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的崩塌：凯申败退小岛的根源

1936年，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人困马乏，已经穷的揭不开锅了。一方面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还未恢复，没法接受国际援助。另一方面，为了在即将开始的抗日战争中团结地主阶级，已经停止了“打土豪，分田地”。

为了渡过难关，1936年3月，毛泽东只好求助于宋庆龄，希望通过她向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借一笔钱。然而，此时的宋庆龄与宋子文早已分道扬镳。宋庆龄只好将孙中山逝世抚恤金全部取出，又将自己唯一的一处寓所典押出去，这才凑够了5万美元寄给中共中央。

“土豪”地主不能打，只能没收汉奸和卖国贼的财产，但这个数目实在有限，1936年，陕甘宁根据地的没收款仅为65.3万元，却占了年度收入的55%。到了1937年2月初，毛泽东已经先后几次致电周恩来，“红军已无伙食费”，“不打土豪又不给钱是不能生活的”。

胜利会师陕北后，红军的财政却是一个大问题。

与之相反，1936年的国民政府却坐拥数亿的年收入，1936年，中国关税6.36亿元，统税收入1.31亿元，盐税收入2.47亿元。事实上，自从蒋介石建立政权以来，民国政府的财政就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的大趋势中，1936年中国财政总收入是1927年的15倍。

那么老蒋怎么有钱的？这要从税收改革和发行公债和法币政策这三大举措说起。

一．蒋介石敛财三板斧：税收改革、公债救急、法币抽底

国民政府的税收主要由关税、盐税、统税三种税收组成，这三税也是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10年中，三税连续翻番，共增加了25倍。

关税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笔税收，晚清以来中国的关税权利一步步丧失，先是失去了自主制定关税的权利，后来整个海关都设立了由外国人任职的总税务司，到辛丑条约签订后关税更是直接被外国控制，有剩下的才轮到中国政府，这成为所有中国人心中的巨大耻辱。而宣扬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对此也非常看重，全国人民都翘首以盼，看看南京政府能否收回关税自主权利。

1928年6月，刚成立不久的国民政府发表“改订新约”的对外宣言，关税自主为其主要内容之一。同年7月，国民政府与美国首先签订了《中美关税条约》。随后，西方各国都依次签约。日本人最难谈，在长时间的拉锯后，南京政府做出了种种妥协，也终于从日本那里收回关税自主权。从此，每年的关税收入大增，在好些年头甚至超过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盐税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头，从汉武帝盐铁官营开始就成为国家专卖的财源。到了1913年，袁世凯为了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又把盐税抵押出去。与洋人控制的海关总税务司一样，为了控制监管中国盐税收入，也处立了中西合办的盐务稽核所，外国人也派员管理并把税款直接存入外国银行。北伐胜利后，高举民族主义旗号的国民政府也收回了盐税的自主权。

统税是一种商品税，因为采用统一税率征收所以得名统税。北洋政府时期的商品税主要是厘金，征收十分混乱，国民政府在1930年就裁撤了厘金，实际上是把厘金整合进了中央统一征收的商品税——统税之中。这样就把这个财源从地方手中收归了中央。

这三项税收占每年都占国民政府年收入的8成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超过95%,成为了财政的基石。

虽然重建了以三税为核心的中央财政，但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为了应对国内不服的各路军阀和国外虎视眈眈的日军，国民政府的军费支持始终居高不下这直接导致了每年都存在巨额的财政赤字，最少的1928年的1亿元，最多的1936年有2.97亿元。。此外蒋介石的很多开支都是临时性的，比如蒋介石常常是随时写一个便条就要找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拿钱,，这样正常的政府预算根本无法维持。

民国时期的军费情况

这时就需要借钱了，与北洋政府只能借外债不同，蒋介石政府可以向国内资本家随意借钱，借钱的办法就是发行公债。

在自1927～1936年的10年内，以关、盐、统三税为担保，共发行了26亿元以上的内债，其中1927——1931年共发行了25种内债，总额达105800万元，这些公债的利息相当高，有的月息高达8厘，而且为了诱使银行、钱庄承销，还许以高额的折扣，比如100块的公债仅仅需要50块就可以买到，计算收益时却以100元的本金算起。如此，其平均利率就达1分5厘以上。

民国公债

在宋子文的主持下，公债市场十分繁荣，上海的资本家们踊跃认购公债以追求收益，而宋则以稳定的三项税收作为担保，并承诺控制财政赤字，确保公债保值。就这样，国内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国民政府的口袋，上海的资本家也把自己与蒋介石绑在了同一个车轮上，无论是国内的其他派系还是日本侵略者都无法取代蒋介石在他们中的地位。

宋子文一手组建了国民政府的公债体系。

由于过量发行和高额利润，致使还本付息的负担非常高昂。这时的老蒋就露出了无赖的一面，他往往强行宣布公债延期，或者压低支付的金额，导致老蒋和上海的资本家们关系紧张。公债到后期的信誉也越来越差。

自晚清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来，就一直在货币问题上吃亏，一方面中国把贵金属白银作为货币，外国资本可以操纵白银价格从而使中国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国内流通白银，没有统一货币，使得货币制度极为混乱，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国民党政府先是废两改元，之后又在1935年11月公布了法币改革令。宣布“白银收归国有”，而从此市面上仅流通几大国有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以国家信用保证。币制改革后，中国货币与价格波动的贵重金属脱钩，使得经济发展有了稳定的货币基石，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势头。更重要的是使通货发行的控制权落在政府手中，国内白银等硬货币，也因此集中到政府手上。每当缺钱或者要还债的时候，政府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发行货币，上演一出空手道。

而不停的滥发货币，迟早会导致货币信用破产沦为废纸，在税收和公债还能够满足财政支出的时候，发行货币造成的通货膨胀还不明显，但随着局势的变化，法币的发行很快就要泛滥成灾了。

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个银行发行的货币都是法币。

二、老蒋有钱，人民没钱

税制改革，发行公债与法币政策，成为了蒋介石政权的财政支柱，在这三大支柱的作用下，国民政府才有了与日本侵略者一较高下的信心，但也正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这三大支柱开始瓦解，最后只留下法币政策一根支柱苦苦支撑。

抗日战争开始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几乎全部沦陷，关税，统税，盐税几乎都损失殆尽，站在国民政府这边的资本家也元气大伤，无力购买公债。失去了大部分财源的国民政府，为了坚持抗日又要有空前庞大的军费开支，就只剩下多发货币，通货膨胀一条出路了。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立即采取了增发通货的方针。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肯定了增发通货的意义。此后，法币的发行便失去了控制，人民手中的货币不断贬值，官僚资本却趁机大发横财。1940年下半年开始，通货进入恶性膨胀阶段，逐年增加的财政赤字，主要依靠发行纸币来弥补。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

于是，物价上涨指数超过了法币增发指数，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每增发1元纸币，物价就要上涨几元。通货恶性膨胀、物价狂涨与巨额财政赤字，三者彼此影响，恶性循环，给整个财政经济以致命的打击，人民被卷人深深的灾难之中。

法币元购买力的变化

据国民党社会部的调查统计，1942年3月，重庆市场物价较之1937年上半年上涨34倍，而同期工人工资仅增加5倍，其生活水平比战前下降了80％以上。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国民政府的官僚却以战争期间国家加强对经济管理的名义，掠夺了大量财富。

抗战胜利后，本该休养生息恢复国民经济，但国民党又发动了全面内战，军费与抗战时期相比有增无减，而民间经济也没有恢复，反而更加萧条。此时的增税借债已无济于事，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扩大，唯有开动印刷机器，继续推行通货膨胀政策。雪上加霜的是，抗战期间西方列强为了拉拢中国都积极给中国提供借款，苏、美、英三国共计14项借款，总数达11亿美元以上。但抗战胜利后，各国都不再贷款给蒋介石政权，失去硬通货支撑的法币贬值的更快了。

1948年8月，正是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的前夕，蒋介石明白不改币值就得完蛋，于是又发动了金圆券改革：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让群众把手中的黄金、白银及外币全换成金圆券，有私藏不交的，全部没收。

但国民政府财政有巨大缺口的现实窘境依然存在，金圆券很快也步法币后尘，变得一文不值，国内人民的大量财富都被掠夺一空。

1948年后发行的100万元金圆券

三大支柱全面瓦解后，蒋介石政权的财政已经全面崩溃。在政权内部，从前线的普通士兵再到政府高官都失去了信心。而在政权之外，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民族资产阶级，都对蒋介石政权失望透顶，更别提国民政府一直没能有效统治过的广大农村地区，那里的农民正经历着一场“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做主人的运动。

在全局糜烂，土崩瓦解的大势下，老蒋还能指挥手下运走大陆黄金作为退守台湾的经济资本，再派亲信陈诚经营台湾稳定局势，最后得以在小岛保存政权，实在是十二万分的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