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精神解读之一：敬兼爱之天，立兼爱之法

何谓“兼爱”？究其词源，在小篆中，“兼”是个会意字，一手执两禾。一手持两棵庄稼，引申为同时具有或涉及几种事务或若干方面，有全面兼顾的意思。 而繁体字“愛”，从“心”，从“友”，包含内心友好的意思。“兼爱”一词从字面上来理解，也即是全面兼顾、内心友好。《墨子-经上》有注：“体，分于兼也”，“仁，体爱也”，“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不若爱马者”，可见，墨家学说中兼爱的基本义也就是真心诚意地为天下考虑，兼顾社会整体的各个部分。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疑问，这个兼爱来自哪里？兼爱的主体是什么？要深入了解这个问题，不可不考其语原，明白墨子在何种情况下说“兼爱”。实际上，墨子多言“爱”，又多言“兼”，但不肯轻易言“兼爱”。《兼爱》上中下三篇的正文部分，“爱”字出现了80余次，“兼”字出现了68次，但“兼爱”仅出现一次。纵观墨子全书的正文部分，完整使用了“兼爱”一词的语句，不过10余次，这其中明确提到兼爱主体的，又只有这么几处：

《天志下》：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爱天下之人也。

《天志下》：何以知（天）兼爱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 。

《天志下》：曰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

《天志下》：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之天下也。

《法仪》：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

《兼爱下》：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

《耕柱》：巫马子谓子墨子曰：“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

可见，在墨家学说中，兼爱有三个主体：天、圣王，墨子。基本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上天是兼爱天下之人的，兼爱源自天志；其次，古代的圣王尧舜禹汤文武敬畏上天，兼爱天下的百姓，兼爱是一种古老而朴素的执政伦理；然后，墨子也敬畏上天，并且祖述圣王之道，所以志愿于兼爱天下，创立兼爱学说。——敬天而述古，显然是墨家兼爱学说的基本信仰。虽然兼爱一词是墨子所独创，但在墨子看来，兼爱的基本内涵确是自古已有之的传统。

换言之，敬天而爱人，乃是中国上古诗书传统中所固有的东西，墨子只是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与总结者而已。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墨子》一书频繁引用上古文献来加以说明，从《泰誓》到《禹誓》，从《汤说》到《誓命》，从《大夏》到《禹之》从《百国春秋》到《仲虺之告》。《墨子》对上古传统文献的重视，远远超过当时的儒家与道家。据统计，《墨子》引《诗》共 11次10则。引《尚书》多达 35次30篇。除了征引《诗》、《书》外，还征引了 4则百国《春秋》与19则其他不出名的古书和俗语谚语。而《墨子》引书有近一半提到“天”、“鬼”的概念。[1]举五例如下：

《天志中》：以先王之书驯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维天，临君下土。”则此语天之贵且知于天子。

《天志中》：大誓之道之曰：“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毋僇其务。天亦纵弃纣而不葆。”

《天志下》：古者圣人，明以此说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

《天志下》：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诰文王之以天志为法也，而顺帝之则也。

《明鬼下》：大雅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问不已”。若鬼神无有，则文王既死，彼岂能在帝之左右哉？

显然，墨子如此本之于古，其根本目的是在引导人们仰望天空，坚定人们天志爱人的基本信仰。以为鬼神之论有益人心，于是择古之善者而述之，使兼爱信仰深入人心，这是墨家兼爱学说实行于天下的重要功课。

当然，墨家不但是天志信仰的继承者，也是这个信仰的总结者。这种总结同样是对西周以来进步思潮的一种概括。最初，夏商的统治者假借天命来愚民，但夏桀与商纣，皆因残暴而灭亡。所以西周人初步意识到，上天并非偏袒执政者，而是有亲民倾向。他们甚至说，天是顺从民意的，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逸文）。这种思潮在当时影响极大。就连西周政治家周公也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要求天子必须“以德配天”。可见当时的民本思想与尊天神学有合流的迹象。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已是日薄西山。而以民本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尊天神学，更是风靡一时。公元前706年，随国大夫季梁与随君论述治国之道，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在这里，“忠于民”是“信于神”的必然选择，而“信于神”是“忠于民”的精神支柱。士人在庙堂之上，公然地向国君宣扬这种神学思想，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虢国的大臣史嚣，更是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东周时期，这种进步的神学思想俨然形成了一种现实的传统。神，并非远离民众，而是聪明正直始终如一，顺从人民的意志而行事。

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墨子对传统的天命观进行革新，从而提出天志兼爱的学说，可谓情理之中。与孔子制天命而“敬鬼神而远之”相比，墨子明天志而非天命，在墨子看来，天是兼爱而公正的，天喜欢勤劳的人，那么天怎么会规定宿命呢？命运这种东西，是暴王所作穷人所述的东西，非常要不得。我们再来看《诗经》，《大雅》言之凿凿，经常有类似这样的语句：“天命靡常”“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命之不易，无遏尔躬”“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从这些古文献中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的基本信仰：上天并没有将人的命运规定死，达者必须自求多福小心翼翼注意自己的德行，才能保有他们的地位。而上帝是明察的，关心民众的疾苦。上天也不规定庶民的命运，上天最初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兼爱，但由于人努力的不同，所以最终的结果就当然会有所不同。即使看现存版本的诗书，也可以看出诗书传统中的上天信仰与墨家的宗教观暗合，而完全不同于儒家的宿命论。墨家学说从《天志》到《非命》，其思想逻辑没有丝毫的矛盾，完全是植根于诗书传统的土壤之中的。当然，从诗书中的上帝信仰到墨子天志兼爱的学说，还是有其进步性的，墨子明确地提出“非命”的主题，鼓励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与争取，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使得古老的信仰更多包含了“天赋人权”的道理，从而对庶民阶层起到了激励的作用。

“天之志者，义之经也”，《墨子-天志中》。不仅如此，墨子又进一步演绎他的天志兼爱学说，明确地说“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莫若法天”“以天之为法仪”（《墨子-法仪》）在墨子眼里，天为贵，天为智，因此，“义”出自天。天比天子还贵，比天子还智。天公正无私而又兼爱天下的百姓，于是墨家学说敬天而爱人，屈君而伸民，“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 墨子“以天为明法”，宣扬法仪，则是墨子天志思想的一个延伸。墨子的天志思想直接通向墨家的法治观。考兼爱之本，敬兼爱之天，而立兼爱之法，是墨家兼爱学说的一个重要逻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墨子的尊天事鬼绝不是粗鄙的神学。长期以来，学者们把墨子的天志论，明鬼论当做墨子的宗教思想来研究，这可能是很大的误解。实际上，尊天事鬼是为了寄托国家法权和社会正义理论。树立了天鬼的权威，墨子的国家法权和社会正义就有了安顿之处，墨子真是苦心孤诣！”[2]

“天下从事者，不可无法仪”， 墨子衡量立法的标准是“赏必当贤，罚必当暴”，“赏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 （《墨子·尚同》）。墨子所说的“窃异室以利其室” ，“贼人以利其身”，“乱异家以利其家”，“攻异国以利其国”，“以强执弱”，“以众劫寡”，“以富侮贫”，“以贵敖贱”，“以诈欺愚”之类，都打破了兼爱的底线，墨子是主张采用强制手段来制止的。从罚暴惩罪的原则出发，墨子在诸家中最早提出罪行法定主义。墨子将“罪”与法律明文所禁相联系，指出“罪，犯禁也” （《墨子·经上》）；“罪不犯禁，惟（虽）害无罪” （《墨子·经说上》）。只要不触犯刑法明文所禁，虽然行为有害，也不构成犯罪。墨子提出的“罪不犯禁，虽害无罪”的罪行法禁原则的指导思想，是与其爱人利人的博爱兼爱主张相适应的。[3]正是立足于兼爱的法律观，墨家还论及了“疑罪从无”的问题。《大取》篇就指出：“智是之世之有盗也，尽爱是世。智是室之有盗也，不尽恶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盗也，不尽是二人。虽其一人之盗，苟不智其所在，尽恶其弱（朋）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怀疑某人有罪，而又没有充分证据的时候，则必须作出对此人有利的推论，推定此人无罪。在墨家看来，人人无罪，人人有权获得社会的兼爱，这是具有普适性的，不需要特别证明，而某人有罪是一种例外，是需要经过法定程序的举证和定罪的，在此之前，得默认所有人无罪。

正如孙中山所说：“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墨子的兼爱与基督的博爱，蕴含着共同的普世价值，都是人类仰望天空的文明产物。这不是什么迷信，而是社会正义深入人心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给宗教的定位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只强调宗教的负面影响，拒不承认宗教对人们的规劝教育作用。实际上，我国的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宗教的规劝、教育甚至威慑作用，墨子更是把宗教作为社会正义本身，他所谓天鬼，简直就是一位淳淳教诲大家的忠厚长者。”[4]

实际上，墨家这种天志观，在中国并未完全断绝，而是已经深入到民间。中国人可能不信鬼神，但中国人的精神潜意识里面，有很少是不信“天”的。所谓“人在做，天在看”“苍天在上”，“上有天理”，“天理不容”，“无法无天”等等，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法律未必总是正义的，但天志是一种永恒的正义，他存在于每一个的内心，是一种超越法律的最基本的信条（超法律原则）。如何将这种民族文化心理加以研究与引导，以求有益于社会法治，追求公平与正义，这是古典墨家没有完成的一个课题，即使在今天，依旧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