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地坛到天坛，分合背后有玄机

“我的天呐”——

讲天坛，先从岳云鹏的表情包说起。在同样的场景下，为什么中国人说“我的天呐”，而西方人说“Oh My God”？因为文化信仰的基因不同。

中国是礼制天下，信仰的核心是“敬天法祖”。万物遵循天道，人要顺应天命，所以我们说“我的天呐”；西方以宗教立国，上帝是创造世界的唯一真神。人有原罪，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他们说“Oh My God”。

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儿道理？

▲表情包里有学问。

【祭祀与坛庙】

天人沟通的方式是祭祀，这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礼制活动。《周礼》中将祭祀的对象分为三类：天神、地祇（qí）、人鬼。天神包括皇天日月、风雨雷电等；地祇包括后土社稷、山岳河海等；人鬼则是祖先和古圣先贤等。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

坛庙是用于祭祀的建筑。台而不屋为坛，设屋而祭为庙，也就是说“坛”是露天的，“庙”是室内的。这些祭祀属于国家行为，对天地的祭祀更是帝王独有的权力，因此主要的坛庙建筑都修建在都城。

▲清代北京坛庙分布图。

【蓝本】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初定天下，建都南京。要务之一便是依照周制复兴古礼，以体现蒙元之后恢复中华正统的身份。在祭祀方面，朱元璋在南郊钟山之阳建圜（yuán）丘，于冬至日祭天；在北郊钟山之阴建方丘，于夏至日祭地。周礼虽然完备，但是繁文缛节过多，不利于执行。而且祭祀天地的时间正是南京湿冷和闷热的时候，使得仪式更加辛苦。洪武十年（1377年），疲于各种祭祀活动的朱元璋改“分祀”为“合祀”，利用圜丘旧址修建大祀殿，在正月中旬合祀天地。

▲明初南京大祀殿复原图，来自@大岳太和山人 的微博。

祭祀制度是国家大事，更何况分祀天地的做法源于周礼，不能因为皇帝怕麻烦就轻易修改。为此朱元璋找到了两条理论依据：一是《孝经》中说对帝王而言，天地如同父母，分开祭祀不合人情；二是过去祭祀之前的斋戒期间，总是风雨大作。按照汉代易学家京房的解释，这是神灵不满的表现。有了以上理论支持，经过一系列的去繁从简，朱元璋终于解决了十年来“礼烦人倦”的苦恼，在《宝训》、《大祀文》中直抒心中的畅快。

【沿袭】

明成祖朱棣营建北京时，坛庙等重要建筑“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作为合祀天地的场所，天地坛以南京大祀殿为蓝本，位于北京南郊（当时还没有外城），和西边的山川坛遥相呼应。永乐时期北京的坛庙，并没有留下详细的营建史料。甚至万历朝《大明会典》中的天地坛图档，也直接摹绘了南京的大祀殿图，连其中的错误都原样保留。

▲《大明会典》中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天地坛图。

天地坛周长十里，以大祀殿建筑群为核心，周围分布着神厨库、宰牲亭、斋宫、銮驾库、天库、牺牲所、神乐观等辅助性建筑。整体轮廓北圆南方，象征天圆地方。

▲永乐年间的天地坛范围示意图。

由于缺乏资料，天地坛的确切范围并不明确。传统观点（上图中的红色虚线）认为其东、北两面坛墙与现在的天坛外坛墙重合，大祀殿位置居中，东西对称。这样的天地坛看上去布局完美，但是缺乏文献与考古方面的佐证。

另一种观点（上图中的黄色实线）认为天地坛的东、西、北三面坛墙就是现在的天坛内坛墙，大祀殿轴线并不在中间。如果考虑到天地坛与南京大祀殿的继承关系，这样也是可以解释的，因为南京大祀殿就位于坛内偏东。而且坛庙建筑不同于宫殿，并不是特别强调对称的格局。

【改制】

明世宗朱厚熜是对北京坛庙和祭祀制度影响最大的皇帝，没有之一。嘉靖九年(1530 年)，嘉靖以天地合祀不符合周礼为理由，意欲恢复天地分祀的旧制。更改祭祀制度非同小可，必须慎重。为此嘉靖决定去太庙占卜，征求列祖列宗的意见，却两次都得到了凶签。此时夏言上疏，引经据典地列举了当前祭祀中各种不合乎古礼的做法。嘉靖大喜，第三次前往太庙占卜，结果如愿大吉（都是套路）。于是在大祀殿以南修建圜丘坛以祭天，在安定门外修建方泽坛以祭地。从此天、地分开祭祀，天地坛也改名为天坛。

▲嘉靖时期的圜丘坛复原图。

嘉靖的改革不仅推行了天地分祀，而且涉及北京所有坛庙的祭祀制度。表面上看是为了复兴周礼，其实嘉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嘉靖是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以藩王之子的身份继承大统。从即位之初开始，嘉靖就掀起了旷日持久的“大礼议”之争，竭力为他的生父兴献王争取地位，以实现“称宗入庙”这一终极目标。

▲分封在楚地的兴献王朱祐杬行事低调，一定想不到到自己身后的名分会成为十几年间朝堂斗争的焦点。

既然是为了兴献王“称宗入庙”，嘉靖应该专注于太庙，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推行天地分祀呢？古代帝王自诩受命于天，号称“天子”。因此在祭天时，要配上祖宗的牌位，以体现天帝与人君的特殊关系，专业的说法叫“以祖配天”。从仁宗朝开始，配天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和明太宗朱棣（朱棣早期的庙号是太宗），到嘉靖时已经延续了百年有余。

夏言在奏疏中认为太祖、太宗并配不符合周礼。为了便于理解，首先需要解释一下“帝”的含义。“帝”最早就是指天帝，后来才引申为人间的君主。所以“天帝”是一个联合型复合词，天即是帝，帝即是天。在周礼中，天与帝是分开祭祀的，“祭之于坛谓之天，祭之屋下谓之帝”。这里的坛就是圜丘，屋则是明堂。周朝祭祀时，以其始祖后稷配天，以周文王配帝。

根据以上理论，夏言认为在圜丘坛祭天时应该由明太祖独配，太宗可以配享明堂。嘉靖同意前一半，对于明堂则另有打算。明朝建立后并没有修建明堂，也可以理解为大祀殿整合了圜丘和明堂的功能。自从嘉靖新建圜丘坛后，大祀殿基本被废弃。嘉靖十九年（1540 年），大祀殿被拆除，在原址修建三重檐圆形的大享殿，用于举行明堂秋享之礼。

▲嘉靖时期的大享殿复原图。

醉翁之意不在酒，嘉靖的关注点是配享明堂的祖宗人选。面对这道难题，礼部尚书严嵩给出了一个无奈的回答：配太宗或配兴献帝都可以。嘉靖很不满意这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力排众议，决定以兴献帝配享明堂。但是配享明堂的必要条件是“称宗”，“宗号”也是“庙号”，称宗就可以进入太庙，直接关系到帝系正统的问题，嘉靖布下的棋局终于走到了收官时刻。

嘉靖十七年（1538年），嘉靖的生父兴献帝被追尊为“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庙号睿宗，牌位升袝太庙，配享明堂。与此同时，嘉靖加尊明太宗为明成祖，作为补偿。长达十七年的“大礼议”之争，以嘉靖的胜利画上句号。

嘉靖时期的一系列添建与改建，奠定了今日天坛的格局。在内外两重坛墙的环绕下，大享殿居北，圜丘坛居南，在东南角还有在水旱灾时祭祀的崇雩坛，总面积相当于四个紫禁城。

▲嘉靖时期的天坛格局。

【完善】

清朝入关后，继承了嘉靖改制后的祭祀礼议，各种祭祀活动平稳开展。顺治十七年（1660年），顺治突然萌发了合祀天地百神的想法。和怕麻烦的朱元璋不同，顺治是在各坛原有的祭祀基础上做加法，于每年孟春（正月）在大享殿合祀天地日月及诸神。然而这样的大享合祀只举行了一次，第二年顺治驾崩后停止举行。

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大享殿用于举行祈求五丰收的祈谷礼。祭祀的对象仍然是天帝，因为古往今来，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天吃饭”。这样大享殿建筑群也被称为祈谷坛。

乾隆年间，天坛迎来了最后一次全面改建。内外坛墙包砌城砖，并且在外坛西门的南面新开辟一门，称为圜丘坛门，原来的大门称为祈谷坛门。

▲祈谷坛门曾经是天坛外坛唯一的大门。

圜丘坛和祈谷坛也进行了改建。圜丘坛扩大重建，白色的石质坛台不再用琉璃瓦装饰，显得纯洁肃穆；祈谷坛的核心建筑统一为蓝琉璃瓦，改变了过去各色混搭的状况，大享殿也改名为祈年殿。

▲今日的圜丘坛和祈谷坛基本保持着乾隆时期的风貌。

【沧桑】

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二十四日，雷雨交加。祈年殿被雷电击中，燃起大火。在火焰与雨水的激烈碰撞中，矗立了三百多年的祈年殿灰飞烟灭。祈年殿重建后基本保持了原有的风貌，但是气质略有不同。

▲重建前后的祈年殿。

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占据天坛的英军将铁路从马家堡向东北延伸，穿过永定门西侧的城墙，直抵天坛的坛墙之外。天坛火车站的建立，一举打破了数百年间郊坛的神圣与肃穆。

▲坐火车进北京，终点站天坛。

民国以来，天坛的外坛部分遭到不断蚕食，被众多单位和居民区占用，修建起大量建筑。所幸近年已经开始搬迁腾，以期在2030年恢复天坛完整的历史风貌。

1918年前后的天坛祈年殿。西德尼·甘博 摄

1918年前后的天坛皇穹宇。西德尼·甘博 摄

1918年前后的天坛圜丘北望棂星门。西德尼·甘博 摄

1918年，天坛公园开放以后，坛门外有很多趴活的洋车。陶然野佬供图

天坛坛门。选自《西洋镜：燕京胜迹》

1930年代的圜丘棂星门。赫达·莫里逊摄

▲天坛风貌的恢复依旧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曹鹏 《明代都城坛庙建筑研究》

赵克生 《明代郊礼改制述论》

傅熹年 《明代北京宫殿坛庙等大建筑群总体规划手法的特点》

褚安东 《清代都城坛庙格局演变体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