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国民政府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史记

张宪文老师（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开始了长达六周的大屠杀，遇难同胞三十万人以上；震惊世界。

为报复日军暴行，蒋介石和国民党采取军事“复仇”，收集证据对外揭露。特别是对外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不仅保存了大量大屠杀第一手资料和证据；还让世界首次看到了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并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高度的同情和支援。

本文将依据权威史料，讲解抗战期间后胜利后；国民政府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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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连红（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一．史料来源

张宪文，张连红，王卫星编：《南京大屠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委会，南京图书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张宪文，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2册《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张连红：《蒋介石与战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新浪历史2015年1月

文俊雄编：《国民党战时对外宣传与南京大屠杀真相传播研究》，《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

文俊雄译：《本.提里特关于编印出版南京大屠杀致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函两件》，《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董显光致蒋介石签呈》时间注1938年5月6日，《民国档案》2000年第4期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时间注1938年1月22日，3月5日，5月12，13日，7月19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日寇暴行实录》，国民出版社1938年版

李祚明，文俊雄：《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出版前后》，陈吉安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李复为在英美放映南京大屠杀纪录片致董显光等报告两件》，《民国档案》2002年第4期

【美】邵子平著：《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

【美】乔治.费奇：《旅华八十年》，美亚出版社1967年版

《3名外国友人日本之行报告》，《民国档案》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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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痛苦！愤怒！蒋介石和国民党开始复仇

1937年12月15日，即南京沦陷第三天已有部分外媒开始报道屠杀事件。如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刊登其驻华记者发回的报道：“离开南京之际，我们最后见到的场面是一群三百名中国人在临江的城墙前井然有序地遭处决，那儿的尸体已有膝盖高。”几天后，《纽约时报》也发表报道称南京“屠杀平民的现象极为普遍”。但总体上，这些报道比较零碎；未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

已知蒋介石最才获悉南京大屠杀真相，是在1938年1月底。其日记1938年1月22日写道：“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泥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

1938年3月5日，蒋又在日记写道：“敌军残杀我南京附近之壮丁殆尽，痛极。”

5月12日，蒋介石看到日军自行拍摄的大屠杀暴行照片后，深受震撼，深感痛苦与悲愤。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提要：雪耻。见我男女同胞受敌寇残杀凶淫之照片而不动羞恶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者，非人也！”

5月13日，蒋写道：“提要：雪耻。敌寇残暴凶横，实古今无例，若不消灭，何以维持人道!”

1938年7月19日又写道：“见寇军残杀我(南京)平民同胞之照相，痛愤乃至瞑眩。极忧东方民族之仇叠相报，不知何日能了也”。

这也激起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复仇的怒火。中苏空军和之后的中美联合空军对南京日军开始持续轰炸；而南京周边国军敌后游击队，新四军和第三方武装，也不断袭扰日军。同时组织对外宣传部门和军统积极收集证据，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

1938年初，蒋介石即命令戴笠恢复军统南京站，由南京站副站长尚振声（著名金陵毒酒案策划者）秘密收集南京大屠杀证据。之后由于叛徒出卖，军统南京站遭到严重破坏；尚振声壮烈殉国。大屠杀证据收集工作，一度中断；但军统仍收集了大屠杀一手资料。这为抗战胜利之后，南京大屠杀全面调查取证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英雄—董显光（来自网络）

三．抗战大屠杀对外揭露最大功臣—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抗战时，中国对外揭露南京大屠杀最重要，成果也是最丰硕的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该部门主管与指导抗日宣传的领导机构，由其国际宣传处主导。

首先国际宣传处设法获取与翻拍传播日军自行拍摄的记录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照片。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些参与的日军官兵拍摄了很多相关照片，其中有许多日军残忍杀害中国战俘和平民以及侮辱中国妇女的照片。其中部分日军官兵还将照片送往上海或南京的照相馆冲洗，或设法寄回日本赠送亲友，甚至携带在身边。这些照片中有相当一部分从各种渠道流入社会，被中外人士发展。

对此，就连冈村宁次也颇为头痛。1938年夏担任日军华中派遣军第11 军司令的冈村宁次，在这年9月26日的阵中日记写道：“更有甚者，屡屡有人将那些残酷行为拍照寄回家乡，实在是疯狂之极，只能说是对神武精神的亵渎。最近来前线的中村军务局长说，最近国内邮局根据邮件法没收的这类照片已达数百张之多。喜欢炫耀他人不知之事，也是国民根性之一，是好奇心的一种”。可见，日本军方无法控制其官兵将大屠杀照片传播，这也成为大屠杀证据收集最重要的渠道。

故国际宣传处派遣秘密工作人员到上海等地，在1938年初“转辗觅得”了日军自行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等暴行的照片多套，并送往武汉。5月6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际宣传处长董显光，向蒋介石报告获得的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照片，“随呈附上此种照片一套，此为日军在战区所摄，送至上海洗印，由职部转辗觅得者。日人自摄暴行，测其用意，迨欲表示其威武欤？”

董显光并报告准备将这些照片刊印在即将出版的英国记者田伯烈所著《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又译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并计划“孟却斯德导报记者田伯烈，搜集战地第三国人所记录之日方暴行数十篇，约十余万言，刊印专书，将于本月中旬在伦敦，纽约同时出版，此项照片已尽量刊载此书中“。有了铁证，国际宣传部采取了六大对外宣传措施。

第一：国际宣传处将日军官兵自拍的暴行照片作为大屠杀铁证，发送到中外各报刊刊登，发挥了很大的宣传作用。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大大打击了日本政府的国际形象，日本外交也陷入更孤立险境。

第二：国际宣传处于1938年3月间组织，派遣四位国际友人赴日本东京，秘密向日本民众宣传大屠杀真相。这四位勇敢的国际友人，有三名是在华基督教会任职的日籍基督徒，还有一位是在华的英国“调查委员会“工作人员莱斯特小姐。按国际宣传处的策划与安排，三名日籍基督徒分别携带由美，英等外籍侨民与记者所编写的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新闻报道，文章，信件，日记等材料，以及日军拍摄的暴行照片；莱斯特小姐则携带从美国传教士费吴生借得的，由马吉拍摄的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影片一套拷贝。

这四名国际友人从上海出发，到日本东京后，分别在各国驻日使领馆人员与外国记者中，在日本的一些政党，社团，工商，宗教等各界人士中，秘密散发上述的日，英文字宣传品与照片，放映上述影片。同时，他们还收集到日本各方面的反应与动态情报。但由于日本政府的严密控制，四名国际友人在日本的工作困难重重，宣传效果也不甚理想。不久，莱斯特被劝告停止放映影响。四名国际友人带去的宣传品与照片等均被日方没收。

该行动在董显光于1938年5月6日签呈蒋介石：“职部国际宣传处前因在敌国境内推进宣传工作，曾派外人四人赴日，兹四人中已有三人返华，报告工作成绩，尚有相当收获。据报告称，彼等赴日，将职部国际宣传处嘱其秘密携带之英日宣传品分别递送，流传颇广。此中，并有外人叙述日军暴行之文件甚多，颇引起相当波动。三人之一，更携有外人在南京所摄日军暴行影片四百尺，曾密约东京各使领馆人员及开明之日本士绅数次演映，迄四月中旬，日方警察尚未发现彼等宣传之迹象。彼等复携有第三国人及日人自己所摄战区中暴行照片多套，秘密分赠东京各国使领馆人员，各国驻日通讯记者，日本商界领袖，日本基督徒及日本政党要员，机关公务员等作个别谈话，告以日军人对华作战之不智，若破坏其自己之市场，若何毁灭其自己之战斗力量，他日必为苏俄所乘，复告以中国民众抗战之情绪如何昂扬，抱如何抗战到底之决心，全世界抑制日货运动之普遍，表示国际间对于日本侵略战之如何不满。三外人返华后，报告日本内幕真相甚详，兹撮其纳要，敬祈鉴核。“可见行动虽未达目标，但在日本内部产生一定影响。向这些正义的外国友人致敬！

《南京暴行纪实》影像资料

第三：设法的美国和英国放映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南京暴行纪实》。国际宣传处纽约办处事负责人李复，早在1938年2月就从田伯烈处获悉马吉拍摄了纪录影片《南京暴行纪实》。不久，他获得了居安.阿诺德于1938年2月上旬由上海带往美国的一套马吉影片的胶片拷贝，便设法在美国放映。

3月，他给美国“哈蒙基金会“的布雷迪小姐放映了这部纪录片，打算通过”哈蒙基金会”在美国广泛发行。而布雷迪小姐是对中国抗战的同情者，支持者，曾主动承担中国战时宣传片在美国发行任务。不过布雷迪看后，认为该片“只能令观众感到恐怖和恶心，最可取的方法是将该片的放映与演讲配合进行，让演讲者结合这种恐怖景象向美国人民说明结束这种恐怖所应该采取的措施”。这一建议，得到了李复的支持。

李复遂和布雷迪小姐决定充分利用美国其他的社会力量，布雷迪小姐给电影制作与发行人马歇尔女士放映了该片；得到了马歇尔女士的支持，并表示愿意将该片内容加入到她正在制作的号召美国民众抵制日货，支持中国抗战的影片中。李复还多次与马歇尔女士晤谈，并协助编辑这部影片。

遗憾的是，当时美国孤立主义盛行，该片在美国的放映遇到了很大阻力。

第四：1938年初，国际宣传处通过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将一些南京大屠杀的材料提交给英国贸易工会主席，英国援华会成员本.提里特。提里特读了这些材料后，迅速将其编印成小册子，题为“滚出中国—日军在南京的恐怖暴行”，于1938年3月在英国伦敦出版发行，初期印数达1万册。提里特还撰写了导言，并亲自寄赠给英国贸易工会俱乐部成员，相关新闻媒体，为大屠杀真相在英国的揭露，传播起到了重要影响。

第五：1938年3月，国际宣传处得悉田伯烈编写完成英文著作《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准备回英国出版，即派人员拜访。国际宣传处一方面支持田伯烈在英国出版的计划，还希望他能去美国出版此书。另一方面，向他商购该书中文译本的版权与购买该书的英文原稿。田伯烈慨然应允，并将英文原稿的副本赠与国际宣传处。国际宣传处立即组织日夜赶译；6月中旬，国际宣传处特邀请军委会政治第三厅长郭沫若为中译本作序。田伯烈还在当年1月还与美国牧师乔治·费奇一起，剪辑了约翰·马吉牧师在南京拍摄的大屠杀影像资料。这份影像资料，日后将成为大屠杀最重要的铁证。

为了迅速出版此书，并扩大影响力。蒋介石下令军委会军需署专门拨款出版印刷，国际宣传处委托军委会机关报《扫荡报》负责承印。鉴于战时纸张紧缺，国际宣传处还请该报社给予特别优待；得到了《扫荡报》社大力支持。刊印结束后，国际宣传处决定以“汉口国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译者署名杨明。在1938年7月“七七”抗战一周年前夕，几乎在该书英文版在伦敦出版的同时，正式出版发行；第一批1万册。至同年9月20日止，该书共印6万册。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该书又有加印，总印数达10万册。

国际宣传处将第一批6万册，以45000册由战地文化服务处分送前线将士；以1万册由正中书局代售；以5000册由国际宣传处分送党政军各机关长官，各民众团体。还将《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翻译成日文出版，书名“所谓战争”，书首刊有日本著名反战作家青山和夫写的序文，并附有日军暴行照片多张，在香港，上海及海外各地发行1万册。

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英雄—徐淑希先生

第六：国际宣传处香港办事处，对外称“国际问题研究委员会”，承担着搜集日本侵华情报和国际动态的任务，同时进行国际宣传。为了向全世界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国际问题研究委员会组织著名专家徐淑希先后编写三部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英文著作，分别为：The War Conduct of the Japanese（中译《日本人的战争行为》），A Digest of Japanes War Conduct(《日本人战争行为要论》)与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Limited(《南京安全区档案》)。

这三部英文著作成为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最重要的论著。国际宣传处将其迅速出版，向西方各国广泛发行，在中国抗战对外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在战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通过有限的渠道，向国际社会成功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引发了世界的震惊，形成了支援中国抗战，抵制日货的思潮。

《日寇暴行实录》（来源于网络）

四．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揭露与宣传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以下简称军委会政治部）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进行抗战宣传另一重要机构。其前身为军事委员会政训处。抗战全面爆发后，政训处所辖电影股曾摄制抗战时事纪录片《抗战特辑》，在全国各戏院，影院公映；引起了全国很大反响。

1938年1月17日，国民政府根据抗战发展与国共合作的新形势，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新设立的军委会政治部于2月1日正式开始工作，2月6日正式成立，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贺衷寒，康泽，郭沫若分任第一，二，三厅长。

政治部进行了多种抗战宣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世界揭露，宣传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军侵华暴行。

同年7月，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日寇暴行实录》一书，收录了100多幅日军侵华暴行的图片资料，并配文字。这是抗战初期出版的内容丰富，影响最大的揭露日军暴行的图册。

在《日寇暴行实录》中，有10多幅反映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照片，均配有文字说明。这些照片来源多方面，既有留驻南京的西方侨民拍摄，更多的是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自拍。

《日寇暴行实录》在国军内外广为发行，传播，对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激动全民抗战精神，发挥很大作用。该书也成为政治部宣传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主要书籍。

最伟大的外国友人-乔治·费奇先生

五．乔治·费奇先生等外国友人义举

在国民政府官方和民间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同时，外国友人也积极参与。最著名的就是乔治·费奇先生，中文名称费吴生。

1938年1月19日早晨，美国牧师乔治·费奇登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日本军列。他的驼毛大衣衬里内藏着8卷影像胶片。这些胶片正是约翰·马吉先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拍摄的日军屠杀中国军民罪证。约翰·马吉，美国牧师；1912年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传教。到达中国后，他在美国圣公会的南京道胜堂作传教士。1937年12月，他拒绝美国驻南京领事馆撤侨公告。毅然留在南京，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他设立难民伤兵医院；并参与了南京安全区保护中国难民的义举。而乔治·费奇则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总干事，1883年出生于中国苏州的他，为自己取了中文名“费吴生”。

乔治·费奇一到上海后，立即赶到美国柯达驻上海公司。与当时正在上海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一起对影片进行了剪辑，并依据马吉额外补充的解说词文本，为影片的各个部分配上了英文标题。影片剪辑后由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一部送给了英国女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一部给了德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罗森先生，一部辗转送到了美国国会，最后一份则由费奇后来带回了美国。

由于费奇离开南京的时间是1938年1月，而马吉的拍摄持续到了1938年4月，这4份拷贝并不是马吉拍摄的完整影片。但是，无论如何，马吉胶片上的南京惨案真相，终于开始在世界各地艰难地传播。不过提供给德国外交官罗森的影片，更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无人知晓。

最伟大的外国友人-约翰·马吉先生

在美国，1938年3月初，从南京辗转抵达加州的费奇，在一次演讲会上放映了马吉的影片，还接受了《洛杉矶时报》的采访。4月，费奇又在华盛顿为美国国会下院外交委员会、战时情报局、记者等放映了影片。此外，他还向相当多的教堂和政府机构说起过这部影片。后来，胶片中的画面还被翻拍成照片，其中有10幅刊登在1938年5月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这是世界主流权威媒体首次进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真实报道。同一年的5月，马吉暂时回到美国休假，带回了更完整的影片，他也在教堂等地放映过这部影片。遗憾的是，并没有引发美国社会的重视。

直到1946年东京审判期间，作为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62岁的马吉先生出庭作证，陈述了他历经的种种日军暴行。他曾提及该影片，但不知为何，最终并没有在庭审中播放。第二年，南京军事法庭在审判南京大屠杀战犯时，当庭播放了弗兰克·库柏编导的著名影片《中国的战争》，其中包含了很多马吉拍摄的镜头；这也造成了《中国的战争》为南京大屠杀影像资料的误解。

约翰·马吉先生所拍摄的影像资料，虽然未在战时引起多大关注。但却是目前已发现并确认的唯一南京大屠杀影像资料，成为《南京大屠杀档案》最重要的铁证；《南京大屠杀档案》于2015年10月9日，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遗憾的是，约翰·马吉当年拍摄的胶片；由于是远距离拍摄，未能拍到日军近距离屠杀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