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政治翻身仗——“护国战争”始末

在袁世凯以及其他多重因素推动和催化下，由1953名代表组成的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在1915年12月11日投票决定，“中华民国”由共和之国改制为“君主立宪”的“中华帝国”，袁世凯大总统和北洋政府决议接受国民“拥戴”和国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宣布自1915年12月12日起进入帝制筹备阶段，并将1916年改为洪宪元年。但就在国民大会决议案公布没几天的12月25日，三次匍匐在袁世凯面前，虔诚劝进的蔡锷辗转回到云南后即联合滇系军阀唐继尧、滇军将领李烈钧等发动了起义，并宣布云南独立，同时成立了护国军政府和护国军，唐继尧任护国军政府都督兼护国军第三军司令，蔡锷和李烈钧分任第一军和第二军司令。1916年1月1日，云南军政府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二十大罪状，号召全国军民共同讨伐袁世凯，保卫共和民国。

因发动“二次革命”被北洋政府通缉逃往日本的孙中山，知道袁世凯即将称帝的消息后即发表通电，痛斥其倒行逆施行为，并号召革命党人积极投入讨袁之役当中，过程中曾短暂回国参与和筹划反袁讨袁计划。

由于护国军出师有名，占尽了道义上优势，因此，护国军北进四川、东攻黔桂湘粤的攻势进展顺利，而袁世凯的三路攻滇大军屡屡受挫，贵州、陕西、湖南和四川相继宣布独立，鉴于军事作战不顺，加上冯国璋等北洋系嫡系反对，特别上西方列强不支持的态度，袁世凯看称帝无望，于1916年3月23号下令撤销中华帝国国号和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年号，仍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6年6月6日悲愤欲绝的袁世凯死去，副总统黎元洪于当日继任大总统，并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护国战争结束。

一、为何称为“护国战争”？在因袁世凯“废都裁兵”被撤职的滇系桂系军阀和革命党人看来，袁世凯即将建立的改制运动是复辟行为，意欲将“共和国体”改变为“帝制”国体，因此谓为之为“护国”，护的是“中华民国”之国。

二、中华民国是“共和立宪”，中华帝国乃“君主立宪”，所以，当时以及后来有人认为将中华民国改称中华帝国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复辟，而是改制，君主立宪的政体与共和政体并无二致。

三、“洪宪年号”意蕴弘扬宪法之意。

四、蔡锷三次虔诚的劝进，是“戏”演的好，还是真性流露，反正袁世凯和北京政府很多高管都认为真的，以至于袁世凯看到蔡锷起义反袁的通电后，认为是假的，还多次安排人核实。西南和东南是反对袁世凯最起劲的地方，邀蔡锷来京主要为怀柔西南地区反袁势力，袁没有伤害蔡锷的动机和胆量，蔡锷为何如此谦卑？未有史料佐证，还需后续进一步研究。

五、客观而言，在当时国内国际环境下，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权形式，符合绝大部分国人的价值观，系主流民意。一是当时真正采用共和国体的发达国家只有美法，绝大部分发达国家都采用了英日等君主立宪政体。二是实行共和国体后，因为没有平衡或制约政治或军事集团的力量，总统或议会选举往往意味着动荡和战争，拥立一个强权人物，既利于稳定，也可能有利于有秩序的向民主过度。三是有些人认为“有王才有王法”。

六、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陆荣廷和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首的西南新旧滇桂和以张作霖、张学良为首的奉系军阀，由于与国民党或国民政府关系密切之关系，其历史作用评价并不完全客观，这两个军阀形式的地方割据势力，除大量糜费了地方资源和百姓财富外，严重妨碍了共和民主的实行以及中央集政权的形成，解放前夕东北和西南地区土匪横行于此大有关联。他们最大的作用就是制约。

七、袁世凯殂落，黎元洪继任总统时，宣布恢复的是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为限制袁世凯权力制订的《临时约法》，而非袁世凯制订的《中华民国约法》。《临时约法》主张内阁制，《中华民国约法》主张总统制。既然黎元洪自己主张内阁制，为什么当上大总统后却要按《中华民国约法》行使总统权？盖因为人的贪心和得寸进尺。

八、此次护国战争最大的受益者是孙中山。以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和独裁等台面理由发动“二次革命”后，孙中山以及不满袁世凯“裁兵废都”政策的李烈钧等，因违背用法律和民主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传统文化观念和共和民主理念，被主流价值观所抛弃，被北洋政府所通缉，政治上倍受打击，只得逃往根据之地东瀛日本暂避，要不是袁世凯称帝给了孙中山一个独裁的口实，恐怕强势复出还需相当时日。

这就是人，都有糊涂的时候；这就是政治，起起落落乃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