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一位生长在19世纪的作家，却有着20世纪的现代文学精神

世界文学史上总有一些具有超前意识的作家。

他们在时代的交替和文学思潮的擅变中，在文学观念、思维方法等方面，总是扮演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角色。

契诃夫，这位19世纪俄国最后一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高尔基曾对他的历史地位作出了不同凡响的评价：

“这是一个独特的天才，是那些在文学史和在社会情绪中构成时代的作家中的一个。”

本文将从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多余人以及精神变态者形象，谈谈契诃夫小说中超前的时代意识和文学意识。

01 知识分子的精神失落

最早发现契诃夫与20世纪现代小说相通的，是英国著名意识流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认为契诃夫的小说主要是写人的心灵和灵魂：

“灵魂得病了，灵魂被治愈了，灵魂没有被治愈，这就是他的短篇小说的着重点。”

最能体现伍尔夫所说的“心灵意识”的作品，是契诃夫写于1889年的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

这篇小说通过一个老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总结，写出了19世纪末俄国知识分子寻找生活目标、寻找自我的彷徨心态。

小说主人公尼古拉，原先是一位声名显赫、卓有成就的医学家，当他年过、渐入老境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头顶已光秃。

“脸上布满衰老的、死气沉沉的皱纹……我的名声光辉灿烂，我的模样却灰溜溜的，极其难看。”

问题还不止于他外表的衰老，更可怕的是他的心灵的冷漠和衰老。

他经常失眠，眼前出现幻觉他对周围的一切变得冷淡厌恶和漠不关心，甚至对熟悉的人和事产生一种陌生感。他疑心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对疾病和死亡产生了无名的恐惧和忧郁：

“我的背脊发凉，五脏六腑好像把背脊吸进去了，仿佛死神必然是从背后偷偷向我袭来似的。”

契诃夫认为，像老教授尼古拉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一些“失却了内心热情”的人，或者说是“缺少中心思想”的人：

“如果一个人的内心缺乏一种比外界的一切影响更高更坚强的东西，那么所有他的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以及他的伟大的和渺小的思想，就只有病症的意义，没有别的意义了。”

契诃夫在这里提出一个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科学和人的分离。

尼古拉作为一个科学家是杰出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学者名声没有一星污点，对我的名声谁都没话可说。”

然而，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情感、有思想、有血肉的人，尼古拉却是一个失落者、孤独者。

他与学者的距离愈近，便与人群的距离愈远。于是，人成为抽象的科学技术的躯壳，而科学技术变成人的异己力量。

人的心灵是一片荒原，这和20世纪异化文学中所揭示的人的荒原意识、孤独意识和失落意识有什么两样呢？

正好，契诃夫创造了俄国文学中的19世纪末“多余人”形象。

02 多余人与世界的冲突

这些“多余人”，都是俄国的贵族或平民知识分子，与传统“多余人”形象不同的是，他笔下的多余人同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更多地联系在一起，主要体现人与环境、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他在很多作品里描写“多余人”与外部环境的隔膜，描写个体的人与群体的隔膜。

如中篇小说《决斗》里的拉耶甫斯基，一方面继承了祖辈“多余人”无所事事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浸染了现代文明的恶习，沉醉于物质享受喝酒、玩牌、欠债、与别人的妻子同居……

他生活在上流社会的群体之中，但又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他素来不需要真理，他也没追求过真理。他的良心被恶习和虚伪蒙蔽，已经昏睡不醒或者沉默无声了。

他像一个局外人，或者一个从其他行星上雇来的人，根本没有参与过人们的共同生活，对人们的痛苦、思想、宗教、知识、探索、斗争等一概漠不关心。

为了突出人和环境的矛盾冲突，契诃夫在很多小说中描写了人物仿佛置身于牢笼、拘留所、精神病院之中的感觉，主人公活动的场所常常有高墙、栅栏、楼房……使人产生种种心灵上的压抑感。

为了渲染这种压抑的氛围，契诃夫往往赋予人物活动环境以灰色的色调。

《第六病室》中的医院院墙是灰色的，《带叭儿狗的女人》里安娜住的楼房对面，是一排“灰色的栅栏”古洛夫下榻的旅馆里，铺着“灰色粗呢的地毯”。

《没意思的故事》里，老教授的周围是“灰色的墙壁、灰色的房屋”。

灰色，构成了契诃夫笔下的“多余人”生活环境的基调，也构成了他们失落、痛苦、冷漠心态的基调。

契诃夫笔下的“多余人”区别于传统“多余人”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从外表的夸夸其谈更多地转向内心的反省和内心的忏悔。

《没意思的故事》里的老教授、《决斗》里的拉耶甫斯基，都具有相当强烈的反省意识和忏悔意识。

《没意思的故事》通篇都是老教授对一生的自我反思和心理独白，他清醒地感觉到自己的冷漠心态给周围人带来的危害，意识到“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有点古怪，都是怪人”。

然而，对于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如何找回失落的自我，老教授却无力寻求答案。当同样失落了自我的卡嘉向他求教该怎么办如何生活下去时，他只能回答不知道。

《决斗》中的拉耶甫斯基对自己的解剖可以说比老教授更清醒、更直率，他认识到自己浅薄、无聊、堕落，“有时候我连自己也憎恨自己，看不起自己”。

他承认自己是“局外人”，但又不想改变与环境的隔离状态，只想“在自身寻找救星”。

尽管作者在小说结尾处描写拉耶甫斯基登上开往彼得堡的轮船，决定开始新的生活，但前面是一片茫茫大海，拉耶甫斯基的新生活究竟在哪里，也只能是一个未知数。

契诃夫许多作品中，反复描述了世纪末知识分子的精神失落，这并不是偶然的。

1890年，契诃夫前往萨哈林库页岛进行了三个月的考察，这次经历使契诃夫受到强烈震动，这种震动不亚于两次大战给世纪人类心灵留下的阴影。

极端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一个正直的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感到绝望，感到愤懑，同时又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失落和彷徨，这恐怕是很自然的事。

难怪他在1892年11月25日致苏沃林的信中坦诚相告：

“我们没有最近的目标，也没有遥远的目标，我们的心中一无所有。我们没有政治活动，我们不相信革命，我们没有上帝，我们不怕幽灵，而我个人呢，我连死亡和双目失明也不怕……这是不是一种病。”

接着，契诃夫用更加坦率的口吻说：

“我不向自己隐瞒我的病，不向自己撒谎，不用诸如年代思想这类别人的破烂来掩盖自己的空虚。”

这一段话表明，契诃夫比较准确地触摸到19世纪末期俄国知识分子对黑暗社会现实的种种失望情绪，而且他自己也毫不掩饰那种在对现实极度失望后产生的“心中一无所有”的荒凉感、虚无感。

他把这种失望情绪和虚无感称之为“病”，这并不是什么人的机体的疾病，而是19世纪俄罗斯特定历史条件下滋生的“世纪病”。

谁能料到，这种19世纪俄罗斯的“世纪病”，竟然会在20世纪的西方知识分子中蔓延开来呢？

03 精神变态者的荒诞世界

当我们看到卡夫卡笔下的推销员格里高尔，在一天早晨突然变成一只大甲虫并从此战战兢兢地在冷眼与抱怨声中度过他短暂余生的时候，我想起了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

这个可怜的小官员，只因在打喷嚏的时候不小心将唾沫星子溅到上司的头上，便从此惶惶不可终日。他不断地向上司赔不是，上司已经忘记了这件事，而他却耿耿于怀，最后竟在恐惧与惊吓之中离开了人世。

这两个小人物的遭遇都带有荒诞色彩，因为人变成甲虫固然不合情理，不合逻辑；一个喷嚏葬送了一个人的生命也显得过于荒唐。

两位作家都写了人与环境的冲突，前者写现代社会中人与生存环境的冲突，后者写俄国官场中小人物和大人物之间等级观念的冲突。

虽然时代不同，但作品中流露的荒诞意识和悲剧意识却是相同的。契诃夫的《人与狗的谈话》可以说是他的荒诞小说的雏形。

这篇小说描写一个喝醉酒的十品文官罗曼索夫在醉意朦胧中向一只狗诉说自己的过错他曾经欺骗过人，坑害过人，得过不义之财，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坏蛋”、“下流坯”，应该受到处罚。

而狗完全听不懂他的话，把他咬得遍体鳞伤。契诃夫企图通过这个荒诞故事揭示一个灵魂堕落的人渴求忏悔和赎罪的心理。

契诃夫在另一篇小说《M·G病例》中所展示的荒诞意识则属于另外一种情况。这篇小说描写一个退休警察热衷于把人和动物禁闭起来，以满足精神上的快乐。

他常把猫、狗、鸡等关进箱子里，禁闭一个规定的时间，然后放出来。他的空瓶子里经常装着各种各样的蟑螂、臭虫、蜘蛛。

每逢他身上有钱，就雇些愿意坐牢的人，把他们关起来，不舍昼夜地看守着，不到规定的时间不放他们出来。

但不同于其他幽默滑稽小说之处，在于作者突出了对小说主人公的变态心理和病态心理的描写。

契诃夫从变态心理学的角度，真实而准确地描写了这个退休警察的“禁闭癖”以及他违情悖理的古怪念头和古怪行为，因而显得十分荒唐可笑。

如果说契诃夫在《M·G病例》中描写的退休警察的荒诞行为多少带有调侃和游戏的意味；那么他在小说《普里希别叶夫中士》里所描写的退伍士兵普里希别叶夫的荒诞行为则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批判性质。

普里希别叶夫有个癖好就是爱管闲事，他对村子里的老百姓看得严严实实，本来不要他管的事，他偏要管，他不许老百姓成群结队，不许他们唱歌，不许晚上点灯；总之，一切他认为不合“规矩”的行为，他都要设法制止。

契诃夫夸张地描写普里希别叶夫的变态心理和变态行为，主要目的不在于制造幽默感，为读者提供某种廉价的笑料，而在于讽刺和鞭挞当时的警察制度和专制制度。

这里，荒诞意识与社会批判意识、讽刺意识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契诃夫的荒诞小说的一种特有风格。

契诃夫把荒诞意识、批判意识和讽刺意识融合发展到更高层次的作品是《套中人》和《第六病室》。

契诃夫在《套中人》中塑造的著名文学典型别里科夫，实际上是普里希别叶夫中士荒诞性格的延伸，和普里希别叶夫一样，别里科夫也是一个精神变态型人物。

他的怪诞，他的别扭，都显露出他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的病态。他喜欢套子，把自己的一切都包藏在套子里。

雨伞有套子，怀表有套子，连削铅笔的小刀也有套子。除了有形的套子外，还有无形的套子，这就是政府的法令、规章和一切现存的秩序。

他患了一种叫“套子癖”的神经官能症。凡是对一种东西嗜好成癖的人，都有一种防卫心理，生怕别人占有他的东西，损害他的嗜好，因而总是处心积虑地设法保护它。

别里科夫正是出于这种病态的防卫心理，将所有违反他的“套子观念”的人视如仇敌。

只要听说学生顽皮闹事，或是看见一位女教师陪着军官玩得很晚，他就心慌意乱、闷闷不乐。

执拗的“套子观念”使他不能坐视这种种越轨行为，他觉得有责任向校长报告。他甚至常常一声不响地在同事家里坐上一两个小时，充当极不光彩的“坐探”角色。

别里科夫的荒诞和可笑之处，就在于他常常把生活中的正常现象视为“越轨行为”，从而使自己和周围的人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

别里科夫与环境格格不入，恰恰是因为他和当权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比较一致，甚至自觉充当义务警察，维护现存秩序。

在俄罗斯民族历史的大背景下，人生的无价值和自我的彻底失落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演绎，使别里科夫这样一个普通人之极为平凡的生命历程具有了极大的概括性和普遍意义，他的某些人生经验、生存困境，以至于心灵的痛苦与困惑，是人类社会人的普遍遭遇和共同感受。

和契诃夫的许多荒诞小说一样，《第六病室》的主要人物也都是精神变态型的。格罗莫夫和尼基塔是这部小说，塑造得最成功的两个精神变态者形象。

格罗莫夫被关进第六病室之前是法庭的小官吏，一次他在大街上看到四个带枪的宪兵押着两个戴镣铐的犯人，心里突然产生出一种怜悯和别扭的感觉。

回到家里，犯人和宪兵的影子老是跟随着他，他开始胡思乱想，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戴上镣铐。他愈想愈害怕，甚至疑心从窗口走过的人是监视他的特务和密探。

一天，几个锅炉工走进院子，他认定这是乔装打扮的巡警抓他来了，于是失魂落魄地溜到街上拼命奔跑，他完全疯了。

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不仅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生动逼真地展现了格罗莫夫从敏感多疑、感知错幻到神经错乱、精神分裂的全过程，而且从社会学的观点写出了导致格罗莫夫精神分裂的缘由：

社会不平等，司法机关昏暗，警察到处横行，使一个身居底层的小人物感受到强烈的动荡和压抑，产生不安全感和恐惧感，这正是格罗莫夫患迫害恐怖症的主要原因。

格罗莫夫虽然是一个疯子，但他又有理智清醒的一面。当他和拉京医生交谈时，对社会问题、善恶问题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完全不像一个精神病患者，倒更像一个头脑冷静、善于思辨的哲学家。

尼基塔是另一种类型的精神变态者，他是第六病室的看门人，也是第六病室真正的统治者。他气派威严，拳头粗重，对病人动不动就拳打脚踢：

“他打他们的脸，打他们的胸，打他们的背，碰到哪儿就打哪儿。他相信要是不打人，这地方就不会有秩序。”

他看到拉京医生经常和格罗莫夫交谈，便认定和疯子谈话投机的人必定也是疯子，于是，好端端的拉京医生也被关进了第六病室，被当成疯子，遭到尼基塔的毒打。拉京忍受不了如此野蛮的侮辱和迫害，一气之下，中风而死。

契诃夫在这里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理性颠倒的荒诞图景：理智清醒的拉京和格里莫夫被当作疯子，而真正的疯子、虐待狂尼基塔却耀武扬威地主宰着清醒者的命运。

尼基塔这个暴虐、愚蠢、灭绝人性的变态怪物，恰恰成为俄罗斯专制暴政、监狱、警察制度的精神象征。

这就使《第六病室》的荒诞色彩包容了更深刻的批判内涵，而非理性的荒诞意识一旦上升为理性的批判意识，便赋予小说哲学思考的深层意义，这也是20世纪小说中比较流行的文学意识。

1904年，契诃夫离世。

这位跨世纪作家尽管在20世纪仅生活了四年，但他在小说作品里表现的19世纪末俄国知识分子的灰色情绪，他所创造的多余人、形形色色的精神变态者，以及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忧郁感、荒诞感，却与后来整个20世纪西方现代小说中的主题、人物、情绪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已经走出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框架，具有鲜明的现代文学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