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抬出孔子立国教，自己的恩师胡适早就打破了孔教的迷梦

1999年，88岁的著名学者季羡林访问台湾，拜谒胡适墓，“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眼泪自然流出”，遂写下《在胡适墓前的回忆与反思》。当时有人告诉他，胡适曾说过：“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很是感激。

《胡适全集》出版时，季羡林写了长序，回顾他与胡适的交往，并说，"我毕生感谢他们几位先生(指陈寅恪，胡适，傅斯年，汤用彤等)对我有知遇之恩"。他写道："我从小就读胡适的书，从我这一方面来讲，我们算是神交已久。从年龄上来看，我们是相差一个辈分。当他在北大教书最辉煌的时期，我还在读中学，无缘见他，也无缘听他的课。上大学时，我上的是清华大学，所以始终没有一面之缘。"

季羡林对恩师胡适充满感激之情，以至于想学古人墓前焚稿“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

季羡林对胡适的评价“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一个“过河卒子”，一个好人，被蒋介石玩于股掌之上。季羡林说要还原胡适的本来面目。

作为思想家的胡适，季羡林这样评价，“不管是哲学，还是思想，他都没有独立的体系，而且好像也从来没有想创立什么独立的体系，严格地讲，他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我给他杜撰了一个名词：行动思想家，或思想行动家。他毕生都在行动，是有思想基础的行动。大名垂宇宙的"五四"运动，在中国学术史上，中国文学史上，甚至中国政治史上，是空前的，而执大旗作领袖的人物，不能不说是胡适，这是他在既定的思想基础上行动的结果。一个纯粹的思想家是难以做到的。“（季羡林《作为学者的胡适》）

学者陈漱渝专门写了篇《大师的瑕疵：以季羡林先生谈胡适为例》，指出季先生回忆胡适的文章有时跟史实相距太远。季羡林北洋政府当成了国民党政府，实属张冠李戴。用“小骂大帮忙”来概括胡适跟蒋介石的全部关系是否有简单化之嫌。胡适的屁股基本上是坐在国民党政府这一边。

如果仅仅从政治上来谈胡适，其实对胡适价值的蔑视。胡适的最大价值不是政治，是思想，是自由主义，是对科学与民主的追求。季羡林对胡适的思想价值严重低估，季羡林到底懂不懂胡适呢？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和形象代言人，与鲁迅已经成为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双子巅峰。胡适在文化上，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全盘西化的确是极端，但是充分的世界化已经被证明是光明大道。和胡适的思想完全相反，季羡林主张东方化。

季羡林主张，“西方文明辉煌了两三百年，这是三十年河西，下一个将是三十年河东，亟须东方文化的纠正，否则，世界前途危机重重。……只有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可以拯救世界。”

季羡林自言： “到了耄耋之年，忽发少年狂，一系列引人关注的怪论、奇思问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引的这两句话，最受人诟病，然而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真理，是诟病不掉的。”

季羡林反对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对等融合的观点，认为融合必须是不对等的，必须以东方文化为主。

季羡林的观点引起很大的争论，著名学者周有光批评季羡林，“河西河东”论是由“自卑综错”变为“自尊综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只是“夜行高呼”的懦夫壮胆。把东西文化看作势不两立，是不了解文化演变的历史规律所致。

季羡林比新儒家们还要极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新儒家谋求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充分吸收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在中国建设"三统并建"的现代文化。

鲁迅讲拿来主义，季羡林提出要送去主义。季羡林要把孔子思想送出去，把中国文化送出去。问题是人家接受不接受，陈立夫提倡孔学的时候，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就反对，“为了美华文化关系，我们（美国）必须反对，原因是孔学含有侵略性质”。你自己认为孔子代表和谐，人家反而觉得是侵略。看看今天孔子学院的处境，就知道季羡林的送去主义根本不受欢迎

季羡林实际上重走回头路，北京奥运会季羡林说：“我建议在开幕式上将孔子‘抬出来’，因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季羡林还在《生命沉思录》中说“孔教该成为国教”，更是让人大吃一惊。季羡林比新儒家还厉害，牟中三先生说，儒家是儒学，儒家有宗教性，但绝对不能称其为宗教。

《胡适日记》民国十年十月十二日记载，胡适应邀与辜鸿铭一起吃饭，胡在当天日记中就此写道：“许久不见这位老怪物了。今夜他谈的话最多。他最喜欢说笑话，也有很滑稽可喜的……他说：俗话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替他续两句：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此指孔教会诸人。他虽崇拜孔子，却瞧不起孔教会中人，尤其陈焕章，说陈焕章当读作陈混账。”

”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康有为在清朝要立孔教为国教，陈焕章在民国要立孔教为国教，胡适对于这些逆潮流而动的人是深恶痛绝。

胡适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

新文化运动打破了孔教的迷梦，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季羡林偏偏又要开倒车立孔教。

季羡林是学问大家，自评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发。”但是季羡林的思想深度和广度，和胡适一比简直差得太远了。读了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像白开水一般平淡无奇，再看看巴金写的《随想录》和韦君宜写的《思痛录》，就两个字震撼。

王朔大骂季羡林，“惊闻季羡林进言定孔教为国教，倘若是真的，倒要声讨老贼了”，“季羡林真是根底浅，倚老卖老——我看你是昏了头临死还要生事祸害中华”。

季羡林说胡适是一个书呆子，胡适在人情世故上是有点呆，但是在思想上可不呆。倒是抬出孔子的季羡林最像一个书呆子，一会儿要拯救西方，一会儿要立孔教，给人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