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北京五环外的腰部艺术家们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首席人物观

　　（ID：sxrenwuguan）

　　作者：殷万妮

　　编辑：江 岳

　　老郭

　　十一月是北京开始供暖的日子，也是罗马湖结冰的日子。

　　这是位于北京五环外的一片艺术区。北京实行平房煤改电之后，这里从2017年起，便不再统一供暖。一入冬，到处都是冷冰冰的。

　　罗马湖距离城中心30公里，乘坐公共交通的话，进城需要一个半小时以上。5个艺术区散落在村中，以数字命名，分别是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十艺术区，单单少了个九。

　　一批艺术家们就住在这里——他们当中，有不少已有成熟的作品和自己的美学体系，只是还未成大家，按照时下流行的称呼，大概就是“腰部”了。

　　其中包括老郭。

　　老郭今年不过30岁，身材修长，长脸。他性子随和，说话不紧不慢，再急也是抻悠着说。夏日里，他通常上身一件素色衬衫，搭配宽垮的长裤，一年四季脚踩拖鞋。十月，他就套一件墨绿色的毛呢西装。天冷时，他也不习惯穿皮鞋，嫌它板脚，只有去大学里给学生上课时才愿换上。

　　老郭还有一个明显的外表特征——长发蓬松及腰。从四年前开始，他就几乎没理过发，任由它长。

　　也是在四年前，老郭来到了罗马湖第七艺术区。那是2016年7月左右，这里原本是一个陈旧的家具厂房，院子杂乱不堪，独幢之间没有缝隙，连在一起。有的厂房还未清空，堆满了铁架、油漆桶和包家具的一些材料，落着一层厚厚的灰。

　　老郭做了清洁，又在原有地面上做了一层水泥地面，厂房才初具工作室的样子。

　　图：老郭的工作室

　　如今，他在这里住了四年，已经适应了晚秋和深冬时室内的温度——零度以下。

　　但是花不行。

　　因为种了不少热带植物，老郭在客厅里安了空调。这里是工业用电，1块5一度，相当于民用电的3倍。老郭算过，开空调24个小时，光电费就要180块钱。

　　最夸张时的那个冬天，他交了两万多的电费。

　　后来，老郭换了法子，他不常开空调，而是在客厅墙上围了一圈石墨烯，搭配着电暖器，每个月电费能省下来一些。

　　即便这样精心护着，去年还是冻死了一批绿植——不过晚从阁楼上挪下来几天，它们就冻透了。老郭也没扔，等春天到来，有些植物活过来了。死掉的大多是多肉，老郭索性把它们晾干，喷上颜色，变成装饰。

　　“算是重新赋予植物一种生命吧。”

　　老郭的邻居是一些年轻艺术家，他们即将在罗马湖艺术区度过第五个冬天。在这座充斥着野心梦想与欲望的城市的边缘，他们在寻找并维系着自己的生命力。

　　城中村

　　“从2003年到现在，这个村子每年都有人说要拆，这几年可能稍微稳定一点。”

　　老郭来到罗马湖艺术区的2016年，罗各庄村村民正在热火朝天地建房：他们原有的房子被彻底推翻，再建成二层公寓，一部分被改造，租给在北京城里上班的年轻白领、快递员、外卖员和建筑工人。

　　兴建和颓败在这个村子里同时发生。

　　随处可见废弃的厂房、即将坍塌的破败小屋、杂乱的野草、在路中央漫步的野狗……村里道路并不平整，每有一辆车颠颠簸簸地驶过，就能扬起一阵灰土，久久不散。

　　图：傍晚的罗各庄村

　　相比之下，罗马湖艺术区内安静得多。

　　老郭和甄言第一次见面是在2017年冬天，二人在艺术区的一位共同朋友家喝茶时相识。

　　从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甄言在沈阳待了一年，后来觉得日子乏味，来了北京。他找到罗马湖第八艺术区时，这里已经难觅空置的工作室，他便与三人合租在一个200平方米左右的大工作室里，平摊下来，一年房租只要一万四。

　　那正是艺术区取消统一供暖的时候。

　　最初四人还在各自划定的区域创作，但随着天气渐冷，喷有水珠的泥塑经常结冰。没辙，四人腾出一间20平米的小屋，安上电暖器，再把各自创作的作品和工具挪进去，硬生生地挺过了整个冬天。

　　“倒是能挤下，只是做不了大雕塑了。”甄言回忆。

　　2014年来北京给学长帮忙时，他曾在黑桥艺术区住了十天。那里配套齐全，有可以加工雕塑泥稿的翻制工厂，几乎不存在翻制作品运输破损的问题。不过，那里后来拆迁，原本聚集于此的艺术家，有一些也搬到了罗马湖。

　　于甄言而言，2017年的回忆里不只有寒冷——他的作品入选了第七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于中国美术馆举办。次年，隔壁的工作室搬空，他趁机搬入，这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创作空间。

　　老郭也没闲着。2018年年初，他独自去了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开启一段长达两个月的海外旅行。

　　迁徙

　　没有归属感，仿佛才是这群年轻艺术家的“归属”。

　　迁徙实属常态。

　　农山是老郭在央美的本科油画系同学，虽然是南方人，但在北京读了十三年书，他的北方口音很重，说话亦铿锵有力，总是一副精神充沛的样子。

　　他在2018年搬到罗马湖第八艺术区。这是他三年里的第三次搬迁。

　　他的第一个住所在东坝艺术区。他形容那里“像一个孤岛，有点像一个乌托邦”，院子里的大多数人有着相同的教育背景。

　　他在那里住过两年。最初厂房只有一个彩钢板的顶和四堵墙，即便不精装修，也要各自划分空间才能用。农山打通下水道、建墙开窗，一堵墙大概十米，建墙费用一万八，共同使用这堵墙的人一人平摊九千。

　　然而，在工作室附近的一个废料场被烟头引发的大火烧毁之后，违建拆迁开始了。几个月后，轮到了农山的院子。

　　此前两个月，因急着用钱，农山已经把工作室转租了出去，转租费7万，差不多是他当时装修房屋的费用。新租客是一个年轻导演。

　　拆迁时，这位新租客刚忙完装修，装修的10万块钱化为乌有，农山心里过意不去，赠予了对方一幅画。

　　农山的第二个住所，在火鸡场艺术区。它所在的水坡村离罗各庄村不远，也住过一拨又一拨的央美毕业生。

　　农山找到了一处养殖场改造的独户，房子朝南，采光好，还有一个小花园，种着山楂树、臭椿树和杨树，墙边开满野蔷薇，红艳艳的。唯一的问题是房子有些返潮，墙皮有几处脱落。

　　这里的冬天依旧难熬。他们烧煤气取暖，一罐煤气300元，这个价格并不划算，一罐用尽少则两三天，多则一周。更麻烦的是，煤气需要及时换罐。有一天凌晨3点，警报器响了，农山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把用完的搬出去，再挪新的进来。

　　第三处，便是罗马湖了。这里租金更划算，面积更大。找房子的时候，农山依旧不忘确认：这里会不会拆迁？

　　2018年的夏天，他一个人叫了货车，把画打包好，带了些旧物，就搬了过来。在北京生活的这些年，他已习惯了迁徙，“艺术家抗风险的能力比其他人大，艺术家再穷，你一张画也是几万块。”

　　他从搬家中获得的最大经验便是，别轻易装修工作室。

　　“拆一次你就知道了。”他见甄言兴冲冲装修时，没忍住，嘟囔着提醒了一句。

　　年轻艺术家们总在北京的城中村落脚，这注定了他们要习惯拆迁带来的变动。

　　2019年，罗马湖左堤路西侧的国际艺术区就因违建被拆。那里相当于第八艺术区的豪华版——有些私人收藏的珍贵艺术品会在那里的小美术馆里做长期展览。当然，租金也十分昂贵，租客需要一次性交满20年的房租，甄言问过价格，起步价200万。

　　一年过去了，那里仍然围着一圈蓝色的铁皮，里头成了一片荒地，建筑残渣堆成了一座小山。

　　今年8月，农山、甄言、老郭参与过“附近的消失”展出，农山的一个作品就是《罗马湖》，他把自己印象中的罗马湖画在了展厅墙上。

　　“墙是拿不走的，那个地方要拆的话，它就跟那堵墙一样，烟消云散。”

　　在这里的所有人，几乎都做好了随时搬走的准备。

　　创作

　　2018年，老郭在西哈努克的一座岛上待了两个月之久。

　　岛上有一片茂密的森林，没信号，没电，没网，他几乎不看手机。一天下来，什么都不做，就坐在岸边盯着海面看，一望无际的大海空旷静谧，变幻无穷。

　　“一天12个时辰，每个时辰颜色都不一样。”

　　看海和作画，变成老郭的日常。

　　《午》、《子》是老郭以时辰为名，创作出的想象中的那片海域。此外，他还参观了柬埔寨内战血腥杀戮之后留存的遗迹。

　　老郭后来把此次写生作品做成画展，他在后记中写道：

“从西哈努克和暹粒，体验了原始自然的生活和宗教信仰的壮丽辉煌，到杀戮战场和S21集中营的种种悲剧，宛若从天堂飞向了地狱。人类今天的强大无疑是猜疑与仇恨的力量，过去的残忍正在为我们种下一颗孤独的种子。似乎我们也只能以爱和宽容的方式去抚平这道残忍的伤疤。”

　　2018年，老郭又租下了第八艺术区的一间工作室，与他原有的第七艺术区工作室打通，成立了一间300多平方米的大型工作室。

　　老郭的画作以大画居多，2米宽、3.5米高的单幅作品在这里很常见，比如他从2015年开始创作《黄泉路上》系列油画作品即是如此。画中颇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死亡、现实、虚幻、解构、荒诞都现于其中，蔚为壮观。

　　素材都取材于现实，对象都是老郭熟识的、已经去世的人。第一幅画叫《黄泉路上之陈成运》，老人陈成运生于1939年，逝于2012年，因年老器官衰竭而死。

　　老郭的父亲常年在凤仙山做采石工作，老郭因此在那里认识了陈成运。第一次见面，陈成运给老郭讲了猪皮的故事。他说以前杀猪时，要往猪皮里吹气，但老郭记得，自己小时候，一帮人是把猪抬到灶台上，再用气管子打气，不消一会儿，那猪就像气球一样大出几倍。

　　这次闲聊让二人成了忘年交。每逢周末，老郭便随他上山，听故事，甚至陪他攀到半山腰的一块缓坡上，给他逝去的妻子上坟。

　　老郭把这些表现在了画作中。画中，秋夜下，月未圆，瘦骨嶙峋的老人戴着斗笠，牵着一头瘦可见骨的牛。他的妻子也在画中，同样死去。

　　老郭亦曾为逝者写诗：

婆娑扭动的烛火照亮了我的童年 也燃烧了即将逝去的你的半边脸 腐生细菌躁动在发黑的血液里 侵蚀了你残败不堪的器官 衰老的皮肤上长出紫色的蘑菇 你的灵魂也从容地接受了这个短暂的肉体 去了“那边” 也重生在这个世界

　　生者和过往种种都可以成为触动他的开关，这一系列的作品，他延续至今。

　　图：老郭的作品《黄泉路上之胡玉琴》（局部）

　　2019年至2021年，他开始尝试新的创作，通过网络渠道获取素材。赵忠祥、李文亮等与他在真实生活里并无交集的人，成为其中的存在。

　　由于是通过屏幕和网络了解他们，老郭在这一系列的画作中，贴上了数十条小节彩色胶带，以此表现信息爆炸时代的碎片化。

　　新系列中，一幅长15米的画，在展览中卖出30万的价格。

　　但老郭还是退掉了在第七艺术区的房子，仅保留第八艺术区，没地方摆放的画作，便堆放在仓库里——这样每年可以省下几万块的房租。

　　如果单单以作品销量来看，2019年，大家过得还算顺利。

　　2018年，甄言的作品入选第六届全国青年美展。2019年，其作品又入选全国美展，后者是中国最高规格的国家级美术作品展。体制内的认可为他带来了许多潜在的机会，一些美术馆和收藏家开始找上门来谈合作。

　　然而，疫情将一切拽至谷底。

　　疫情

　　老郭陆续拿出2万块，主动借给邻居袁愈。1万做生活费，1万做袁愈的私厨启动资金。

　　袁愈今年38岁，因为一手好厨艺，大家常年聚在他的工作室里。

　　2019年，袁愈休息了一年，偶尔通过展览卖些作品，赚取生活费。他本可以躲过疫情下的这场经济危机。

　　2020年春节前，一张总价20万的壁画订单找上门，甲方给了袁愈2万块定金，称年后开工。然而，现在已经10月，甲方一直没开工的消息，除了等待，他没有其余办法。

　　大年初二，袁愈回到艺术区。他动了做私厨的念头，却犹犹豫豫的，老郭成了推他一把的那个人。

　　二人相识四年。前段时间，老郭得了肾结石，疼得直不起腰，是袁愈开车把他拉去医院。彼此帮衬是这个院子里不言而喻的默契。

　　私厨筹办过程很顺利。

　　老郭贡献了一套餐桌椅，足以坐下十余人。空调也是朋友送的，袁愈只添置了四把椅子和几只花瓶。

　　5月8号，私厨开始试运营。袁愈建了一个微信群，陆续有135人加入，大多是附近邻居，还有其他几个艺术区的创作者。

　　开饭时间是中午12点和晚上6点。群里会提前公布菜单，滑炒牛肉、小炒肉、蒜香炸鸡等是常备菜，单价在32元左右。一般情况下，一天能卖出二三十份饭。

　　私厨基本全由袁愈一个人打理，好在朋友们常来帮忙。第一个月，他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又因患上痛风，整个人瘦了23斤。那个月，他赚了1万块。

　　疫情袭来的这一年，很多行业都在艰难自渡。而艺术家是其中隐形渡劫的群体。

　　2020年，全国线下艺术展数量骤减。甄言作品参展数量不及去年的三分之一。行业不景气，藏家出手也愈加谨慎。

　　除了接个别订单，今年，农山没再卖出作品。

　　不短的回款周期也在增加艺术家这一群体的压力。画廊或者展览卖出一件作品，艺术家得到全款的周期，短则几个月，长则一到三年。

　　袁愈曾经经历过一个“疯狂”的时代。2009年到2016年，他还住在宋庄，当时他的作品并不愁卖，部分缘由被他归结于价格便宜以及较好的艺术品流通环境。

　　“一两万就卖了，小作品更便宜，价格在两三千左右。”

　　那几年，除了专业藏家，还有一批投机目的强的藏家，他们瞄准一两个作者，便投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资金买断其作品。袁愈有的邻居前一天还愁吃不上饭，一夜之间就有了几十万。

　　这些“幸运者”或在北京买房置地，或拿着这笔钱回老家，不再回来。

　　自2016年搬至罗马湖，袁愈几乎没再回过宋庄，他在这里想调整自己的创作状态，步入更深的思考阶段，与此同时，尝试新形式的创作。

　　过去养狗的时候，他常去罗马湖边遛弯。

　　十一月是罗马湖结冰的时节。入了冬，湖面会被凿出洞来，钓鱼的人就守在洞边。钓上来的通常是拇指大小的鲫鱼，他们把鱼带回家做成鱼丸、鱼酱，偶尔也把鱼放生。

　　沿着湖往桥南走，可以看见几家东南亚风格的高档餐厅，光顾的人里少有村民，大多是从顺义别墅群或城里开车来赏景的富人。

　　袁愈用边缘、温和和中性来形容这片湖水，而在农山的心里，罗马湖同样是温柔的。

　　“湖边的景色，外卖员可以看，漂泊的艺术家可以看，富人也可以看。”农山说。罗马湖如同一条青翠的丝带，将贫与富、边缘与主流之间的断裂短暂的、轻轻的弥合。

　　它静静地包容下所有。春夏秋冬，生活如同湖水一般来回循环，这里流淌着艰辛寒凉，也流淌着自得其乐。

　　从城区不断向城市边缘移动，年轻的艺术家们照常漂泊，照常坚挺，照常创作。他们该养花养花，该相聚相聚，年年依旧。

　　他们不曾想自己将在哪一片泥土扎根，他们时刻怀疑却又随遇而安，无比孤独却又彼此疗愈，唯一牵系的独有作品，里头不乏种种可能。

　　这样的纯粹，在北京的五环之内，再难寻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甄言、农山、袁愈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