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我到昆明时发现，最高掌权者所著《中国之命运》，在教授们眼中是对著述事业的一种侮辱。”
这是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对蒋介石的所著《中国之命运》的评价。
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书是由陶希圣根据蒋介石的授意代笔而成的。《中国之命运》卖了100多万册，叫好的不多，更多的是批评。
1943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告诉一位学生，在政府众多败笔中，最大的败笔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出版。雷海宗声称，那本书中的错误多如牛毛，连美国汉学家都能看出来。
雷海宗所说的美国汉学家就是费正清，费正清当时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很多中国专家教授都是费正清的老朋友。
费正清在日记中写道：“对《中国之命运》我越是仔细地阅读，就越感到吃惊，我从未见过为了政治目的，历史竟会如此被颠倒。这本书的大部分披着纯历史的外衣，描述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的忧患。帝国主义是一切罪过的根源……这本书只是一本小册子，政治家写出这种小册子实在给人印象极坏。“
”我们可以推测，《中国之命运》一书不仅仅只在表达个人的偏见，更主要的还在于想给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歌功颂德，似乎正因为是他们，才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另一个意图则可能在于希望重新燃起排外主义的火焰，以激起爱国主义和促使内部团结。“（《费正清自传》）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被知识界抛弃。哲学家金岳霖拒绝看《中国之命运》，社会科学家认为这部书废话连篇，对其表示不屑并感到耻辱。
陈伯达在《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说：“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为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
《中国之命运》的英文版出了以后， 英美等国更是批评不断，“每位与此书英译本相关的人，就像得了寒热症一般”（费正清语）。
蒋介石的日记中感叹：“乃预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如此之大也。”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为什么被知识分子认为是最大的败笔呢？
蒋介石为什么要写《中国之命运》？陶希圣说，“自十月十日起，蒋委员长着手起草一本书。书的目的是在指出百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一旦解除，一般人应如何以独立国家自由公民的资格，与世界各国的国民平等相处，同时应如何自立自强，共同致力于建国的事业，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各国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陶泰来：《陶希圣年表》）
废除不平等条约，建设自由现代国家，很好的国家远景，很可惜的是蒋介石的思想理念偏了。
《中国之命运》有两大论调。一是，全力宣扬中华民族所谓“固有的德性”，认为正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国原有的优越伦理和宗族社会组织遭到破坏；二是，蒋介石眼里只有国民党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救中国。
让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是，蒋介石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蒋介石要重新树立礼义廉耻，建立现代儒家社会，这简直就是与讲科学与民主的五四精神宣战。
闻一多曾对长子闻立鹤这样评价蒋介石：“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南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
《中国之命运》的出版让闻一多大吃一惊，“《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费正清认为，蒋介石的思想来自许多方面的大混合，包括曾国藩、列宁、基督教等方面，而且是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框架”。蒋介石鼓吹的国民党，在费正清眼里是这样的，”1928年后的国民党…只不过是一个纯国民党的政府，一个新的派系，一个黑帮，一个如同封建王朝的家族一样掌控了中国政治的利益团体。“（《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被吹捧为领袖英雄，可是大众和知识分子却深陷在通货膨胀的贫困危机之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受苦受穷的是老百姓和知识分子，贪污腐败的却是国民党官僚资本。
1942年1月8日，西南联大一千多学生上街游行，声讨孔祥熙大发国难财的罪行，还有日本占领香港时，传闻孔二小姐用飞机运狗，却不许联大在香港的陈寅恪教授乘坐，这一下激起了联大学生的公愤。
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的马寅初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时说：在抗日战争这个中华民族存亡的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
1946年胡适从驻美大使任上回来做北大校长，本来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十年学术计划。结果在教授会上胡适的方案无人理睬。教授们纷纷向校长诉苦：我们现在生活都有问题，十年以后是否还活着都是个问题，还谈什么学术！
西南联大的教授穷到什么程度呢？以闻一多为例，吴晗在《哭亡友一多先生》的记述：“他住在乡下司家营的时候，一家八口（连老女佣）光包饭就得用全部月薪的两倍，时常有一顿没一顿，时常是一口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敌机绝迹以后，搬进城，兼了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加上刻图章，勉强可以维持。”
云南军阀龙云回忆说“抗战期间，在昆明的爱国民主人士很多，尤其是西南联大的教授随时都有接触和交谈的机会，谈论国家大事，所见大体相同。对于蒋介石的集权统治，大家都深恶痛绝。”
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张奚若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
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大学里到处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标语。蒋介石偏偏指责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请愿是“扰乱社会的治安，破坏政府的威信”，是“阻挠革命，破坏抗战，就是汉奸，就是出卖国家的罪人”。蒋介石查禁报刊，不断加强对舆论的钳制，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暗杀。知识分子对蒋介石彻底失望。
”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他们是被重视的，或者是当此国难之际，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是在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挨饿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浪费。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
所以费正清在《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的结论就是：”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和中心，1943年后期已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出版，知识分子的反应就是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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