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7万还16万，除了吃睡就是工作还钱，这些年轻人被网贷拖垮

来上海这几年，家人总催张玮找个女朋友，觉得他三十几岁了，“该成个家”，但因为还债，他放弃了全部的社交，包括相亲。还贷期间，他认识一个比自己小了十几岁的女孩，两个人互相喜欢，已经要确定恋爱关系，但想到自己身上的债务，张玮害怕自己“耽误人家”，最终跟女孩提出了分手。

文 |徐晴

编辑 |金匝

运营 |一凡

“黑魔法”

余芊从没想过，手机弹出的消息会让她变得心神不宁。

10月23日那天，她正跟同事聊着天，屏幕突然亮了，消息栏上显示的是网贷平台的信息——催她还钱。手忙脚乱地收起手机后，她冒出的第一个想法不是还钱，而是深深的担忧：同事看到了吗？如果欠钱的事被大家知道了怎么办？
90后余芊，在北方一个“十八线小县城”做公务员，最近几年组织纪律越发严格，如果欠了12万网贷的消息公开，她的工作、升迁都会受到影响。尽管每月到手工资并不高，只有5000元，但5年前，余芊是花了整整两年的准备时间去考这个职业的——她不愿因为网贷的事丢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这12万，余芊已经忘记是如何一步一步累计下来的了，她只知道，大头来自网贷平台，小头是信用卡，如果调出账单仔细看，才会发现她的钱全花在了“让自己变美”这件事上了。
微博上关注的“网红店”又出了新款大衣，满3000减300，要买；换季了应该有一双长靴来搭配，淘宝直播间里200块不到，要买；一个知名的日本爽肤水做活动，打九折送一堆小样，600块，更要买。工资没剩多少不要紧，信用卡还有额度。她觉得提前消费是“为了省钱”，但现在不买就没有折扣了，以至于每个月她至少都要收几十件快递。
每次失恋，余芊也会把原因归结为自己“不够漂亮”。大学时代第一次失恋，她向表哥借了6000块，割了双眼皮，做完手术戴着墨镜回学校，引来了一众同学的围观。第二次失恋，她去做了头发，纹了眉毛和美瞳线，加起来5000多块，都是从网贷平台里提出来的。第三次失恋是在今年，她一个人去打瘦脸针，又细又长的针“咚一下就打到你的肉里”，痛得“脚趾头都抠紧了”，3000块一针，用借的钱付款，她觉得值。
一直以来，余芊的钱始终不够花，但变美的欲望如此强烈，“不美我活不下去你知道吗？”网贷平台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网贷也“帮助”了张玮。
张玮是80后，中专没有读完就退了学。2000年，他18岁，从学校出来先后做过传销、石油钻井、流水线工人、房产中介。2015年，他来到上海一家快递公司，每天分拣派送12个小时，一个月可以拿到7000块。公司没有五险一金，他在江苏昆山给自己买了社保，一个月2000块，交够几年，就可以在那里买房、落户。
2018年5月，张玮想承包一个快递点，他算了一笔账，除了上交给快递公司总部的3万押金，他还需要去驾校学开车，以及买一辆面包车，学费和车费加起来，需要7万块。他的借呗有12万的额度，提现7万后，他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尝试。
梦想总是美好的，但实际的状况要残酷得多。快递点运行之后，平均每个月能赚7000元，除去公司每个月2000的租金，张玮的房租、社保、衣食住行也要花5000多，整体上看，就是没赚钱。贷款还在，利息也在滚，张玮又注册了苏宁贷、小米贷，先“拆东墙补西墙”，把眼前的账单解决掉，想以后赚钱了再慢慢还。14个月后，7万变成了12万。
到了2019年7月，情况更糟糕了。总部要求每个片区都要成立公司，而注册公司流程长，“公司的一些资料没有下来”，总部没办法打钱。张玮没有拿到总部下发的派费，快递点的运营和自己的生活都成了问题，网贷又要还款，加起来一个月要支出一万多元。他只能继续使用网贷吃饭、付房租、交社保。四个月后，总部的钱打了下来，但是贷款多了，利息也多了，12万变成了16万——负债彻底压垮了他。
在豆瓣的“网贷互助小组”与“负债者联盟”小组里，25337个组员和余芊、张玮一样深陷泥潭。他们大多是90后，也偶有80后、00后，有的欠了几千，有的欠了数百万。小组的帖子里，“焦虑”、“还不上了”、“怎么办”，这些是高频词汇。“消费主义洗脑”和“创业失败”被归为最常见的欠贷原因。除此之外，有人借网贷参加网络赌博，输得血本无归，或是借网贷买股票，赶上了股市低迷。

▲ 催收的人与欠钱年轻人的聊天记录。图 / 豆瓣网友晒图

一位90后程序员，深深羡慕前今日头条员工郭宇财务自由后的生活，为了实现35岁退休的愿望，他借网贷进入了“投资盘”。那是一种新兴的投资骗局，“老师”引导学员们买小公司的股票，赚钱了分给“老师”一半，不赚钱不用交学费。但入局后，这位程序员发现，“原本涨势很好”的股票突然大跌，他连本金都没有保住。
去年1月，95后刘雨的弟弟被检查出了尤文肉瘤，这种罕见的恶性肿瘤需要高额的治疗费用，光是化疗、放疗和药品，一天就要几千块。父母卖掉了开了十几年的夫妻店，拿出了多年存款，仍然不够。
刘雨的借呗上有5万的额度，但考虑之后，父母并没有同意使用。一方面，借呗的年利率高，今年借5万，明年可能要还6万。如果还不上，利滚利，债务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在高额的治疗费用面前，这几万块钱不值一提。最后，父母跟亲戚借了十几万，不需要利息，又在“水滴筹”上众筹了十几万。
从前，刘雨习惯用花呗、借呗买手机和电子产品，他工资不高，分期付款缓解了他的压力，有时还有“24期免息”，更方便、划算。他一度觉得网贷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了便利，但弟弟生病后，他发现，“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网贷是不可能帮助你的”。
轻易得来，代价高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使用网贷的“黑魔法”。央行与各个数据公司给出的报告中，有这样几个事实紧密地关联在了一起：2020年，全国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为854亿元人民币，10年前，这个数字是88.04亿。
现在，全国有1.75亿90后，其中只有13.4%的年轻人没有负债，而86.6%的90后都接触过信贷产品，十个里就有一个同时使用多个网贷工具。在父母那一代人眼中，欠钱代表着耻感和恐惧，但到了2020年，年轻人之间流传的玩笑是：“我看你是想笑死我，然后继承我的花呗。”

“像裸奔一样”

为了还钱，张玮想出了三种办法。
第一种方法是卖掉面包车，拿着卖车的钱和公司补发的派费作为周转资金，开始“以贷养贷”——把钱从利息低的平台提出来，还到利息高的平台。
张玮发现，腾讯旗下的微粒贷针对他的日利率是0.025%，比小米贷、借呗少了一半。他提出来65000元，把利息高的欠款先还上。这个方法持续了9个月，最终以失败告终：今年1月，他的欠款总数是16万，到了10月，依然是16万，也就是说，“之前还款都是在还利息”。
疫情期间，张玮入职了一家线上生鲜公司做派送员，“不要命地跑，才可以跑上一万、一万一，想自己活得长一点，跑个七八千都可以。”有了这部分收入，他才能继续还款。但到了今年四月，他发现自己每个月的利息仍有2900元。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他又想出了第二种方法：给自己消费降级。张玮喜欢骑行、游泳、旅行，到全国各地的火车站前拍照打卡。在云南，坐绿皮小火车看山中风景是他无法忘怀的记忆。为了减少支出，这些爱好都成了过去式。
来上海这几年，家人总催张玮找个女朋友，觉得他三十几岁了，“该成个家”，但因为还债，他放弃了全部的社交，包括相亲。还贷期间，他认识一个比自己小了十几岁的女孩，两个人互相喜欢，已经要确定恋爱关系，但想到自己身上的债务，张玮害怕自己“耽误人家”，最终跟女孩提了分手。
第三种方法，是中断每个月2000元的社保和900元的商业保险，拿来还网贷。原本，线上生鲜公司并没有给派送员买保险，派送员想有安全保障，只能自己买。连这900块也被砍掉后，看到外卖骑手出车祸的新闻，张玮总感觉心惊肉跳，“万一运气不好，出点什么事怎么办？真的就像裸奔一样。”
现在，除去每月800元的房租和1200元左右的伙食费，张玮剩下的所有收入都用来还贷。他的生活被精简到只剩下吃饭、睡觉、工作，玩一会儿手机游戏都会有“深深的罪恶感”。
余芊至今还在“以贷养贷”。她也发现，大多数网贷平台的年利率都在18%-20%左右，很快就会滚出高额利息。为了快点还钱，今年年初，她向一家银行借了一笔48000元的小额贷款，年利率10%，这笔钱可以帮她安全度过2020年。但明年，依然要面对还债这件事——银行的两个还款日分别在明年4月和8月，每次还25054.8元，以她的薪资水平，无论如何都无法存这么多钱。余芊只能安慰自己：“先不想了，能还一个月是一个月。”
也有人干脆不还。在网贷互助小组中，有组员专门分析了逾期的种种后果。
不还钱，首先会上“征信黑名单”，这意味着以后在哪儿都借不出钱来了；接下来一段时间，网贷平台会疯狂催收，如果还是还不上来，网贷公司可能就会酌情减免；减免后继续不还，会有人上门调查和起诉。不过，网贷一般不涉及刑事案件，只要不拒接电话、不失踪，就不会被起诉为诈骗，也不会坐牢，“一般就是拘留”。
就算法院判决了还款，此时依旧不还钱，最坏的结果就是冻结名下资产、银行卡里的钱都被法院扣走，以及被列入失信人黑名单，限制高消费，不可以坐飞机、高铁，不可以租豪华写字楼。
在一部分组员眼里，原本负债者生活质量就不高，不会有高消费，更别谈买房子，所以这些后果并没有多可怕。
但在小组中，拒不还钱的人只是少数，对更多人来说，有一件事是比这些后果还要可怕的。

▲ 图 / 《一条龙》剧照

未坦白，已坦白

在豆瓣小组，欠债的年轻人的帖子被分为两种，一种是“未坦白”，一种是“已坦白”，“坦白”的对象，多半是指父母、家人和朋友。小组里，总有人发帖向组员咨询如何坦白，父母失望的表情和话语比下个月的账单更令人恐惧。如果遇到无良催收机构“爆通讯录”，把电话打到朋友、同学那里，自己将会迎来“社会性死亡”。
仅仅因为买东西就欠了十几万网贷，余芊也觉得这件事听起来十分荒诞，她无法说服自己向父母“坦白”，但又无法克制购物的欲望。
她的原生家庭十分严格，从小到大，她提出的要求，几乎没有被妈妈满足过。小学时，同学们都玩轮滑，妈妈不给她买，别的孩子上艺术班，妈妈也拒绝给她报。她的家庭条件并不差，父母在县城有两套房子，还有一辆几十万的车。余芊分析自己欠贷的原因，工作以后“有点像报复式的那种，给自己狂买”。
今年年初，余芊实在撑不住了，跟妈妈说自己“欠了一万块钱”，没想到妈妈焦虑到晚上睡不着觉，说“你一个女孩子干这种事”。在那之后，妈妈隔三差五就问余芊欠了多少钱，让余芊觉得自己在妈妈眼中像是一个有前科的罪犯，她从此再不敢提起欠贷，也没有奢望过家里帮自己还贷。
她知道，一旦他们知道那个真实数额，“会对我巨大的失望”，“会跟我断绝关系”。但她内心其实又期盼着有一天父母知道真相，“我真的还不上了，你说他们会帮我还吗？”
张玮同样不敢告诉家人。他的老家在四川达州的乡村，从小家里就不富裕，初中时买一盘英语磁带，他都要向父亲百般请求，逢年过节找裁缝做一身衣服，会看到父亲满脸的嫌弃，“他觉得我们花钱了。”他知道，欠了债只能自己还，家里不可能帮助自己。
韩青冈是小组里少数“上岸的幸运儿”。网贷赌博欠下8万之后，他也陷入过绝境。那是2018年，他刚刚毕业工作，每个月工资都投入了博彩网站。赌博是一件收不住手的事情，输了想赢回来，赢了还想赢更多。他的境况越来越糟，不管是网贷，还是赌博，他都不敢告诉父母。
韩青冈自觉与父母的 “各种观念都不太一样”。读大学时，他参加马拉松比赛，想买一双1200元的鬼冢虎跑鞋，父母不同意，觉得“几百块的跑鞋就可以了”。最后，他用花呗买下了那双鞋。生活里遇到困难，他也从来不会求助父母，双方“都不懂怎么表达”，他觉得自己和他们之间“没什么亲情”。
犹豫了整整一年零6个月，8万滚成了10万，韩青冈终于“良心发现”，不再赌博，也不再网贷。他向父亲撒了个谎，说自己是借网贷投资“普顿外汇”，被骗了4万。
“普顿外汇”确有其事，毕业之前，班里好几个同学陷入了骗局，最多的被骗走十几万。那时他“特别清醒”，一眼就看出了骗局，但没想到，一扭头，自己把自己推进了网络赌博的火坑。
他也报少了数额，想剩下6万自己慢慢还。没想到不久后父亲就发现了，问他：“你是不是还有贷款？”又给了他4万。跟父亲视频的那天，他看到了父亲头上的白发，想到父母都已经年过五十，韩青冈觉得自己辜负了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大好的未来被自己亲手打碎”。

▲ 许多年轻人不光把自己未来的收入搭进去，还把家人的钱也圈了进去。图 / 《少年派》剧照

可怕的友好

和要不要坦白的挣扎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最初使用网贷时的便利。
大学时代，韩青冈经常使用“花呗”，超前消费是一种潮流，同学之间甚至会相互比较谁的额度更高。
与几年前的韩青冈一样，95后男孩王浩正在读大三，也是“花呗”的忠实用户。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看过一个视频广告：年轻人想学萨克斯，但没有足够的钱，最后用花呗买下来，每个月只需要还一百多块，结尾的广告语是“年轻人就要用花呗”。
王浩每个月生活费1500元，他兼职写网文，稿费千字15-25元，日更五千字，一个月收入2000-3000元。受访时他还在寝室里，室友说话的声音隐约传来，但他毫不避讳地说，自己在花呗、京东白条上一共欠了7000元，有的是买电子产品，有的是出去旅行的花销。
他并不焦虑，认为在年轻的时候花一点钱去提升自己、打开眼界很正常，因为“确定自己有足够的还款能力”。而花呗对大学生群体来说非常友好。
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人都曾感到网贷平台的“友好”。
张玮创业时完全没有考虑银行，他在上海没有任何固定资产，也没有稳定工作，如果去银行借贷，柜员“可能都不正眼瞧一下的”，是网贷平台给了他双倍于信用卡的额度。
余芊最初从不用借呗，但2016年，一个朋友装修，差3万装修费，让余芊从借呗提现转给他，之后他再按月还钱。出于义气，余芊同意了。在后续的一年里，朋友按照约定陆续还贷，她发现，“没有催收电话打过来，也没有什么法院的传票，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
余芊也开始尝试使用，她越来越觉得，借呗简直方便到了极致，只要有额度，就可以立即提出现金，比信用卡套现更快捷——后者还得借助一台pos机。
“安全”借款与还款后，余芊不断看到各个网贷平台的广告。点外卖时，选美团的网贷平台付款可以“减两元”；想出去玩，去哪儿会首先推荐自己的网贷平台支付；在京东购物，使用京东白条最高减99元；上淘宝买东西结账，也会突然冒出来几百元的花呗“临时额度”。

▲ 一些平台确实会在使用贷款过程中为用户提供额外的便利。图 / 手机截图

为了省下那几块、几十块折扣，余芊会暂时开通一下，买完东西赶快还上，然后关闭。但没想到，自己买的东西越来越多，明明都“不是很贵”，不知道怎么最后就欠了那么多。
在刘雨看来，网贷让自己产生了“可以消费得起”的错觉，去购买那些原本可能无法拥有的东西——大家会把网贷平台的额度当成自己已经拥有的钱。
于是，在“友好”之后，年轻人感受到了网贷的可怕。
还完钱后，韩青冈依旧收到了来自各个网贷平台的短信，五万、十万的额度等着他去开通领取，数一数，有十几条。
这让韩青冈想起了一个“小贷公司”的放贷员，自从加上这个人的微信，每天叫醒韩青冈的不再是闹钟，而是这位放贷员的问候。韩青冈形容那个人，“比你男朋友都热情”。在一张聊天截图里，每天早上6:20左右，放贷员都发来“早安”、“记得吃早餐”的信息，如果下雨了，会提醒他“出门记得带雨伞”，节假日还有专属问候，比如“情人节快乐”，跟在后面的才是最新的贷款“福利”信息。

▲ 放贷之前放贷员的热情问候。图 / 受访者提供

能让网贷公司也如此热情的，并非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交易用户信息的巨大市场。

2019年，数十家大数据公司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被查封，魔蝎数据、新颜科技高管被警方带走协助，公信宝、51信用卡、考拉征信等被纳入调查行列。这一番整顿指向的是网贷平台放贷和催收两个环节。大数据公司使用爬虫工具抓取用户私人信息，包括公积金、社保局、信用卡等系统中的数据，一面提供给放贷公司，另一面打包卖给催收公司。

每日人物加上了一个名为“xx网络科技”的QQ号，收到了一张图片，里面的黑体字写着 “当天实时每条/3块，额度2千到2万以上”、“隔夜料每条1块，额度不等”。
对方解释，“实时”指的是刚刚办理了贷款或是浏览过网贷平台的用户电话，“隔夜料”则是已经被其他放贷公司联系过的电话——对放贷公司来说，联系得越快，对方办理贷款的可能性越大。
这代表着，如果有一个人刚刚使用了网贷，或是打开了网贷平台，那么他的贷款额度、联系方式都不再是秘密。一天之内，会有各种各样的网贷平台“雪中送炭”，其中总有一个会把钱成功地借给他。
大型互联网公司争相进场后，年轻人借钱这件事，正在变得越来越便利。许多互联网公司大力推广借贷产品，将审核门槛降低到年满18周岁，同时，依靠各种各样的技术、算法，互联网公司可以更高效地挖掘用户、评估风险，制定相应的营销方式并实现盈利。
在一篇名为《基于LRFM模型的网贷平台借款用户分类研究》的论文中，作者将网贷用户分为了三类。第一类用户借款交易频繁、借款金额大，对于平台的贡献度、忠诚度高，重复借款的可能性较大，占总体用户数量的16.9%。
第二类是不确定型用户，长时间未在平台进行借款行为，具有流失倾向，占总用户数量的48.9%，却仅带来10%的收益，属于“劣质”用户。
第三类是活跃用户，在平台交易时间较长，操作频率高，但为平台创造的利润较少，说明经常借款，但选择平台更谨慎，占总用户数量的34.3%。
网贷平台只要依据用户操作行为将其划分类别，制定不同的策略，就会取得最大化的效果——第一类用户是核心用户，将最主要资源投入到他们身上，实施一对一的特殊待遇或赞赏；第二类“劣质”用户直接放弃；而第三类用户的忠诚度高、借款需求多，“重点在于提高其借款金额，提升对平台的信任度与熟悉度。”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总有人发现，自己频繁借贷，“以贷养贷”，不管如何捉襟见肘，贷款的额度反而一直增加——他们正是网贷平台要找的人。只要持续还款，额度就会加码，“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就可以无限循环下去。
技术改变了互联网金融，也改变了人的欲望，在技术的加持下，欲望之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关闭。
双十一，余芊又买了7000元的衣服，她觉得过去几个月还贷“太辛苦了”，要犒劳一下自己。更何况，打开购物APP，首页推荐位的东西总是能让她“种草”。她不断往下滑，“你看，它最知道我喜欢什么。”当每日人物向她提议，把还没发货的订单都退掉时，她思考了一会说，“还有额度。”
至于张玮，还在继续还钱。他不敢给自己设定还完的预期，“期望越大，失望越大。”至于结婚和成家，“只能顺其自然。”现在，每个月拿到工资后，他会去买60元的彩票，刮开涂层的那个瞬间，他感到了一丝放松。不管有没有中奖，这已经是他还贷生活里仅存的一项娱乐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涉及人物皆使用化名。）

▲ 图 / 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