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下党秘密出版活动的回顾与思考

在长篇小说《红岩》中，《挺进报》的秘密出版与被破坏是其重要行文线索。《红岩》中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都是以《挺进报》相关革命志士为原型的，如成岗的原型陈然、江雪琴的原型江竹筠等。实际上，除《挺进报》外，地下党重庆市委还秘密出版了另外一本刊物——《反攻》。在当时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山城，《挺进报》和《反攻》的秘密出版是地下党重庆市委抢占新闻舆论阵地的一个创举，发挥了传递信息、宣传真理、引导人民、团结同志、鼓舞斗志的重要作用。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重庆地下党秘密出版活动进行回顾和思考，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舆论工作的认识。

《挺进报》的创办过程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大幕开启。1947年，战争形势愈发激烈，国民党重庆当局查封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的全体人员被迫撤回延安。由于《新华日报》的撤离，重庆消息闭塞，谣言充斥，白色恐怖加剧，政治空气沉闷，不少人感到苦闷、焦虑，甚至悲观。

当时，重庆有一本“灰皮红心”的杂志《彷徨》，有关工作人员主要有刘镕铸、陈然、蒋一苇、吴子见等。其中，刘镕铸是党员，陈然1939年入党，但失去组织关系已久，蒋一苇、吴子见都是党培养多年的积极分子。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突然撤走，《彷徨》失去了党的领导，他们决心按照上级确定的“灰皮红心”方针，继续把《彷徨》办下去，同时积极寻找党的关系。

一天，他们收到从香港寄来的《新华通讯稿》，上面报道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他们如获至宝，极为兴奋，就把《新华通讯稿》摘编刻印成油印小报，在熟悉可靠的同志中传阅，深受欢迎。这引起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的重视，特派市委委员彭咏梧与刘镕铸接上关系，决定以油印小报为基础，筹备出版《挺进报》。

1947年夏，《挺进报》正式成为地下党重庆市委机关报。刘镕铸任特别支部书记，负责筹款、采购和发行，蒋一苇负责编辑，陈然负责印刷，吴子见和彭咏梧的妻子江竹筠负责联络。1947年11月，彭咏梧、吴子见到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挺进报》由市委常委李维嘉领导。不久，陈然、蒋一苇入党，分别担任特别支部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

《挺进报》的印刷设在重庆南岸野猫溪中国粮食公司机器修理厂陈然家里。陈然公开身份是机器修理厂的管理员，白天上班工作，晚上印刷《挺进报》。为了保密，陈然用厚纸将木板墙的缝隙全部糊上，窗子里面挂上一条厚毯子，电灯加上黑纸糊的灯罩，这样，别人就不会发现家里通宵亮灯，连他的妈妈和姐姐也不知道他晚上在忙什么。

前期，《挺进报》以对内发行为主，由刘镕铸联系一些人做发行工作，但主要渠道是通过各级党组织地下交通传递，大批党员群众直接或间接参与进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发行网。后期，刘镕铸奉命转移，陈然兼任特别支部书记。根据上级指示，《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发动“攻心战”，主要通过邮局寄给国民党军政人员，内容也做了相应调整，除报道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外，还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开导、警告内容。

1948年初，国民党西南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收到一封信，里面装着《挺进报》。朱绍良勃然大怒，要求限期破案。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挺进报》恨之入骨，派出大批特务四处搜查。4月，地下党员陈柏林阅读《挺进报》，被伪装成进步青年的特务发现，导致陈柏林及其上级任达哉被捕。不久，任达哉叛变，间接导致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被捕，两人亦相继叛变，最终导致重庆地下党遭到大破坏。

《挺进报》相关人员中，李维嘉、蒋一苇等人被迫撤离。4月19日，陈然收到一封示警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路平安!彭云。”但他没有马上转移，而是决定将手头上的这一期印出后再撤走，第二天不幸在家中被捕。在狱中，陈然受尽种种酷刑，始终只承认《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是他一人所为，后来英勇就义。

至此，《挺进报》被迫停刊，共出版23期。此后，《挺进报》曾两度复刊，继续战斗在重庆。

《反攻》的创办过程

《反攻》的创办与《挺进报》关系密切。1947年7月，赵隆侃和罗承勋一起拜访廖意林、苏辛涛夫妇。当时，廖意林是重庆育才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赵隆侃是育才学校教师，罗承勋是重庆《大公报》副刊编辑主任，苏辛涛是重庆《新民报》主笔。在谈到刚出版的《挺进报》时，大家都非常赞赏，赵隆侃和罗承勋建议联系几个人创办一个理论性油印刊物，来和《挺进报》相互呼应、相互补充。两人的建议与廖意林、苏辛涛夫妇的想法不谋而合，当即决定着手筹备工作。考虑到当时正逢我军在战场上从防御转为反攻，大家一致同意将这个刊物定名为《反攻》。

9月，地下党重庆市委决定由廖意林负责《反攻》的筹备，下设编辑、印刷两个小组，两组互不来往，都由廖意林联系。廖意林物色了两组人选，编辑组为赵隆侃、罗承勋、苏辛涛，印刷组为民建中学的李累、苏仲扶、陈尧伦，并报市委审批同意。

10月，《反攻》第一期出版，刊发的文章主要是论文，也有少量的文艺作品，字数较多，是一本小册子。作者主要为廖意林、赵隆侃、罗承勋、苏辛涛，也约过一些熟人撰写。内容上主要是根据党的最新文件精神，讲解国内外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形势，以及如何配合我军大反攻，加强团结把各自工作做好等。读者对象主要是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社员和知识青年。

11月，李维嘉开始领导《反攻》。李维嘉要求，除编辑自己撰写稿件外，应及时全文转载党的重要文件和重要评论，读者对象应扩大到广大工农群众和各阶层进步人士。随着李维嘉加强对《反攻》的领导，刊物的质量逐步得到提高，发行量也逐渐增加。

参与发行的人很多。每期印好后，廖意林将一部分交给自己直接联系的同志分发，另外一部分则交给江竹筠或李维嘉，由他们转交其他同志分发。同《挺进报》一样，《反攻》的读者也是自己看过后，再设法传递给别人看。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传递地下刊物非常危险，有的同志甚至为此献出生命。

1948年春天，为了扩大《反攻》的影响，陈尧伦准备把刚出版的刊物送给老家的哥哥陈尧楷。行前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他把刊物缝在随身携带的棉被里。但是，由于当时陈尧楷已经率众武装起义，他的老家成为敌人围剿的重点，外围的大小道路岗哨林立，对进出的人检查得非常仔细。很不幸，刊物被敌人搜查出来，陈尧伦被捕，最后光荣牺牲。

与《挺进报》不同，《反攻》是自行停刊的。1948年1月，罗承勋随重庆《大公报》迁往香港，编辑组只剩下廖意林、苏辛涛夫妇两人。3月，由于上海局负责人钱瑛要廖意林、苏辛涛前往上海工作，地下党重庆市委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手，决定停刊。后来，地下党重庆市委曾一度准备复刊，但由于《挺进报》事件的爆发不得不停止。

宝贵经验

重庆地下党的秘密出版活动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

首先，必须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挺进报》和《反攻》的创办，起初是重庆地下党员在和组织失去联系后的自觉自发行为，他们一边办刊，一边积极寻求和党组织的联系。而新成立的地下党重庆市委也积极与办刊人员联络，并先后选派市委委员彭咏梧、李维嘉加强对他们的指导和支持，使《挺进报》和《反攻》日益发展壮大，并产生重大影响。在革命战争年代，确立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无疑就掌握了领导革命的指挥棒。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在新时期，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同样是党的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各级党组织要强化阵地意识，关心和支持新闻舆论工作，推动党的新闻事业高质量发展。

其次，必须不断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党的新闻工作者要不断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把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积极反映人民诉求，自觉地将革命宣传与人民利益统一起来。《挺进报》和《反攻》是政治家办报意识的最好体现。《挺进报》和《反攻》创办后，按照上级指示，办刊人员将“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战争的战绩”作为主要内容。于是，从孟良崮大捷到蟠龙镇大捷，从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到解放军反攻，都成了他们的重要报道内容，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同时，他们还及时刊登党中央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使之成为发动人民群众的锐利武器。在新时期，新闻工作者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

最后，必须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指出，办报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说话的人。无产阶级政党的机关报刊，在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在国统区秘密出版时，其读者对象应明确为党内同志、广大工农群众和各阶层进步人士，才能实现办报目的。《挺进报》创办初期遵循了这一规律，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在后期出现盲目选择对象受众的冒险行动。据有关同志回忆，尽管执行“攻心战”的同志采取了种种保密措施，取得了初步成功，比如使用美国新闻处、重庆市警察局、银行的信封，改变书写信封的字迹和墨水颜色，在远郊分散零星投寄，等等。但是，这一行动并没有达到“攻心”的目的，反而遭到敌人疯狂的反扑，最终由于叛徒出卖，导致重庆地下党遭到大破坏。在新时期，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同样需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针对不同读者对象，创新传播内容和方式，推动媒体融合，严格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