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是我国北方一个强大的游牧性质的军事帝国，它崛起于战国末期，强盛于秦汉时期，消失于公元5世纪。
《史记》曾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匈奴是夏朝苗裔，这种说法恐怕并不准确。因为匈奴并非单一族群，在从部落到帝国的崛起过程中，匈奴不断兼并草原其它弱小部落，所以它的族群中囊括了东胡、月氏、丁零甚至还有印欧人以及入居的汉朝人。
现代分子人类学通过对匈奴墓葬出土人骨的DNA序列研究，也证实了匈奴是一个包含了多种族的共同体，其人种既有亚洲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同时也包含有欧罗巴人种。
所以，即使如《史记》所说夏朝一支后裔逃往草原，那也只可能演变成匈奴帝国众多族群中的一个，否则匈奴必然存在能够体现对先祖夏朝的某种记忆或文明的碎片化继承，不至于连文字都没有。
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匈战争全面爆发，在汉朝持续数十年的军事打击下，匈奴于公元前60年左右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在呼韩邪单于带领下称臣于汉。公元前36年，北匈奴亡于汉朝，呼韩邪重返漠北。
此后，匈奴与汉朝的关系时战时和，其内部也是时而分裂时而统一。
公元156年，再次分裂后的北匈奴入寇酒泉，被汉军击溃，开始了西迁之路，自此，北匈奴从中国史书记载中消失。后经对中亚匈奴墓葬人骨DNA检测证实，匈奴人Y染色体单倍型中发现了中亚常见的L类型，这也意味着北匈奴西迁后与中亚部族发生了“混血”，时间长达200年。
公元4世纪，欧洲突然出现了一支彪悍的征服族群，欧洲称之为“匈人”，他的首领阿提拉被称作“上帝之鞭”，这支族群正是西迁的北匈奴和中亚的混血后裔。当然，北匈奴并非本文重点，在此按下不表。
接下来说南匈奴，南匈奴在东汉后期从边地大量涌入内地，散布在陕西、山西、河北一带，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还建立了汉、前赵、北凉等割据政权，直至公元5世纪消失于历史舞台。在现代民族划分中，也早无匈奴一族。
匈奴究竟去了哪里呢？顺理成章的结局是：融入了汉族。
据《晋书》记载：“关中人口百余万，戎狄居半，匈汉杂居”，西晋八王之乱时，匈奴贵族刘渊甚至以汉朝后裔自居，自称“吾，昔汉氏之甥”，建国号汉，不祭祀匈奴单于反而祭祀汉高祖刘邦。
如果按照这一脉络推测，与汉族杂居的南匈奴在长期的生活中被汉化，并最终融入了汉族，为现代汉族贡献了遗传基因，换言之，匈奴人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作是现代汉族的祖先之一。
这一推测是否靠得住呢？DNA检测为我们解开了谜团。
根据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对现有已知的匈奴人群与现代汉族DNA共享单倍样本的统计学分析，证实匈奴人群与汉族（样本提取为北方汉族，下同）的Fst值较大，P值为0。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云山雾绕？这里我先解释两个概念，Fst值是遗传分化指数，它的范围是0-1，指数越大，表明群体间遗传分化越大。P值是差异的显著性，P值为0（准确的说法叫无限接近于0）说明非常显著，换言之，匈奴人与现代汉族的遗传结构存在非常显著差异。
为了确保实验的准确性，吉林大学又将山西运城横北村西周时期古代人群与现代汉族进行了遗传学分析，结果表明该古代人群与现代汉族呈现一致的遗传结构。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果，意味着从西周到现代的3000年里，汉族的遗传结构保持了稳定，并未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融入了匈奴等外来族群的基因流，消失后的匈奴并没有成为现代汉族的祖先。
当然，这并非说匈奴凭空从地球上消失了，在现代汉族中就有一个“呼延”复姓，其中一支就口口相传祖上为匈奴人。
入塞匈奴虽然与汉族保持了数百年的大杂居，但其内部却依然保留了小聚居格局，再加上汉族在人口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自古以来的汉夷有别思想，刘渊虽然以五部匈奴起兵，还打出汉家旗号，但并未获得族源认同，刘渊死后，侄子刘曜建立前赵，不得不重新改祭匈奴单于。
匈奴在公元5世纪左右消失于历史舞台，而并未像之前所认为的那样在现代汉族基因中有遗传体现，大体有两个原因：一是十六国时期，大量胡人死于战乱（如冉闵的杀胡令），导致仅有极少数匈奴后裔延续下来，被汉族庞大的人口基数稀释，因此在遗传基因中无法显见；
二是匈奴内部依然是小聚居小通婚状态，犹如滴入太平洋的一滴墨水，随着时间推移，除少部分与其他族群通婚并加入对方族群的外，匈奴主体随着人口的消减自然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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