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介绍她入党，她为何退党？因此她被诬为“叛徒”，身后邓颖超为其平反

　　▲张若名

　　张若名，1902年生于河北保定，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与邓颖超同班。入学不久，即以写作才华渐露头角。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若名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并与周恩来、郭隆真等共同发起了进步社团“觉悟社”。在一次请愿活动中，周、张等人被捕，在狱中以绝食抗议，后经各界营救而获释。

　　出狱后的张若名，一度回到保定老家，但不久即因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后与周恩来、郭隆真一行，在好心人的捐赠和各方的资助下，于1920年远航法国，勤工俭学。

　　翻译家、语言学家盛成在《纪德的态度》（张若名早年在法国撰写的博士论文）的序里说：“1920年12月28日早晨八时，我赶到里昂车站对面的大旅馆，周恩来便给我介绍郭隆真和张若名……从1月2日起我开始教她们法语，若名聪明过人，举一隅则以三隅返……法语的进步可称一日千里，到1921年暑假时，她的法语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了。”

　　之后，张若名和郭隆真由周恩来介绍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该组织改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时，张若名的法语优势发挥了作用。她能够顺利地阅读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曾多次担任学习小组的主讲人。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把讲稿整理成三篇文章，由周恩来带回国内，交给在上海的团中央。1924年11月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收录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等人的重要著述，张若名的《帝国主义浅说》赫然排在首篇。1925年3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浅说》，收文四篇，系张若名三篇，任弼时一篇，该书一年之内，连续印出九版，在党内影响极大。

　　然而，在1924年，张若名的人生历程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于1980年所作的《关于张若名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中说：“1924年，张若名同志在法国参加列宁逝世纪念大会，被法国警察跟踪、讯问，这时，张若名又与当时支部组织负责人任卓宣发生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张若名同志经向组织申请后，由组织同意其退党。退党后，未发现张若名有任何出卖党组织的行为。”

　　张若名与当时组织负责人任卓宣的矛盾，是确实存在的。刘清扬1957年撰写的《旅欧支部的一些补充材料》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去德国后，旅法支部由任卓宣（叶青）担任支部书记，任的作风很专制，动辄骂人，张若名因此退出了党，郭隆真曾被骂得痛哭流涕。”顺便说一下，这个任卓宣，即叶青，后来回国，土地革命时期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不久被捕变节，转而成为国民党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共干将。

　　当时，任卓宣思想极左，作风专制，张若名参加列宁逝世纪念大会，也是他盲动的决定。法共获准举行纪念活动，但当局明令不允许外国共产党人参加，即不允许外国人在法国从事政治活动。法共已将此事通知，但任卓宣不顾中国旅法支部秘密活动的原则，坚持派张若名参加大会，并作发言。结果张若名身份暴露，遭到法国警方讯问，险些被驱逐出境。

　　但是，将张若名退出组织的决定，归结于对某位领导者的不满，显然不妥。

　　▲张若名结婚照

　　如果说周恩来、陈毅等人由于看到个人奋斗的无望，转而寻求集体的力量；张若名的情形则完全不同，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大门依然敞开。她的法语进步很快，交流没有障碍；她的学习成绩优秀，可以通过考试或学历验证合法地进入大学。同时，她得到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法国参议员遗孀的资助，解决了学费问题。而在另一边，组织生活、铁的纪律，使她无法适应；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独立和尊严得不到保障，更是与她的理想相违背。于是，她经过反复痛苦的思想挣扎，最后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

　　对于张若名告别革命的选择，郭隆真、周恩来等人自然是反复规劝，但张若名决心已定，毅然与这些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分道扬镳。据说，她后来与杨堃定情时相约：“此生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

　　1924年7月，周恩来回国，冬季，郭隆真去了莫斯科。张若名从此与他们失去联系，独自在里昂埋头读书。

　　郭隆真去莫斯科前夕，介绍杨堃与张若名相识。杨堃是郭隆真的同乡，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在国内招收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之一。张若名考入中法大学后，与他开始交往。1928年，两人确定恋爱关系，1930年5月结婚。12月，张若名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北平中法大学校长李圣章聘请她为北平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文学院）教授。

　　在北平中法大学任教期间，张若名的生活相对平静而安逸，她专心于教学，致力于中法文化的交流。1948年初，杨堃接受云南大学邀请，任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由于担心国共分江而治，一家人将天各一方，张若名便决定受聘于云大中文系，与丈夫一同南下。

　　▲张若名作品

　　1949年，天翻地覆，张若名的身上也发生巨大变化。她与北方的刘清扬等老朋友恢复了通信，发现自己太“落后”了。在刘清扬的推荐下，她加入了民盟。从1950年起，她不断地申请重新加人中国共产党，每年都要交上一份长长的申请书。她是那样执着，年复一年，不被批准，也从来不灰心。她还常去听党课，去找自己的入党联系人，汇报思想情况。杨堃在《张若名研究资料》序里回忆说：“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俩全是学习积极分子……她（张若名）对党的号召步步紧跟，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党的各项革命运动。”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张若名一如既往，积极参加，儿子杨在道在家信中，流露出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不同见解。她认为儿子需要教育，竟然将信交给组织，希望组织上对儿子进行帮助，结果导致儿子被打成右派，关进劳教所，22年后才恢复自由。

　　1958年6月18日上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批判会，拿出张若名历年思想汇报材料，断章取义，无限上纲。1924年退党之事，终于被翻出来，不仅是右派，而且是叛徒。张若名想不通，找总支书记谈话。当得知下午还要继续批斗，自由表达的权利被剥夺，人格尊严将丧失殆尽，中午，她便投河自尽了。在北京开会的杨堃，收到“张若名病重”的电报，立即赶回来，只看到桌上摆放着一罐骨灰，家里被抄得乱七八糟。

　　改革开放后，儿子杨在道从劳教所出来，得知邓颖超当年询问过母亲自杀之事，便上书邓颖超，请求她帮助为母亲平反。邓颖超很快答复，并给云南大学党委写了信，这才有那份《关于张若名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结论最后写道：“经复查，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政治历史清楚，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

　　——摘编自《书屋》2010年第二期

　　
作者：桑农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