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藕人” 张志清： 从西周到现代，你想了解的图书馆“干货”都在这儿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就像是一个盛产鲜藕的荷塘，这其中蕴含着众多的宝藏，而《国家宝藏》的制作过程，就像从荷塘中“挖藕”的过程，既艰辛又兴奋，充满好奇也常常被震撼。

12月6日20:30档，《国家宝藏》第三季即将首播。在等待的过程中，幸好有《国家宝藏·挖藕季》的陪伴。在最近的“挖藕季”节目中，《国家宝藏》总导演于蕾对话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畅聊“那些伟大的图书管理员”以及图书馆那些事儿。

我们发现：从西周共和元年直到现在，中国每一年的历史记录都不曾中断过。作为用文字来记录历史的民族，这在世界上是非常少见的。甲骨文、《史记》、老子、孔子等等，无数的人物和典籍都注解了我们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点点滴滴。

中华文明以典籍为魂器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 张志清

“图书馆”一词其实是从日文中来的，当然日文里的“图书馆”也是西化之后才有的。现代图书馆的特点是对公众服务，这也是它区别于古代图书馆最关键的地方。中国古代并没有这样为读者服务的机构，它们通常是以私人“藏书楼”的形式出现。

皇家收藏书的地方，历代都有不同的称呼。比如西周，在盟誓之后有很多文书，它们就藏在“盟府”里；到了汉代，有了“天禄阁”“石渠阁”，这些都是收藏皇家书籍的地方；隋代叫“观文殿”；到了宋代，叫“崇文院”；明代有“文渊阁”；而到清代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藏在“七阁”里，“七阁”的名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府”“阁”“观”“台”“殿”，这类的称呼都是形容收藏书的地方。

明代图书馆——“文渊阁”

那些伟大的“图书管理员”们

中国有文献典籍的历史非常长，到现在有大约3000多年。在殷商时期，就有了相当于“书”的文献，当时叫做“册”或“典”。《尚书》有这么一个篇章，里面提到周公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里第一次有了“册”和“典”这个词，说明我们在3500多年前殷商王朝就已经有书籍了。

有了书，就要有放书的地方。在安阳，人们发现了“甲骨”，甲骨实际上是商王用来占卜的。占卜之后，他把卜辞是吉还是凶写在上面，所以这上面的文字就叫“甲骨文”。在安阳，发现堆积甲骨的地方同时也有一些尸骸。有人猜测，这些尸骸可能就是过去守护甲骨文的“图书馆馆员”或者“档案馆馆员”。

史料有记载，老子在周朝就曾是朝歌的“图书管理员”。《史记》中说他是“周守藏室之史”，实际上“守藏室”就是周朝收藏古籍的地方。老子是那儿的长官，就意味着他是周朝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而“孔子问礼于老子”，其实相当于一个山东的著名学者来向国家图书馆的馆长“问道”。

在孔子博物馆里，特别详尽地讲述了孔子“删述六经”的故事，其实这也是对于古籍文献整理的一个开端。我们知道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但是实际上，他也是一个伟大的文献学家。虽然孔子一辈子没写过一部书，但却整理了六部书，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孔子画像

另一个大家所熟悉的历史人物，就是著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司马迁。《史记》这样的一部鸿篇巨制是由无数的史料支撑的。历史上说始皇帝“焚书坑儒”，很多书都被烧掉了，我们后来都看不到了。而当时司马迁是皇家史官，作为太史公，他掌握着前代的很多书籍，比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等，甚至他还可能看到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很多书籍。

另外，司马迁喜欢游历，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比如，对于某些史实考究，他除了参考一些前代的著述之外，还亲自去考察，亲自游历，所以大家看到的《史记》才能这样丰满。在中华民族文献流传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史记》，之前的3000年很有可能就会无据可查。

华夏5000多年的文明，甲骨距今3500年，那3500年前呢？其实那2000年就在《史记》里，保留了我们民族从远古到当时西汉的这段历史。

国家图书馆的“前世今生”

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典籍为“魂器”。它区别于《哈利波特》中“伏地魔”的“魂器”。典籍作为装着我们整个中华文明灿烂历史的“魂器”，如果没有它们，就没有从西周共和元年起一直到现在的历史，也就没有了一个民族的记忆。而保存我们文明最珍贵、最闪亮“魂器”的地方，就是国家图书馆了。

国家图书馆建馆于1909年，当时的军机大臣张之洞在1909年9月9日这天给朝廷上了折子，希望成立“京师图书馆”，进而在各省成立图书馆。报上之后当天就批准了。所以我们就把1909年9月9日这天作为国家图书馆建馆的日子，到今年9月9日，它已走过了111年的历史。

国家图书馆外景

1909年清政府正处在风雨飘摇之际。为筹备京师图书馆所积攒的书，就都放到后海边上的广化寺里。那时，按照清政府的布局，把内阁大库的珍贵古籍，还有翰林院的珍贵古籍、国子监南学的珍贵古籍、承德避暑山庄陈设的书籍全部都运过来，于是就组建了京师图书馆。可以说它是由批量皇家收藏，以及学者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书都汇一起而成的图书馆。

但不久后，清王朝灭亡，民国建立。首都还在北京的北洋政府时期，它一直叫“京师图书馆”，直到南京政府建立之后，“北京”改为“北平”，所以图书馆就由“京师图书馆”改叫做“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1年，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董事会用庚子退款把北海边儿上的地买了下来，教育部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联合建立了新馆，名字还是叫“国立北平图书馆”。这个图书馆还是归政府管，教育基金会派了袁同礼副馆长主持馆务，馆长是我们所熟知的蔡元培先生。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 蔡元培

从1932年到“七七事变”前，国立北平图书馆有了飞速的发展。我们叫它“袁同礼时代”，那是国家图书馆第一次确定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 袁同礼

袁同礼先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系毕业的，他掌握着现代图书馆管理的规制。袁同礼先生说，一代有一代的学术，现在要搞学术跟古代不一样了。比如，什么东西是珍贵的史料？敦煌遗书、地方文献，还有少数民族的文献……但在当时清政府灭亡时期，各种蒙文、藏文等古籍，因为没人看得懂，扔得到处都是，且不值钱。袁同礼就专门去收，他认为年谱非常关键，于是在全国征集年谱。

如今我们有敦煌组、善本组、舆图组、金石组、地方文献组、民族语文组，这些就是袁同礼先生那时按照现在新文献的意义把它规划出来的。并且在当时还有一大批学者引进馆里，一边做服务，一边编目，一边搞研究。比如，李四光也曾任职过这里的副馆长。所以说“袁同礼时代”是一个人才济济、图书馆发展非常辉煌的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北。当时有句话叫“华北之大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当时故宫文物率先开始南迁。故宫文物转移有两部文献非常关键，第一个就是“天禄琳琅”皇家收藏，将内阁大库里最好的地图带走。当时的图是战略物资，谁掌握了图就能拿着打仗，所以第一批要先运走。而内阁大库的图就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所以故宫南迁时，将非常珍贵“国家重宝”大库图带走了。

资料图片：故宫文物南迁

从30年代初一直到1935年，迁移了几个地方。开始是到了天津，后来一部分到了南京，一部分到了上海。那时成立了 “南京办事处”和“上海办事处”，有专门馆员来帮助管理。“七七事变”之后，上海和南京两地都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特别是南京损失重大，书籍基本没能回来；上海因为有公共租界，在太平洋战争还没爆发时日本人不能进入租界，所以书籍就放到租界里边。

但是随着形势越来越紧张，袁同礼先生认为，书放在租界仍然不安全，所以当时他就通过胡适先生跟美国联系，希望运送一批珍贵的善本到美国去躲避战乱。起初，美国方面并不同意，后来胡适先生从中斡旋。他派非常有名的馆员王重民先生回到上海与袁同礼先生、上海办事处主任钱存训先生一起，商量把这些古籍中最珍贵的一部分，装的102箱书籍运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暂时寄存。

但是怎么将书籍运走呢？当时日本人在码头看守极严，所以他们就在箱子上边标识，假装这是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另外，钱存训先生又几经周折，拜托夫人的同学在海关码头工作的亲戚暗中“放水”，将这批书先后10批运到船上。可以说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这批非常珍贵的善本书，保护了民族的瑰宝。而这批书也安然度过了二战，大部分都是孤本，包括《永乐大典》62册，还有很多宋版、元版，基本都是那时留下的精华。

让国宝回家的另一种方式

北京时间2020年7月7日晚上11时，在法国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一位华人买家以约合人民币6490万元，购回了两册 明嘉靖年间的 《永乐大典》手抄本。

资料图片：《永乐大典》手抄本

其实，流落海外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还有非常多，但也并不都因为战争。比如唐代时期，日本派遣众多唐使留学生从唐王朝誊抄、购买了很多书籍；到了宋代，经过战乱，很多书在中国本土已经没有了，反而要从日本运回。在我们境内没有留存下来的，可能在境外保留下，这些书还有不少。另外，还有一些作为国礼送出。比如，清王朝时期就曾赠给欧洲、俄国《古今图书集成》等书籍。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状况就不一样了。在那个时候，世界各国列强就到中国来劫掠古籍。大家耳熟能详的“敦煌”被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连蒙带骗抢走了。由于当时国力衰弱，英法联军占了圆明园，还烧毁了文源阁的《四库全书》。像这样被毁掉的书非常多。但现在遗留下来的古籍和民国时候的线装书，大概还有5000万册，而我们目前仍是世界上书籍文化遗产最丰厚的民族。

现在国家图书馆在做古籍数字化工作。无论是流散海外的、交流出去的，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被掠夺出去的，我们努力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让它回到我们的视野。所以国图在几年前建立了“中华海外珍贵古籍数字化回归项目”。比如，哈佛燕京图书馆是美国收藏中文古籍质量最好、数量最大的，目前那里的善本基本上都实现了数字化回归。

如今，所有的数字化，包括影印、缩微胶卷保存形式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投入也不是很多。那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应该是历史上第一个可以完整无损地保存下中华书籍文化遗产的时代，这是非常让人激动的。

让古籍文字“活”起来，让文字“跳动”起来，真正走到老百姓家里，走到老百姓心里、脑子里。然后它经过大家的消化、大家的创造，再变成一种现代的新文化出来。既有传统，又有新的东西，这正是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

《国家宝藏》总导演于蕾手记：

老一代图书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几本古籍那么简单，更多的是中华文脉之延续，为往圣继绝学。我们也要珍惜当下，守护好先辈们的心血。《国家宝藏》一直没有停下追本溯源的脚步，我们希望通过节目能带动更多的人关注古籍、保护古籍，让古籍不再冷门。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携手国家图书馆，不负前人所托，把书籍完完整整地交给子孙后代，赓续中华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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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魏星

主编/凌云

编辑/云燕 健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