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黄花时节，我总会忆及一位逝世多年而音容宛在的老人，即作家姚雪垠。姚老生于1910年秋，一年后在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中度过了自己的周岁。今年适逢他110岁冥诞，看到野外丛菊盛开的景象，若干往事又不觉浮上心头。
1977年秋，我从武汉来京给姚老当助手。那时重阳已过，记得在他的临时寓所里有个花瓶，插着几枝不知谁送的菊花，我们由此谈到陶渊明，谈到“采菊东篱下”诗境的清新朴素自然。姚老说这也是他追求的语言之美。
我最初的工作很单纯，就是将老人正在口述录音的《李自成》第三卷整理成小说初稿。但不久，随着该书第一、二卷在全国热销，我又多了一项工作：拆阅、回复、处置大量读者来信。一天，姚老忽然递给我一把小剪刀，说：“我习惯用剪刀剪开信封，不喜欢用手乱撕，希望你也能这样。”我对拆信本无固定习惯，使用剪刀后，又略作清理，桌上凌乱堆积的来信顿时显得整齐。此后40余年，我几度乔迁，这把小剪刀始终放在书桌抽屉里，成为一件常用不衰的纪念品。
剪信封事小，反映出姚老的生活习惯，且与他的创作也有关连。我见过很多文人学者的书房，有的布置得井井有条，有的堆放得杂乱无章，似乎后者居多，而姚老属于前者。如同他喜欢将信封口剪得很整齐，他的书桌也总是抹拭得很干净，笔墨纸砚摆放有序。他做的卡片，不仅字迹工整，而且分门别类，极易查阅。他写文章，会仔细地先打腹稿，然后才落笔成文，成文后当然会继续推敲修改，但不会乱涂一气。随便挑一张他的手稿，都会从整洁的卷面看出作者的个性。
小说采用口述，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不止一位老作家向我询问过录音详情，当听说姚老并不是信口讲个故事，而是用文学语言口述时，他们都很惊讶。后来我把谈话内容复述给姚老，并问这是否与他打腹稿的习惯相关？他说：“当然，不打腹稿怎么能口述？你整理的就是我的腹稿。”有次，姚老与我历数中外文学史上口述作品的先例，谈到长诗《失乐园》是在弥尔顿眼盲后口述而成，司汤达的长篇名著《巴马修道院》也是在几十天内口述而成。他说：“我想他们一定也是有腹稿的。”最后我谈到，听说还珠楼主当年曾同时口述8部武侠小说进行连载，姚老哈哈笑起来，说“他和我们不是一个路子”。
姚老对于创作充满自信，同时乐于听取意见。熟人都知道，1974年，姚老曾将《李自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原稿寄呈茅盾，冀获指点。而据他告诉我，当年读过原稿的，还有叶圣陶。与茅公侧重艺术分析不同，叶圣老更多地从语法、用词等角度提出意见，因为提得有理，他都采纳了。现在我们无从详悉叶老所提意见，但从两人的通信、互赠的诗词可以知道，他们对人物对话中是否冒出现代语汇颇为敏感，对历史小说能否呈现时代风貌尤为重视。此外，从叶老所赋“今夕滔滔汩汩，平日孜孜矻矻，环注写长篇。大顺兴衰迹，胸次沸奔泉”（《水调歌头》）等诗句，可以看出他对姚老和《李自成》的由衷褒美。
姚老对创作有一种力求完美的精神。早在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时，他就表示，获奖的第二卷并非定稿，待全书出齐后，还要从头修改。这不是故作谦虚，而是他的真实想法。他曾嘱咐我，处置读者来信，凡属称赏赞扬或期待新作问世之类的，只须代他表达谢意即可；如有人就小说艺术发表见解，或对作品语言、细节指出瑕疵、提出批评，则一定要交他过目。他读这类来信很认真，往往会顺手作出标记，还曾将部分信件装进一个大纸袋，用毛笔写上“语言上值得参考的意见”，交我妥为保存。他说，将来对全书统改时，对于来自各方的批评建议都不妨斟酌取舍。
我在那些年中，每周都去姚宅。他的自信自得，他的精益求精，常常于闲谈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姚老晚年，读书写作是他唯一的嗜好；与友人谈话，也总喜欢谈学问，谈掌故，谈艺术。可贵的是，他对未来永远有憧憬，有追求。他称书斋为“无止境斋”，表达的意思就是生活无止境，学习无止境，艺术追求无止境。
现在，我也已经年近耄耋，回想当年与姚老相处的枝枝节节，倍感亲切之际，尤增崇仰之情。（俞汝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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