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塔不倒：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圆瑛大师在上海

近日翻阅一本上海市宝山区文物图册，偶然发现一座以前未曾留意到的文物，即圆瑛大师纪念塔，现存放于丰宝路350号金皇讲寺内，也是宝山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录不可移动文物点。该纪念塔的身世迅速引起了我的兴趣，书中如此记述：

1956年在上海佛教公墓建立的圆瑛大师指发塔。（刊《圆瑛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

日本人拍摄的上海佛教公墓旧影。上海佛教公墓为圆瑛大师等人创办，原址位于宝山区大场镇真大路，“文革”期间被毁。

圆瑛大师纪念塔2008年被发现时嵌于水泥围墙中。

幸存的大师纪念塔

了解上述信息后，我迫不及待地挑了一个周末前往金皇讲寺一探究竟。

金皇讲寺。秦斯棠摄

不过即使在宝山区来说，金皇讲寺也算不上有名，比如相较罗店镇的宝山寺，规模就要小很多。据说金皇讲寺的现任住持净德法师就来自宝山寺，此前曾任圆瑛大师一手创建的圆明讲堂监院，讲经说法十余年。

我到的时候已经临近午饭时间，仍有三三两两的香客进寺祈福。寺庙的院子不大，一眼可以望到尽头，有座厂房宿舍模样的小楼仍在改建中。

进入大雄宝殿后遇到一位中年义工，我向她询问寺内是否藏有圆瑛大师纪念塔，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才反应过来，点头称是，又马上带我沿着一条小道走到大雄宝殿后侧方的一个工棚前，大师纪念塔这才赫然立于眼前。

安放于简陋工棚下的圆瑛大师纪念塔。秦斯棠摄

圆瑛大师纪念塔正面。秦斯棠摄

明旸法师撰写的《圆公师尊略传》最后一面。秦斯棠摄

圆瑛大师五面法相。

1907年，大师32岁，在福州涌泉寺首次开讲《护法论》。1914年，大师首次在宁波天童寺讲《楞严经》，经过8年辩义，共讲此经13次，被誉为“楞严独步”，又称“楞严座主”。

除了自身获得极高修为外，大师对于中国佛教现代化组织的形成贡献巨大，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界的团结，提倡建立全国统一的佛教组织。1928年中国佛教会成立，圆瑛大师共担任过七届主席或理事长。1949年后，圆瑛大师又与赵朴初、虚云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并被推选为首任会长。

圆明讲堂与抗日救国

圆瑛大师的早年行迹主要发生在福州和宁波，晚年时却在上海留下了可以流芳百世的故事，最好的见证就是大师创建的圆明讲堂。

圆明讲堂正门。

1983年，国务院确定了全国142处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名单。圆明讲堂的重要性从这份名单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全上海仅有五家寺院入选，圆明讲堂就是其中之一，剩下四家分别是玉佛寺、龙华寺、静安寺和沉香阁。但圆明讲堂的知名度显然弗如其余几家。

圆明讲堂正式创立于1934年秋，讲堂初创时，除前面一幢楼为佛殿，供奉西方三圣像外，后面一排是平房。此地原为浙江南浔富商顾联承的私人花园，顾联承和顾夫人邢景贤两居士把祖传家产捐献出来，用以建造殿屋房舍，供养圆瑛大师。关于道场名称的由来，圆瑛大师如是说：

“圆明是佛说《严楞经》中的最高原理，‘过去诸如来斯门已成就；现前诸菩萨，令各入圆明，未来修学人，当依如是法。’所以圆是‘圆遍十方’，明是‘明澈法界’。那就起名叫圆明讲堂吧！再说，我的法名有一个‘圆’字，而我的明字辈弟子法名有个‘明’字，这里是我们两代相承的弘法道场，法雨普施，同登觉路，共入圆明。”

大师（左）和弟子明暘法师在一起。

讲堂创立后不久，便爆发了抗日战争。国难当头，大师正值花甲之年，毅然挺身而出，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并发起组织僧侣救护队，开赴前线救护伤兵难民，还把圆明讲堂变为上海难民第九收容所，收容无辜的难民和伤兵。随后因为经费困难，大师又带着明暘法师两次前往南洋诸国吁请当地华侨伸出援手，筹款救国。

不料大师的所作所为激怒了日本侵略者，1939年10月19日，大师和明暘法师弟子二人遭到日本宪兵的逮捕，次日《申报》刊登的一篇报道记载了当时大师在讲堂内被捕的情形：

1939年新闻界关于圆瑛、明旸法师被日寇拘捕时的报道。

当时报道中的大西路和忆定盘路分别对应着今天的延安西路、江苏路。大师被捕后的情况，据明暘法师后来撰文说：

“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先师受到严刑拷打。日本宪兵队用手枪指着他的胸膛说：‘你怕不怕死？’企图迫使先师承认‘抗日救国有罪’。牢房里过了一夜，次晨又将我师徒二人押上军车，解往南京日本宪兵总司令部。宪兵们面目狰狞，虎视眈眈，气氛非常紧张，而师一心念佛，平静如常。每当夜阑人静，万籁俱寂时刻，日本宪兵就对先师进行严刑审讯，态度野蛮。师几濒于危，仍从容陈辩，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先师虽身系囹圄，心念地狱、天宫皆为净土，除审讯外，见缝插针，连续打了三个‘净七’（注：净土宗的修行方式，指在七日内专心参究或专心持名），并绝食，以此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日本人囚禁圆瑛师徒长达一月之久后，终于将他们无罪释放，此后又多次到讲堂诱请大师担任“中日佛教会长”的职位，都被大师严词拒绝，直到抗战胜利。

革新与守旧

1952年秋，大师（前坐者）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时和赵朴初居士（右立者）及明旸法师（左立者）合影。

作为中国现代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提起圆瑛大师，就无法不想到另外一位更有名的高僧——太虚大师。他们二人总是被视为守旧派和维新派的代表，出现在后人的叙述中，仿佛圆瑛就是一个顽固的因循守旧之辈。但实际上，二人的佛教改革理念并非驴唇马嘴、水火不容，而是存在颇多相融相通之处，这一点学界已有大量辨析，相比太虚的激进革命主张，圆瑛的做法只不过更加务实稳健，更容易为传统僧人接受。

以僧才教育为例，当传统培养僧人方式不再适应当代佛教发展需要时，圆瑛大师便提出借鉴近代教育模式，开创宗教教育机构，对僧人进行系统教育，对信众进行规范的佛教知识普及。他一生中依托著名寺庙，先后创办了多所佛教教育机构，培养出大量符合时代要求的佛门弟子。

大师的另一位弟子明哲曾回忆过师父的教学方式：“在教育方法上，他一贯主张解行并进，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先师住持宁波天童寺道场时，就是这样做的。冬天进禅堂坐禅习定，农忙时参加劳动生产，夏天则开讲《楞严经》。住持上海圆明讲堂时，他创办了楞严专宗学院，对学僧解行并进的要求更为严格。首先注重僧仪，在功课法乐唱念上，要达到高的水平；其次更注重精研教理。他教导学僧们既要专听，又要善记；既要会讲，还要实行。”

自从二十岁以来，圆瑛大师每隔十年都要写一首口占诗，他的《七十口占》已臻于化境：“行年七十老头陀，满眼风光会也么？万法皆空忘物我，寸丝不挂泯机梭。穿衣吃饭西来意，瞬目扬眉一笑过。任运随缘消岁月，了然无佛亦无魔。”

圆瑛大师一生禅净双修，利益众生、绍隆佛种，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昔日多见福建古田、浙江宁波两地对大师颇多纪念，唯独沪上缺席，大师纪念塔和圆明讲堂两处遗迹同样寂寞无闻，故心生感念，作此文，以彰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