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卒年不详。其少时学文，二十岁时开始游历，以求“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父亲死后，他继父业任太史令，并承其遗志做通史。
天汉二年，李陵兵败降匈奴。司马迁就此事在汉武帝面前陈说己意，他以李陵为“自守奇士”，“有国士之风”，肯定其赫赫战功，言其摧破匈奴之兵，足以表白于天下，且认为他虽投降，仍有归汉之心。不料此言一出，汉武帝大怒，认为他攻击贰师将军（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以为李陵辩护，遂众吏以诬上之名将司马迁下狱定罪。迁不能自赎，处以腐刑。此事对他打击巨大，可谓百念俱灰。但是他想到未竟的事业，不得不忍辱负重，苟活下来。这一心路历程在《报任安书》中历历可见。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向坐罪将死之友人袒露心迹，言及身残处秽给他带来的屈辱感和抑郁难抒的悲愤，以跻身卑贱者行列，不足荐士来回应任安的“推贤进士”之言。他在信中详陈自己获罪的情由，阐述他的生死观，并提及他隐忍苟活的理由，即“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偿前辱之责”。
司马迁把实现自我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宏图大志，他在身心受创后用先贤身当厄运、发愤著书的例子激励自己、坚定决心。他认为这些人都是心中有不平之气，“抒愤懑”而成其文。当他矢志著书的时候，所有郁结在心中的“愤”都化作了创作的动力。“愤”是全文的情感基调。这一“愤”的基调在《史记》中也有所体现，表现在他对不平之士、末路英雄赋予了很多的同情，如写李广、屈原、贾谊、项羽等，而他对封建统治阶级也会有更多的谴责。虽然历史学家写历史时应尽量不含感情，但是由于司马迁自身经历的影响，他的创作不可避免地投注了情感，这是可以理解的。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公孙豹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司马迁志在立言，且终有所成。《史记》从开天辟地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其自序谓“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它开创了我国的纪传体历史学和传记文学，以其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评价道：“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肯定《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方苞评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如山之出云，如水之赴壑，千态万状，变化于自然，由其气之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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