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兆庆：揭示明代货币演变机制的一部力作──《“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读后

前言

货币是经济发展的“阴晴表”和“润滑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基础性和枢纽性的作用，历来为经济学界同仁所重视。明代货币种类繁多，其中流通最广、使用时间最长的是大明宝钞、铜钱和白银货币。白银货币在明代货币体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明中后期赋役领域渐次折银、宝钞体系名存实亡、货币市场混乱无序以及世界市场初步形成，更是把白银货币推上了历史前台。明代白银货币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并产生了大量的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关于明代白银货币的诸多面向，虽然学界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但是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仍存在偏差和值得商榷之处，有些学术课题还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譬如，明代货币白银化产生的历史基础和社会背景，明代货币的层次性及白银货币是如何在多层次货币体系中胜出的？明代不同货币演变的动态过程等，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这些问题虽有涉及，但缺乏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邱永志博士的新著《“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后文简称《白银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缺憾。

近年来，邱永志在明代货币史的领域耕耘不辍，取得了大量的见解深刻的研究成果。《白银时代》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该书从综合的货币史角度立体地呈现了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历史演进进程。是著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实为全书之概论；第二章讲述了明代货币白银化形成的历史基础；第三章介绍了明初“洪武货币秩序”和多种货币流通格局；第四、五章呈现了货币白银化在赋役财政和民间市场上下两个层次逐步展开的动态过程；第六章分析了嘉隆万时期银钱二元格局最终形成的情形；第七章为结论部分。是书逻辑线清晰，学术眼光独特，见解颇具深度，结论多有新说，在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明代货币史方面的学术著作中，堪称佳作，但某些章似乎又可以合并，鉴于此，笔者兹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展开评述。

一、明代货币白银化兴起的历史基础

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其演变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是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的历史基础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白银时代》在第一章中介绍了元代货币流通的实况。元代是纸钞盛行的时代，元代的“纸钞时代”承接之前的“铜钱时代”并开启之后的“白银时代”（页44），但元朝政权建立之前的蒙古帝国时期，蒙古境内货币呈现多元化的流通格局，既有银两的使用，铜钱也并未消退，局部丝绢仍在继续使用。元朝建立后，正式发行纸钞作为通行货币，先后发行了中统元宝交钞、中统元宝钞、中统银货、至元厘钞、至元通行宝钞、至大银钞、至正中统交钞等。

元朝在推行纸币的同时，在某些领域也开始使用白银货币。其实，白银在唐宋之际已经具有货币的用途了，许多物品都是以银作为价值标准，而且民间买卖以银作为交换的媒介。宋金元以来，白银在货币市场中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王文成简明扼要地勾勒了宋金元时期白银流通情形，他认为：

北宋时适应市场结构的变动发行楮币，与铜钱并行流通，确立了“钱楮并用”的货币流通格局。而以跨区域批量贸易的繁荣为前提，白银逐步从商品变成货币，在12世纪中叶初步实现了货币化。此后，银钱楮相互激荡，货币白银化随即展开。宋金元之际市场空间的扩展和布局调整，特别是市场层级结构的变动，促使白银“权”钞而行，成为楮币之本，铜钱则长期废而不用。因此，从1251年在真定试行“银钞相权”，到1260年发行中统钞、1280年江淮钞及1287年发行至元钞，“银钞相权”的货币流通格局全面确立，适时调整，通行元朝全境，并促进了市场结构的健全和完善，又进一步推动着“银钞相权”的货币流通格局向“银钱并用”发展。

白银在12世纪中叶初步实现了货币化，银钱相互激荡，在金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银钞兼行”向“银钞相权”阶段的演化，到了金末白银已经获得了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两个基本的职能，成为十足的货币（页70-71）。蒙元时期，元政府在重视纸钞发行的同时，也重视白银在货币市场中的运用，且将白银作为纸钞的价值基准。

宋金元时代白银在部分地区和某些领域虽然初步实现了货币化，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一时期白银使用的地域及领域极为有限，且大多是临时性的，未成定规，真正大规模展开并得到不同阶层的认可是元朝之后的事情。

如何看待元朝白银货币的流通，大多数学者把白银放在“国际贸易”和“经济体系”的框架下加以理解，譬如上田信认为白银流通体系受到元朝政策的支持而成为中心体系，黑田明伸认为元朝欧亚间贸易的扩大，需要能够用于地域间兑换功能的白银来带动经济的正常运转。的确，蒙元时期白银的广泛使用，并以银作为价值基准的银本位制度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首先，宋金时期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使用白银货币，元朝虽力主发行单一的纸钞，但是执行得不彻底，如在南方宋地仍然有白银继续流通，华北有包税银（页72）。其次，元代白银流通是与元帝国的建国性质密不可分，元朝版图横跨欧亚大陆，疆域辽阔，境内民族成分复杂，包括多种经济形式，既有游牧经济，也有农耕经济，亦有商业经济，“庞大帝国内部存在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广阔的统治疆域相伴的是一个极其缺乏整合的多元经济系统”（页77），在此背景下，需要一种可以作为全国统一性货币，而不是地域性货币，能够充当地域间兑换功能的白银货币的使用也是一种自然之举。再次，自世宗末叶以后，由于政府各项支出大增，出现了严重的财政问题，而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先后失效，出现了通货膨胀，稳定性较强的白银日渐占据货币市场。

总之，如果我们站在“明代货币白银化”角度回观宋金元时期的货币市场，从中可以看出此时期已经在很多领域出现了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和势头。虽然有时政府为了稳定货币体系或者发行某种货币，往往禁止或者限制白银的流通，但是白银货币本身的优越性，使它受到货币市场的青睐，这为明代货币白银化继续演进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基础。

二、贡赋体制、民间市场与货币白银化的历史演进

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历史演进是在“上下”两条轨道上同时进行的，一是政府制度层面潜行、突破和展开；二是在民间交易市场中突破使用领域、使用人群、地域范围等限度，在更广层面流通（页146）。对于货币白银化在两条轨道上演进的时序，《白银时代》认为明代财政领域的银纳化改革早于民间市场上的白银替代。

明初为了打击江南豪强大户、维持宝钞体系的顺利运行以及重本轻末的实物主义理念等，政府实行“禁银”政策。对于“禁银”政策下白银货币流通的特点，有学者认为是明初制度规定的内在矛盾性、“虚拟银本位时期”，《白银时代》作者认为这种认识对明初白银货币的流通特点存在误解，他认为明初白银的流通实际上是一种因制度阻隔的“双规”流通状态，修正了一些学者对明朝初白银货币流通实态认识上的偏差。明代白银“双规”流通的特点也预示着明代白银是沿着两条路径演进，一条是政府在制度层面“公领域”从明初开始就从未放弃白银的使用，一条是民间“私领域”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仍在使用白银，或作为交换手段，或作为储藏手段。

货币白银化在明代政府制度层面“公领域”的使用和演进过程，可从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开支两个方面来分析和解读。

明代政府财政收入主要包括赋税、商业税收、杂色等项目，其中又以赋税收入为主。明初确立的洪武型财政征收实质上是一种实物型财政征收体制。赋税征收分为折色和本色，其中以本色为主，折色为辅，折色主要包括金、银、钱、钞以及丝、绢、帛等实物。从这里可以看出明初赋税征收中已经出现了折色银两，对于这部分银两，与其说是货币形式，不如说是以实物为中心的折色制度中的一种财政调剂（页139）。后来因为明初确立的赋税征收体制存在诸如征收程序繁琐、科则不均等问题，从宣德年间开始在江南地区推行了一系列的赋役改革，改革的核心是赋税征收定额化和均平化，其中税粮折银是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正统元年（1436），金花银的出现被众多学者视为赋役折银过程中一大转折，从此白银货币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为后来税粮在地域上和折银种类上进一步纳银化奠定了基础。此后，经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时期的发展，田赋折银不但在地域上，而且在折银种类上，抑或折银比例上都出现了扩大和提高的趋势。嘉靖以降，田赋折银进程加速，至万历初年《万历会计录》编撰时，田赋折银率达37.43%，起运部分折银率达52.96%（页168）。

徭役折银也是明代货币白银化进程中重要的一环，明代徭役种类繁多，主体为四差，即里甲、均徭、驿传和民壮，其中里甲为“正役”，其他三者为“杂役”。徭役折银在宣德、正统之际开始出现，成化、弘治年间是徭役折银发展的重要阶段，出现了抬柴夫银、门银、地目银、匠役折银等，正德、嘉靖以后徭役折银步伐继续加快，徭役四差或多或少都卷入了折银化的浪潮中，出现了“均徭银”、“纲银法”、“银差”等专门性的银两征收项目。

商业领域白银的使用在明初已经出现，在洪武、永乐年间已经有用银买粮、用银买马、纳银中盐等事例。天顺末年开中纳银成为定制。成化年间开始出现茶课纳银、钞关纳银、盐课纳银等。弘治、正德以降，折银幅度继续扩大，在商业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可以看到白银流通的身影。

明朝财政支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军事开支、宗藩禄廪、官员俸禄、生员廪食等。军事开支无疑是明代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最大的部分，明初实行屯田制，军事的各项供应以实物为主，后屯田制废弃，军事供应体制面临危机，特别是军事重镇的九边地区，庞大粮饷需求加重了明廷的财政供应负担，加之路途遥远，运送成本高。在此背景下，屯田领域出现屯田子粒折银，马政领域种马变卖、备用马折银，直接将银两输送至边境马市地区易马，开中法从明初开中纳粮变为开中纳银，边镇民运粮从正统年间开始出现纳银。同时，在政府军事供应领域，从正统年间开始将国家财政收入中一部分银两拨出作为固定的军事开支—京运年例银。要之，从正统年间开始在军事开支方面以白银作为通货的趋势十分明显。

宗藩禄廪、官员俸禄两项是明代财政支出的第二大项（页184）。明初，宗藩禄廪以本色米为主，折银率较低，在明中叶商业领域折银的浪潮下，宗藩禄廪也出现了折银。明初官员俸禄结构是米钞兼行，后钞法败坏，严重贬值，加之永乐北迁后出现了「北俸南支」的局面，在此背景下，官员俸禄出现折银。

货币白银化在明代政府层面“公领域”日渐演进的同时，势必会刺激和带动民间“私领域”白银的使用和扩展。学界对此，也就是货币白银化促动机制存在异议，并沿着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分析此问题。梁方仲认为明代货币白银化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赋役领域折银化所引起的，明代中后期的商业市场是一种“虚假繁荣”。刘志伟赞同梁氏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王朝贡赋经济体制”和“食货经济史”等概念，于此针锋相对的是强调市场在明代货币白银化过程中的作用，坚持市场发展论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如傅衣凌、吴承明、万志英(RichardVon Glahn)、万明等学者，其中万明有大量的文章专门论述民间市场的崛起是货币白银化的重要因素，认为“明代货币白银化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白银货币化是自民间开始，到成化、弘治以后才为官方认可，自上而下全面展开”。《白银时代》采取了综合的态度，认为市场需求和国家财政在货币白银化中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两者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洪武型经济体制和“洪武货币秩序”受到冲击后而导致了货币市场的失序，在此种脉络下选择使用白银货币。的确，将明代货币白银化放入明朝的政治、经济的框架下来考虑，从不同视角来看明代货币白银化问题会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悖的观点。市场需求和财政需求相辅相成，难以分割，而且也不可能通过量化的方式对两者进行更高精度的对比研究。

关于民间“私领域”白银使用情况及货币白银化进程，本书作者有较为详尽地探讨。此前，傅衣凌、万明对明代徽州地区土地买卖契约的研究，复原了通货使用情况，可以大致勾勒出明代货币白银化在民间市场上的成长过程。

如图1所示，洪武至弘治年间在徽州地区的市场通货中，随着时间的推进，白银货币所占市场份额大体上呈上升趋势，至成化、弘治年间白银已经完全占据货币市场，白银成为货币市场中的主要货币。虽然契约文书仅仅记载了明代徽州地区的白银在货币市场中的成长过程，但从中也可以窥见明代民间货币使用的若干实况。

三、钞法失序、海外白银内流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

明初朱元璋在建立划地为牢的“洪武型生产关系”和以实物交换为主的“洪武型财政”的同时，也开始着手整顿货币市场。对于明初的货币市场，《白银时代》称之为“洪武型货币秩序”，并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从重视铸钱制度到逐步抛弃此项制度，乃至最后废罢铸局、禁止铜钱行用；从允许民间金银流通，到严禁金银作为货币使用；从逐步出台宝钞体制的相关配套措施，重视宝钞与财政的联系，到摒弃宝钞运转的配套措施、历史经验，将宝钞只用于财政开支，形成新型的纸钞类型；从尊重市场到以法令挤压市场，以官方主导的折价体系代替民间的价格体系。

暂且不说“洪武货币秩序”这一创建性概念是否能够概括洪武年间货币流通实况。明初确立的单一宝钞体制，禁止金、银、铜等货币种类的流通体系带有极强的政治属性，是依靠国家权威和法律维持货币市场的正常运转，这很像近代经济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1842-1926）提出的“货币国定论”。明初确立的“洪武货币秩序”缺乏强有力的管理机构和货币发行机构、无稳定的货币兑换体系、无准备金等，宝钞在市场上流通不久后就开始出现严重贬值，通货膨胀严重。关于明代纸钞购买力情况，兹在诸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整理如下表。

由表1可见明代宝钞贬值之严重，日渐变成一文不值。邱永志对“洪武型货币秩序”下的大明宝钞持否定态度，认为大明宝钞是从属于实物型财政体制的政治性符号，大明宝钞毫无制度性可言。从正统以后，在货币市场上开始出现了白银、铜钱以及实物等多元流通的局面，到成化、弘治年间，宝钞继续贬值，最终被民间社会弃用。在宝钞体系崩溃的同时，为铜钱流通和白银使用创造了契机，关于货币白银化的进程，上文已经述及，现主要梳理铜钱流通情形。

以洪武八年（1375）为界，洪武八年以前货币市场流通结构是允许白银、铜钱和元钞三种货币流通，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此后，白银沦为非法货币，货币流通变为以钞为主、铜钱为辅的二元流通格局。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宣布“禁钱令”，从此时开始大明宝钞成为货币市场中唯一的合法货币。从永乐年间宝钞开始贬值，正、景之际，鉴于纸钞贬值，已经有部分有识之士建议解铜禁，但政府以钞法不通为由而否定其提议，极力维持钞法。天顺初年，民间货币的混乱局面进一步加剧，“撰钱”私铸之风盛极一时，在这种情况下，天顺四年（1460）正式开钱禁，整顿已经失序的货币市场，允许明制钱、历代旧钱流通。自此开始直至明朝灭亡，朝廷从未放弃整顿货币市场的努力，先后铸造弘治通宝、嘉靖通宝、隆庆通宝、万历通宝、泰昌通宝、天启通宝、崇祯钱等，但是政府的“救市”成效极其有限。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整顿钱法，国家没有从市场上夺得货币的主导权，反而陷入私铸日益泛滥、不断恶化的情形之中（页219）。明中叶开始随着商业市场的恢复和发展，国内跨区域长途贸易的发展，以及政府赋役领域系列改革，需要更多的货币维持市场的正常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稳定价值尺度的称量银走向历史的前台。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为白银货币的流通创造了条件。关于海外白银流入，学界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不再赘述。

总之，从十五世纪中叶开始，明朝的货币结构为铜钱、纸钞和银三元流通格局，随着纸钞大幅度贬值，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纸钞渐渐淡出流通领域。政府开铜禁与赋役领域折银化的展开，逐渐形成了以铜、银二元流通格局。在二元流通格局下，不同货币形态之间进行了长期的博弈，政府也努力挽救货币市场混乱局面，先后多次铸造铜币以补货币市场之需，但政府所做的各项努力效果不佳，最终私铸铜钱充斥市场。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民间市场白银使用，政府赋役领域折银等，最终出现了“银进钱退”，白银从嘉靖后期开始逐渐取代铜钱成为主币。面对此种情形，文人士大夫纷纷发表言论，兴起了“重钱轻银”、“反银论”等思潮，但是经济发展的潮流以及货币本身演进的逻辑势不可挡，最终铜钱流通的空间和流通的领域不断被压缩，而白银毫无悬念地成为主导货币，后来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改革，无疑再一次肯定了白银在货币市场和国家财政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四、评价及启示

言而简之，《白银时代》是一本较为成功的学术著作，作者其师仲伟民在序言中认为该书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突破：第一是系统深入地解释了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历史基础及形成过程；第二是深入分析了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制度机理与市场关系；第三是颠覆了学术界关于明代白银的很多神话；第四是这部专著是跨学科研究的突出成果（页2-4）。仲氏评价中肯，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是书中所论述的主题、取得的突破以及所具有的学术贡献。兹结合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简单地谈谈笔者读此书后的一些感想。

《白银时代》能够结合当下一些经典的货币理论来分析明代货币流通格局和形成机制。明初货币流通格局经历了由铜钱、元钞、白银三元流通格局到铜钱、宝钞二元流通格局的转变，再到洪武末年确立大明宝钞一元流通格局，明中叶再到宝钞、铜钱、白银三元流通格局。后来随着宝钞贬值，再到弘治、正德以后形成了铜钱、白银二元流通格局，且在二元流通格局中，白银日渐占据主币地位。纵观明代货币市场上流通的不同种类的货币及不同货币种类之间的转换和替代过程，其社会经济背景、朝廷政策等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货币自身的演进逻辑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明初货币格局演变的背后是政府的政策在起作用，那明代中后期货币格局的演变则是货币自身法则在起作用。正统、景泰以后，政府极力维护大明宝钞的流通和使用，但是由于托马斯格雷欣(Thomas Gresham，1519-1579)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大明宝钞流通地域和流通领域在逐渐缩小，直至消失，而相对于严重贬值而成一纸空文的大明宝钞，其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的铜钱日渐占据流通市场。但铜钱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以及政府整顿铜钱市场不力，私铸现象严重，铜钱日渐失去信用基础，行钱区域缩小，价值更高、稳定性更强的白银大量进入市场，行钱区域出现“银进钱退”的现象。

上个世纪60年代，加拿大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提出了关于货币空间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他认为当区域内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区域内核心要素高度流动，不同地域、不同部门之间联系紧密情况下，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是有效的。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经济取得了巨大进展，国内市场显著地扩大了，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大运河一线形成了重要的商路，沿线市镇也随之崛起，但是发展程度依然有限，区域之间、不同经济部门之间严重不均衡，且货物流通呈现单向的特点。换言之，全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并未完全形成，不同层级市场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障碍。在这种市场和经济发展面前，货币很难实现完全的统一，即使在明朝前期的一段时间里，国家发行单一的大明宝钞，但是在民间市场和社会上层依然存在铜钱、白银流通的情形。明代中后期，出现了银钱并行流通格局，也是明代市场发展不成熟的表现。

明代货币流通的多元格局，可以用日本学者黑田明伸货币的“非对称性”来解释。黑田认为货币具有层次性，不同的市场层次对应不同的货币需求，根据货币流通的不同将货币分为在地域内流通的“本地通货”和地域间流通的“地域间结算通货”，地域流通性的通货使用当地小额货币，“地域间结算通货”需要白银之类的高价值的货币。明代货币的流通就体现了货币流通的层次性和多元性，在人民生活中的确存在“上银下钱”的流通实态，如史料记载“是以天下省分，有旧钱者则用，无者遂只用银。然用银极不便于小民。且如山陕用银，即隶卒而下不得食菜，通衢大邑无卖饼之家。行路者必自炊爨而后得食，以不行钱故也”。《白银时代》一书虽然没有直言受到了黑田明伸货币的“非对称性”和货币层次性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但是处处可以看到这种理论的表述和身影，譬如区别不同货币种类时，将货币划分为“国家铸行货币”和“民间货币”，提出明初白银货币的“双轨”流通，在分析明代货币流通体系的演变过程中采用上下两层互动的方式等等。

从认识视角来看，本书以明代货币白银化为中心，也从综合的、立体角度全方位的阐述了明代其他货币的流通。不仅阐述了货币白银产生的历史基础，还从明代货币制度、市场以及货币自身演进逻辑来分析明代货币白银化问题。以往学界对明代货币的研究，多呈现单线研究，即只关注铜钱、宝钞、白银和货币制度等其中的某一方面，缺乏整体性、综合性的探索和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说，《白银时代》在结合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补充了这方面的缺乏。

明后期白银在货币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当时流通的主币。对于白银的流通，学界存在各种各样的“白银进步论”，但是邱永志对白银的性质及作用评价较低，他批评了部分学者过分强调白银的正面影响以及白银在近代转型中的作用，颠覆了学界关于明代白银认识的很多神话。如他认为明代使用“称量形态”的白银具有币制上天然的缺陷，在流通过程中，其流通成本高昂、价值尺度功能失衡等使得白银流通和使用大打折扣。虽然他提出的这些观点是建立在他对史料的解读和归纳的基础之上，以及通过严谨的逻辑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但不应过低评价白银货币在货币市场中的作用。与其说是白银货币本身的问题，不如说是明代货币制度与货币体系不成熟的表现。

从史料来看，是书广征博引，史料功夫扎实，吸收了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反映了最新的学术动态，包括最近的硕博论文以及部分待刊的学术作品，在他的著作中都有提及或者引用。诚如高寿仙所言：“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充分把握和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直面那些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提出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独到见解，体现了一种蓬勃的学术朝气和创新意识”。

当然，是书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虽然邱永志提出了一些有创建性的概念，这点值得肯定和学习的，但是有些概念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如提出的“洪武货币秩序”，虽前有梁方仲提出的“洪武型生产关系”，后又有黄仁宇提出的“洪武型财政”，但是“洪武货币秩序”所包括的内涵与外延同前两者有很大的不同。每当言及货币秩序时，一般需要有不同的政治实体，方可提出货币秩序以规范市场行为，虽然明代前期货币市场带有极强的政治属性，但是不存在不同政治实体之间的博弈，言何“秩序”呢？复次，在明代货币史研究臻于成熟的今天，向精进化方向迈进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定量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白银时代》虽也采取了一些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但是还远远不够，譬如作者虽然言及嘉隆万时期银钱二元格局最终形成，但是我们更想知道的是在这种二元格局中，银钱在不同的市场领域和空间中各自占据的市场份额？也许是由于史料匮乏，无法建立完整的数据序列的缘故。

作者简介：吴兆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明代经济史研究。

出品 | 秋鸣

编辑 | 汀冉

文字 | 转自《明代研究》（台湾）第三十四期（已获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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