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离骚》，许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高考时背书所感受到的晦涩难懂。总说《离骚》是“必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经典，那么，《离骚》到底有多重要？本文从文学成就、艺术价值和精神传递三个方面进行简单分析。
先说《离骚》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宋代著名史学家宋祁曾言，“《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其文学地位可见一斑。在《离骚》以前，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诗歌以《诗经》为代表。
与《离骚》不同的是，《诗经》多为群众性的集体创作，个性的表现甚少，风格也多温婉。而屈原的创作，却是用他的生命热情在文学史上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
自此，诗歌从集体歌唱走向了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屈原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文学体裁——骚体，大大拓展了诗歌的表现力。
而屈原的创作，却是用他的生命热情在文学史上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自此，诗歌从集体歌唱走向了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屈原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文学体裁——骚体，大大拓展了诗歌的表现力。
就句式而言，屈赋以杂言为主，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可以说，《离骚》奠定了诗歌在先秦文学中的地位，同时，《离骚》还奠定了先秦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再谈其艺术价值。《文心雕龙注》中曾言，“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屈原通过大量象征和比兴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大量的芳植意象塑造出一位高洁的居士形象，神话的构思又将读者带入他心目中的超现实世界。
如刘师培的《论文杂记》中所道，《离骚》“以情为里，以物为表”，使得文章含蓄，长于韵味，而且富有色彩美和神话美。屈原的语言通过意象获得了张力，其独特表达技巧又展现了楚地的风貌。
语言形式上，《离骚》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华美与质朴交错，对偶和铺叙杂陈，悲怆愤慨的激情中融进低回往复的忧愁与哀思，既有着楚方言的南国情调，又不失一唱三叹的音律感。也难怪鲁迅赞之“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离骚》的艺术价值体现在其语言的张力，也体现在其时空的交错。岳柳汐先生曾说，《离骚》的艺术价值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其张扬诡谲的可视化表达中。这主要表现在时间的伸缩和空间的延展。
屈赋中体现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漫游美学，然而，在《屈原“游”的诗学建构与意涵》一文中，潘筱蒨指出，“虽然屈原‘游’的美学，有着庄子‘游’的自由之美，但屈原‘游’中的生命意涵是消极的，呈现出走向衰竭的状态。”
李泽厚《美的历程》评论《楚辞》，“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稽的想象在这里表现得更为自由和充分。”也正是这所谓的“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稽的想象”谱下了一曲壮丽的漫游之美和死亡美学，赋予了《离骚》浪漫的精神气质。
宋代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指出：“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之所以将屈原置于如此神坛，与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在《离骚》中尤为突出。屈原《惜诵》有“发愤以抒情”的说法，历来受人们的传扬。司马迁继承了这些说法，并根据自己的切身遭遇，提出了发愤说。
黄中模先生在《屈原问题论争史稿》中曾说，“在司马迁看来，《离骚》的精神是激昂的，是一种郁结于中不得不发的自我宣泄。”这里的“郁结”来自诗人为崇高理想甘愿献身祖国的战斗精神，也来自于楚国政治黑暗腐朽的无奈现实。
汉代以后，后世文人无不对屈原推崇备至。贾谊被贬黜之时，途径汩罗江，以《吊屈原赋》激励自己；文天祥在被元兵俘虏后，狱中诵读《离骚》鞭策自我；陆游报国无门，也慨叹到，“《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时至今日，屈原仍作为爱国主义诗人的代表广为传颂。究其原因，还需归功于屈原砥砺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
赵逵夫曾言：“《离骚》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奇珍，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1953年，屈原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屈原“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屈赋卓越的成就，实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浓墨重彩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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