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就是个矛盾集合体，作为风起云涌的民国时期重要人物之一，“北洋之虎”段祺瑞可以说更是如此，关于他的历史评价，大体只能说是“有功有过”了，至于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亦或是“功过相抵”，恐怕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段祺瑞之功：三造共和、收复外蒙
作为当时的风云人物，段祺瑞的功劳的确有不少，例如对德宣战、拒绝附日等等，而要说他最大的历史贡献，恐怕当属三造共和和收复外蒙了。
1、三造共和。提到段祺瑞的历史贡献，三造共和就不得不被提及。第一次是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有留学经历的段祺瑞深知中国落后的根源，因此非但没有对革命军真正发动猛攻，反而与46位手握重兵的将领联名致电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一致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对于促使清帝退位起到了一定作用。第二次是在袁世凯称帝前后，先是因反对称帝而被免职，虽然在袁世凯称帝后因知遇之恩而未曾公开声讨，且多次劝阻袁世凯称帝未起到效果，但至少也表明了自身的立场，而在袁世凯死后则又推举黎元洪担任大总统，平息了南方革命军的反对声音，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第三次则是在张勋复辟之后，段祺瑞先是以讨逆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出讨伐张勋的通电，后又在马厂誓师，并与冯国璋联电数张勋八罪，发表讨伐张勋檄文，之后攻入北京赶走张勋，维护了共和体制。
2、收复外蒙。除了三造共和之外，派徐树铮“收复外蒙”则毫无疑问是段祺瑞的另外一大功劳。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外蒙古在沙俄的扶持下宣布独立，之后又取消独立改为自治，而当时的中华民国对此无能为力。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对于外蒙控制力下降，而日本则有趁机染指外蒙之野心，段祺瑞瞅准时机，派手下得力干将徐树铮着手收复外蒙，并最终于1919年11月22日成功使外蒙古全境重新被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外蒙的回归，不仅打击了民族分裂势力，更保证了中华民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可惜的是，后来由于北洋内部直奉矛盾的爆发，徐树铮被段祺瑞调回，结束了对外蒙的经营，而仅仅在一年后，外蒙古便在苏俄的支持下独立建国了。
或许有人会说，段祺瑞之所以会做这些，是存有其个人目的的，这一点或许存在，但也不能就此抹杀既成事实，从其所作所为的历史影响来看，显然是有功于国家的。
段祺瑞之过：西原借款、三一八惨案
作为当时的北洋军阀，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政治需要，段祺瑞同样也犯过一些过错，而其中影响最为恶劣的，无疑便是西原借款和三一八惨案两项了。
1、西原借款。西原借款其实是民国六年（1917年）至民国七年（1918年）段祺瑞和日本签订的一系列公开和秘密借款的总称。是在段祺瑞充任国务总理之后，为了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继而通过抵押大量国家权益，向日本借款用以扩充军备。两年间，段祺瑞先后向日本借款5亿日元，其中由西原龟三与段祺瑞政府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商办议定的有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和金矿、有线电信、参战、交通银行等八项借款，共计1.45亿日元。
2、三一八惨案。民国十五年（1926年），趁着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日本军舰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则坚决还击，再被驱逐之后，日本又联合英美等八国向段日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3月18日，在李大钊等人的主持下，北京五千多名群众集会抗议，要求段祺瑞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政府因担心局势失控，命令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结果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
从此后的事态发展来看，虽然西原借款有忽悠日本之嫌，“三一八惨案”之后段祺瑞也长跪谢罪，但从实际影响来看，这两点都是段祺瑞抹不掉的污点。
作为一个身居高位者，能够在那个时代赢得“六不总理”的美名（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证明段祺瑞在个人品德层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正如前文所说，他的所作所为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个人能力和当时环境的影响，一生可以说“有功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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