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王朝的“末年”，都会刮起这三种歪风，预示着国家要亡了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之后的统一王朝，另与东晋合称晋朝，传四帝。从晋武帝建国开始，国祚51年；从灭东吴、统一全国始，为37年。为了区别于东晋，史称西晋，两晋又被称为司马晋。从没有哪个封建王朝，像西晋一样世风日下的速度像坐过山车一样，风气败坏到极点。

西晋社会，三种“歪风”刮遍朝野上下，严重侵蚀了传统礼教。

奢靡风：晋武帝司马炎登基后，在民间大肆搜罗美女，将几千名美妇充入后宫。饶是如此，司马炎的色心仍未得到满足，解决掉吴国之后，他又将吴国后宫中的几千美人用军队押回洛阳，挑挑拣拣后送入后宫。从这以后，司马炎后宫中女人的数量突破万人，连司马炎本人都记不清具体数字。

每天司马炎赶着小羊车，羊车停到哪他就在哪个美人的寝宫中过夜。皇帝每天骄奢淫逸，大臣们也不甘示弱。拿吃饭这件事来说，西晋达官显贵每顿饭的标准高达万钱，普通老百姓一年的辛苦钱，还不够高官们吃顿饭。饶是如此，晋初高官何曾还不满意。

他看着一桌价值万钱的佳肴，竟说：“这满桌东西没有一样值得下筷子的。”到了他儿子何劭，何家的用餐标准再次提高，每顿饭的费用超过两万钱。石崇王凯斗富的故事流传千年，类似的情况在历朝历代都有发生，但是，从未有斗富者超越此二人。

王恺请同事吃饭时安排了一大堆歌姬助兴，听某个歌姬吹笛时跑了调，王恺竟当众将其砍杀。石崇听说这件事后，也不甘示弱，在请王敦喝酒时，因为王敦不肯赏脸干杯，石崇连杀三个美人。不过，当时西晋还是有些有识之士的，例如傅玄就曾上表抨击过这种现象，指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来看，估计皇帝也没把傅玄的话当回事。

拜金风：拜金与奢靡不同，奢靡是贪图物质享受，拜金则是追求利益。虽然这两种风气狼狈为奸，但不可一概而论。在司马炎的纵容下，文武百官为了敛财无所不用其极。可以说，西晋王朝金钱当道，错误的金钱观念遍及朝野上下，“钱可通神”是时人普遍的思想认知。

钱是什么？物品流通的媒介而已。但是，在西晋王朝，钱的地位被神话。每逢礼教败坏，总有些开明人士站出来抨击这些歪风邪气，鲁褒一篇《钱神论》可谓直戳西晋王朝痛处，揭示了金钱社会的本质。

“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辨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发，怨仇嫌恨非钱不解……”

鲁褒的分析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在这一时期，人们毫不避讳地爱钱、贪钱，一切“向钱看”，不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东西皆用金钱衡量，金钱成了社会上最有力量的“杠杆”。

孟子云：“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如果一个国家的人都钻进了钱眼里，那么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在金钱的催化下，西晋的社会问题与日俱增，礼教崩坏之后便是朝纲崩坏、法纪崩坏。

虚浮风：换做其他王朝，文人士子理应站出来改变这些不正之风，可西晋为何鲜有人挺身而出呢？因为西晋的文人士子都忙于“清谈”，在当时也被叫做“谈玄”，说白了就是说些脱离实际的屁话。官场上下，每个大员都摇着羽扇侃侃而谈，以“名士”自居，大道理讲得比谁都明白。

琅琊望族出身的王衍，就是个中翘楚。王衍位极人臣，官拜尚书令，手握实权，却没干过几件实事。“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偏偏王衍以下的官员都拍马屁，力捧王衍的虚浮之词。想要治国，把政令挂在嘴边毫无用处，实际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西晋灭亡时，王衍面临杀身之祸，i临终前感慨道：“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看样子王衍也明白屁话于国无用的道理，是为“清谈误国”。不过，平心而论，西晋灭亡的本因绝非“清谈”。清谈误国，其实只是西晋王朝吏治腐败的表现罢了。

司马炎在一统江山之后，居功自傲，缺乏危机意识，以至于朝纲日渐腐败，各种歪风滋生。李世民在《晋书》中给予司马炎的评价非常中肯：“不知处广而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讽刺的是，几乎每个王朝的“末代”，都刮起过类似的三种歪风。

不过，像西晋这种从头刮到尾的情况，实属罕见。

病态的社会则常把琐碎的细务操作成严重的事件，把微小的纠纷放大为滔天的巨祸。正是这样一个病态的社会才酝酿出八王之乱这样一次深重的灾难，而由此引起的永嘉之祸，更使经济发达的北中国陷入无休止的动乱之中，并造成三百余年的南北分裂。

然而，当时的司马家族人、外戚、世家全不顾个人名节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一门心思争权夺利，遂使整个社会陷于卑鄙龌龊，终于酿成滔天巨祸，致五胡乱华，神州陆沉。

真是，获罪于天，无可祷也！

参考资料：

【《晋书》、《钱神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