意，送钱都这么谨慎，日本人可谓煞费苦心。

　　▲脚盆鸡当年视借款为外交胜利

　　话说一个愿借，一个愿收，自然谈得很顺利，首笔500万日元的款项在1917年1月份就打到了交通银行的户头上。至1918年3月，借着修铁路、办电报、镇压护法运动和参加一战等众多理由，双方一共达成了8笔总共1.45亿日元的借款。

　　这笔钱究竟有多少呢？当年的日元可不是今天的购买力，能折合1亿两白银，可以说段祺瑞将《马关条约》赔款的近一半又“借”了回来。

　　而代价自然也是不小，抵押物多是山东和东三省的矿产、森林、铁路以及各种各样的债券，看上去与过去丧权辱国的高利贷并无二致，寺内正毅曾得意洋洋地宣称日本所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寺内仿佛忘了“二十一条”也是空头支票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首先，这笔钱基本上没还。段祺瑞曾对冯国璋明言“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摆出了赖账的嘴脸，而笔者则理解为他知道还不起，索性借了再说。

　　没想到的是，段氏1919年便仓皇下台，后来虽短暂执政却因无权无兵很快下野，当日本人要求还钱时他两手一摊：我现在不是民国总理了，你找现任要去！

　　目瞪口呆的日本人随后找到了张作霖，后者给他们表现了一段经典太极，直接导致了皇姑屯事件；后来又找南京政府，一贯外怂的蒋公竟然给了一个异常硬气的答复：“贿选总统之下的北京政府所借的外债概不负责偿还！”

　　▲蒋公：小样，不信治不了你

　　虽然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俗话也说了“新官不理旧账”，在漫长的扯皮中日本人终于失去了耐心，1929年他们派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携借据前来讨账，结果前一晚在宾馆时竟然莫名失踪，至此1.2亿日元的巨款彻底成了坏账，无法复命的佐分利只好自杀了事。

　　至于西原先生，虽然被视为卖国贼，挨了几次批判，却优哉游哉地当幕僚，1938年返回故乡担任村长并活到了81岁，丝毫没看出有什么心理包袱。

　　其次，本人无意为北洋政府洗地，就事论事而言，西原借款较之从前动辄以关税、盐税为抵押物的高利贷还是要好上一点，这既是日本人的“诚意”，也跟段氏的手段不无关系。

　　后来日本人在巴黎和会上借贷款之名占着山东不还，北京政府甚至不敢吱声，这些都是事实，但我们反过来想想，说了又能怎样呢？英美法在华的租界也没有因中国十几万劳工的参战而如数奉还。

　　实际上，日本在1914年便借对德宣战夺取了胶州湾，其实不满、游行和抗议都没毛病，日本人的确毫不占理，但国人还是要明白一个道理：战场上拿不到的，谈判桌上也休想得到！

　　参战也是日本人的意思，虽然没捞到便宜，当想起因站错队而被瓜分的“西亚病夫”土耳其，我们必须承认段祺瑞的政治眼光并不差。

　　后人日本人借讨还借款之名占领东三省也是一个道理，不是我们给了他们所谓的“正当理由”，而是侵略者根本就不缺借口，落后就会挨打，该来的始终会来，这才是世道的本质！

　　言归正传，话说段氏用西原借款发了工资、买了军火、灭了护法，甚至还给各路军阀发了军饷，在挽救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尚有余款用在了民生方面，借款的过程中也将利欲熏心的日本耍了个通透，看似为当时受尽欺凌的中国人出了口恶气。

　　但为什么要说看似呢？其实什么都改变不了其泛善可陈的本质，想我泱泱中华，数千年世界之巅的文明古国，竟然在近代沦落为任人宰割的俎上鱼肉，要用此等小伎俩来“挽回颜面”，阿Q精神不时发作，不亦悲乎？

　　好在世道轮回，伴随着种花家在1949年的浴火重生，我们高声向世界宣布不承认和废除一切帝国主义与前中国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并在朝鲜半岛用一场荡气回肠的立国战争堵住了所有“债主”的嘴巴和企图。国人自此深刻认识到“中华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绝非空谈，所有的耻辱都将成为过去，不但一毛钱都不用还，有朝一日还要将失去的连本带利讨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