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说：“胡适、傅斯年、钱穆是帝国主义控制的新式知识分子。”
这份文告发出来时，胡适已经拒绝中共的挽留，在1948年远赴美国；傅斯年东渡台湾，而钱穆也已在殖民地香港。
在历史的大动荡中，在中原积聚了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开始了大迁徙。
拒绝回到大陆，“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
后来大陆也曾动员吕思勉先生和钱伟长让钱穆回来。钱穆给老师吕思勉的回信中写道：回来虽无刀镬（huò）之弄，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学生对中国文化薄有所窥，但不愿违背自己的主张。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在这封给老师的回信中，钱穆表示拒回大陆，愿意继续留守香港，他欲效法明末亡臣朱舜水在东渡日本讲学来保存中华文化，在殖民地香港继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在香港开枝散叶外，还有孤悬海外达半个世纪的台湾。
让我们唤醒全体中国人对一个名字的记忆，这就是傅斯年。这是一个在大陆被刻意隐藏的名字。他和胡适一样，属于世事洞察的那种知识分子，对人或事看得极其透彻。
傅斯年先生和孔子嫡系后裔孔德成
胡适说他是“人间在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
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先生授命组建的中华民国最高学术机构，在众多工科院所中，作为唯一的文科院所，史语所显得格外扎眼，史语所也是傅斯年说服蔡元培先生增设的。
在历史的大动荡中，傅斯年异常决绝地选择离开大陆，东渡台湾。并且带走了史语所的全部家当。他在40年代就去过延安，对于中共有着“早识当年路本歧”的理解。另外，他对苏联的预言也是极为的精准，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有着许多的精彩论断。
来到台湾的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他把大陆时期的北大传统带入了台大，他主张“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凭着自己与国民党上层良好关系，拒绝三民主义进入校园，学生也不用升旗，坚守大学独立和学术尊严。使台湾大学成为孤岛上的北大。时至今日，台大依然是台湾第一学府，在世界排名中因此他受到了许多的明枪暗箭，加上他火爆的性格，也是他早逝的原因之一。
傅斯年极度清廉。俞大綵回忆丈夫傅斯年：“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去世的前夕，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这些都令俞大綵教授悲痛不已。
台湾大学是傅斯年最后的栖息地，他当时在台大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一语成谶。除了台湾的隆重悼念外，滞留大陆的陈寅恪得到此讯后，用春秋笔法写下自己的哀伤，这是当时整个中国大陆对傅斯年唯一的一份文字纪念。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院士
但是“为中华传统文化披麻戴孝的最后的孝子们”——流亡的知识分子，“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但是他们怀着花果飘零的精神，在偏安一隅的台湾孤岛和殖民地香港，积极传播中华远圣文化，几十年如一日，使得中华文脉在孤岛及海外得以保存并开枝散叶，实现了他们当初自己认为都难以实现的理想，也带出了一批批学养深厚的衣钵传人，如余英时、杜维明等。等到大陆睁眼看世界时，首先看到的是在西方汉学界纵横的台湾学人，并且至今难以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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