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中的司法因素：秩序下的自由何以可能？

作者=王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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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立到制宪

我们不妨先从两个问题讲起。大家都喜欢自由吗？如果喜欢，那么什么是“自由”呢？

“自由”意味着为所欲为吗？显然不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有这种自由的话，别人也都会有。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一定要有规则，有秩序。“秩序下的自由”（ordered liberty），意思是自由要服从于秩序，服从于规则，服从于法律。这种自由也叫“法律下的自由”或者“规则下的自由”。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句话：“自由是什么？自由意味着做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事情。”这里说的“法律”当然不是什么法律都行，而是有特定的含义，即这种法律要符合自然法，具有正当性。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讲，这种法律必须是良法。如果它是“恶法”，是糟糕的法，那么，遵循这样的法，肯定得不到自由，而是得到奴役。

怎么实现这种秩序下的自由（法律下的自由）呢？简单地说，它需要一套特殊的制度设计，或者说，需要一种特殊的政体，来确保规则下的自由成为可能。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上，实现秩序下的自由的典范，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整整400年前，一批英国人为了宗教自由到北美开疆拓土，建立了殖民地，他们尝试在那里自由和平共处。后来，他们发现他们的自由将要丧失，英国议会不经过他们同意就擅自征税，结果他们开始了独立运动，并于1776年宣布独立，发布了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独立宣言》，宣告脱离大英帝国。

宣言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立国原则，包括强调上帝、自然法、人人被造而平等、天赋人权、政府必须经过同意等。特别是那句著名的话：每个人都享有不可让渡的权利，它们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用野心对抗野心》

怎样保障这些权利是一个难题，因为美国并不是1776年甫一独立，建国任务就完成了。独立之后的13个殖民地，其实就是13个主权国家，各自为政。它们之间因为领土、边界、航海、通商等产生了很多矛盾，怎么办？发生冲突的时候谁来裁决？于是，他们在1781年成立了一个邦联，有冲突的时候由邦联来裁决，进入了所谓的“邦联时代”。

但是邦联实行了没几年，他们发现行不通。因为邦联统治的对象是州，如果州不服从邦联的法律怎么办？比如说，如果纽约州拒绝向邦联缴税，邦联如何惩罚它？唯一的办法就是动武，对它宣战，因为没办法通过司法渠道和平治理，只能通过武力解决。所以，美国人发现通过邦联无法保障他们从大英帝国争取来的自由。

这时候，美国的国父们，特别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等人，就商议修改宪法，从邦联走向联邦。

1787年夏天，55位代表从各地来到费城，参加“制宪会议”。其实他们的初衷不是来制定新宪法，而是修改1781年的《邦联条例》。结果发现不行，邦联条例存在着致命缺陷，具有不可修复的错误。于是，他们决定另起炉灶，重新制定一部新宪法。这就是今天美国依然适用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也被称为“1787年宪法”。他们正是通过这样一部宪法，实现了秩序下的自由，确立了保障自由的规则。

国父们解决了千古难题

麦迪逊认为，建立一个政体的第一件任务是要赋予政府权力，让它能够执行法律，维持秩序。第二件任务是能够约束它的权力，以免政府滥用权力。

历史经验表明，很多国家的政府不仅不能保证人民的权利，而且容易侵犯人民的权利。所以，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就是确立一个什么样的政体，或者说，制定一种什么样的根本原则，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既不被私人侵犯，又不被政府蹂躏。这是一个千古难题，因为在此之前的人类历史上，人们还从未通过商议和讨论的方式构建过一个政治共同体。

英国虽然有自由的传统，但对它的保障，是在几百年的时间内靠打仗，靠议会和国王之间的博弈，靠普通法的演化等慢慢实现的。而美国独立之后，几乎要从头开始。他们借鉴了英国的经验，甚至借鉴了罗马共和国的经验，但是此前的共和国都失败了。

孟德斯鸠曾经注意到，如果一个共和国太小，它就容易为外部的力量所摧毁，会被周边的帝国吞噬，很难长久存在下去；如果一个共和国太大，则容易为内部的结构所败坏。如果一个共和国的内部构造不合理，就难免会堕落，就像罗马共和国那样。美国的国父们正是要解决这样一个千古难题，因为他们要建立的共和国，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那么，如何确保一个大共和国不被内部的结构所腐化？他们发现，最重要的是要约束政府的权力，要从分权制衡开始。他们知道一个信条，那就是，只要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手里，一定会被这个人或这个机构滥用。为了防止权力的集中，一定要实行分权制衡。于是，他们发明了双重分权制衡制。一方面是横向的分权制衡，即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之间分权制衡，也就是今天通常所说的“三权分立”。立法机构制定法律，行政机构执行法律，司法机构适用法律、解释法律，各司其职。但是光这样还不够，还得让它们之间相互掣肘，相互打架。如果只是分别把这三种权力交给三个部门，它们相互之间没有关联的话，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制约和平衡。

于是，就必须在三个部门之间确立一种相互牵制的关系。虽然立法权掌握在国会手里，但是总统享有否决权，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否定意义上的立法权，即国会可以制定法律，但总统可以否决，拒绝签署。反过来，立法权也可以制约行政权。总统可以执法，但如果滥用执法权，国会可以对他进行弹劾。

前几年美国国会折腾了两年多时间，花了2500万美金试图弹劾特朗普，认为他通乌克兰、阻碍国会调查等，结果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弹劾没有成功。但是，弹劾这把利剑握在国会手里，对总统、对行政权永远是一种威慑。

最高法院的杀手锏

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也同样需要相互制衡。国会制定了法律之后，假如有人起诉，法律条文究竟是什么含义，得由法院来解释。法院的解释是终局性的，法院说它是什么含义，它就是什么含义。法律的解释权掌握在法院，但最高法院的组成人员又受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左右。比如，法官是由总统提名，总统提名之后由参议院来批准。总统提名谁，国会才能决定批准或不批准谁，但国会不能自己选人，哪怕不喜欢总统提名的法官。

特朗普总统刚刚任命了一位新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只有48岁，至少可以干30多年。特朗普非常幸运，这是他在四年之内任命的第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是里根以来任命大法官最多的总统，如今，保守派在最高法院里具有压倒性优势。不少人认为，对大法官的任命比赢得总统大选还重要，因为总统只能干四年，而大法官是终身任职的，对美国政治和法律的影响是长期的。

面对参议院质询时的巴雷特法官

可以看出，法官的产生同时受到了总统和国会的约束，但法院反过来也可以约束国会和总统，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司法审查或者违宪审查的方式。也就是说，假如国会通过的某个法律被人起诉，认为它违宪，法院就可以对法律进行审查，看它到底是不是违反宪法。如果违反宪法，法院有权宣布它无效。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权力。立法机关可能白忙活半天，制定了法律，最后却被宣布无效。所以，立法者一定会深思熟虑，至少让一部法律看起来不那么容易违反宪法。如果总统发布的某个命令被认为违宪，司法机关同样可以对其进行违宪审查。

司法审查的权力是法院用来制约总统和国会的杀手锏。根据《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说法，国会掌握着钱袋子，总统掌握着枪杆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国会掌握着征税权，是否征税，征多少税，国会说了算。总统掌握枪杆子，是三军总司令。而最高法院什么都没有，只能说理。要想让最高法院能和另外两个机构平起平坐，必须得给他一个杀手锏，那就是违宪审查。这样他才能挺直腰杆，对付另外两个要么掌握钱要么掌握枪的机构。

今天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很不得了，人们戏称它由9个老男人老女人组成，威力无比。年轻的五六十岁，年老的八九十岁，9个人往那一坐，国会和总统在做决策时都得掂量掂量。通过这种违宪审查的权力，才能把宪法落到实处。如果国会议员、总统、法官这些拥有公权力的人违反了宪法而不能得到制裁，宪法不就成一纸空文了吗？

美国最高法院

美国国父们发现，要想让法官敢于行使司法审查权，得让他们独立起来。可是，怎样让法官独立呢？汉密尔顿说，需要满足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法官要终身任职。一旦当上法官就可以当到死，不用退休。前几年，有一位叫布朗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干到了104岁，最后死在任上，任何人也没法强迫他退，任何人也不能让他回家。这意味着法官的乌纱帽没有人能拿掉，不管他怎么判案，他的职位都是不可撼动的。一旦被总统任命，法官将永远是法官，一直到死，只要你精神还正常。有了这个职位保障后，你就不用害怕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

法官独立的第二个前提是，在任职期间薪水不得减少。一旦当了法官，比如说年薪20万美金，就只能往上升，不能往下降。这样的法官还会有后顾之忧吗？第一，没人敢拿掉你的职位；第二，没人能减少你的薪水、影响你的生计。法官是不是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按照自己对正义和良知的理解来判案呢？肯定的。只有这样，法官才能真正独立。

汉密尔顿说，有了这两个条件就够了，其他那些措施都没用；凡是没有这两个条件的地方，司法都不会独立。

此外，美国的分权制衡不限于在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机构之间，还有进一步的分权制衡。比如，国会分成两个分支，也就是分成上下两院或者参众两院。每一个法案都必须同时经过这两个院的批准才能生效。于是，两院内部又形成了进一步的分权制衡，如果一个支持，另一个反对，法案也通过不了。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样做效率太低，通过一个法律经常要花很多年。但在美国人看来，自由比效率更重要，而且效率是指长远的效率，不是看眼前这一两年，他们看的是几十年、几百年的效率。就长远而言，那些糟糕的法律都很难通过，因而会有更高的效率。

联邦政府被美国人视为第51个州政府

以上的制度安排构成了横向的分权制衡，一环扣一环，设计非常精妙，谁都不能为所欲为，每一个机构都受到其他机构的约束，每一个拥有权力的人都受到其他拥有权力的人的约束，麦迪逊把这称之为“用野心对抗野心”。他认为，要赋予一个机构、一个个人权力，就相当于给了他野心，那么，也应同时给其他机构和个人野心，让他们之间能够互相抗衡，防止任何机构、个人滥权。

可是，美国国父们说，这还不够，为了让自由更安全，还需要纵向的分权制衡。也就是说，他们不想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不想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政府，还需要保障地方的自由和自治。如果全国都归一个政府管，各个地方虽千差万别却没有自治权，自由也很难保证。所以，美国要实行联邦制，要在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分权制衡。

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如果实行中央集权或者大一统，全国就只有一个政府，地方政府都是中央政府的派生物和附庸。如果实行联邦制，这个国家就有多个政府，他们之间可以相互制衡，联邦政府只是其中一个，还有50个州政府，当联邦政府滥用权力变得专制时，还有其他50个州政府来对抗它。

19世纪30年代的杰克逊民主时期，这也被视作美国大众民主的开端

如果只有横向的分权制衡，对每个人的自由的保障就是一重的；再加上这种纵向的分权制衡，每个人的自由就会得到双重保障。根据麦迪逊的看法，联邦制让一个大共和国不仅可行，而且更好。因为联邦制可以不断地扩展共和国的边界，也可以更好地防止多数的暴政。如果共和国太小，多数的暴政就比较容易形成，因为在一个小共和国里，利益不够多元化。共和国越大，人越多，利益越多元。拥有不同利益、不同看法的人越多，这个国家形成多数欺压少数的局面的难度就越大。所以，在麦迪逊看来，这样一个大共和国，如果借助联邦制和代议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会更好。

正是通过这种双重分权制衡的方式，政府的权力得到了两个层面的约束，人们的自由更加有保障。这就是他们建立的联邦共和国，也叫复合共和国。意思就是共和国里套着共和国，整个联邦是一个大的共和国，每一个州是一个小的共和国。这样不仅约束了每一个政府机构的权力，也约束了每一层级政府的权力，让地方自治和地方自由得到强有力的保障。

美国人特别强调地方自治。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如果发布什么命令，想让州服从，经常比登天还难。特朗普绝没权力打电话命令纽约州长或纽约市长干什么，那些人也不会听他的。美国的联邦政府被美国人视为第51个州政府，它不是高高在上的政府，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是平起平坐的关系，不是行政隶属关系，他们的差别仅仅在于他们的管辖权不一样。

也就是说，联邦政府只管那些涉及全国范围的事情，比如战争、外交等。建国时美国国父们设计的联邦政府是一个管辖权非常小的政府，但到了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初以来，随着两次世界大战、进步主义运动、福利国家观念的兴起，大家都渴望联邦政府干更多的事情，比如提供社会保障、管制经济生活等。这就导致联邦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张。在20世纪之前，联邦政府根本不向个人征收所得税，但到了1913年之后，联邦政府开始向公民个人征收所得税。

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预测——民主国家有一种趋势，就是会不断走向中央集权。中央集权是自由的敌人，但是民主有一种天然的支持中央集权的倾向。这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当然，好在美国还有强大的地方自治来抵制这种力量。但即便如此，跟200多年前相比，联邦政府的权力已经大了不少，就连抽水马桶的出水量，联邦政府都有专门的法律来规制。现在，联邦政府制定的法律摞在一起，起码有几层楼那么高。

民主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渴望法律的统一。既然我们都是一样的，那么，一部法律适用于我，也应该适用于所有人。在贵族制时代，这种想法是不可思议的。贵族时代的法律不是一视同仁的，是要考虑阶层的。在民主时代，没有了身份或等级差别，人们就要求法律必须是高度整齐划一的。而只有中央集权，才可能让全国范围内的所有法律都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力会不可避免地往中央政府那里收。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对地方自治有强烈的偏好，他们就会想方设法阻止这种倾向，或者减缓这种倾向。美国社会存在着相反的力量，联邦政府不断扩权，但也有很多人反对，比如有人提出不希望联邦政府再提供社会保障等。在进入大众民主时代之后，所有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大多数人都希望从富人那里瓜分一些财富作为自己的福利；而穷人永远占多数，富人永远占少数，最后的结果就是财富再分配几乎在民主国家不可避免。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悖论，私有产权被以民主的方式（多数决的方式）侵犯。

本来，今天的共和党应该反对提供社会保障，反对福利国家，但却不敢反对，如果反对，一张选票也得不到。要想改变现状就得先当选，要想当选就得拉拢选民。在20世纪之前，不是人人都可以投票，只有有一定财富的人才能投票。后来，人们认为那不公平，要求人人都可以投票，这就是“大众民主”。今天如果有人批评这种大众民主，否认一人一票，就会变得严重政治不正确，遭到挞伐。

其实，100多年前的民主党比今天的共和党还要右。也就是说，从政治光谱上讲，两党都在往左转，越来越严重。比如，19世纪末，德克萨斯有一些县发生了旱灾，那里的农场主颗粒无收，这时候，有一些议员呼吁国会通过法律来对这些人提供救济。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克里夫兰，断然否决了这项法律。他说，联邦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这样的权力，联邦政府也没有这样的义务为人们提供救济，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是公民社会的事情，是民间的事务，跟政府无关，政府介入就会扩张权力。

今天，即便共和党的总统也肯定不敢这样讲。谁不喜欢福利？托克维尔说，民主社会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福利国家，人们都渴望有一个监护型政府，它像父母一样监护着我们，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他。连什么是幸福都由他来定义，他永远不希望我们长大，也不用思考。可见，民主有好处也有坏处，怎样弘扬它的好处、遏制它的坏处，是一个千古难题。这个难题摆在所有人面前，也考验着所有人。

地方自治构成了美国民主的根基

美国人特别强调地方自治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地方自治就是让每一个人学会运用自己的权利，因为人只有在地方上，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公共事务。托克维尔在1831年刚到美国的时候非常吃惊，他看不到政府在哪里，但一切都井井有条。跟法国相比，他看不到官僚机构，看不到庞大的政府，甚至，即使我们今天去美国，特别是在华盛顿以外的中小城市，都很难找到政府机关在哪里。华盛顿特区因为是联邦政府所在地，所以能看到白宫、国会大楼、最高法院，但在那些中小城市就很难找到政府所在地。托克维尔发现，那里不是政府在统治，而是民众在自治。正是地方自治构成了美国民主的根基。

在美国，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宪法，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法律，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法院。美国有两套司法系统，两套宪法系统，两套法律系统。如果一个案子只涉及州的法律，就只需要在州的法院打官司，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最高法院。当然，这是美国实行联邦制的结果。

其实，不仅大国，一些小国也实行联邦制，比如瑞士，整个国家只有700万人口，还不到北京市的1/3，但是这样一个国家居然实行联邦制，它分成26个邦，26个邦下面又分成2700个市镇。每一个瑞士公民都有三重公民身份，首先，一个人是某个市镇的公民，其次是某个邦的公民，再次才是瑞士联邦的公民。瑞士的自由繁荣，靠的就是这种传统悠久的地方自治，从1291年开始就搞自治共和国。虽然后来拿破仑等人都征服过瑞士，但从来没有征服它的地方自治。这是它能够维持自由的原因。

今天我们关心美国政治都变成了关心美国大选，那只是美国政治非常小的一部分。在美国民众看来，不管谁当选，日子都要照常过，都要照常行使自己的权利，谁当总统都只有4年。因此，美国的民主不在联邦政府那里。在美国的历史长河中，更重要的是民众有没有自治的能力，能不能自主处理公共事务。难怪托克维尔说，没有乡镇自治，没有乡镇集会，美国民主就没有根基。

特朗普在佛罗里达的竞选集会

对于长期实行中央集权或者大一统的国家，对地方自治的重要性总是缺乏体会。而美国人正是通过捍卫地方自治，来确保纵向的分权制度，确保联邦政府能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尽管民主会出现中央集权的趋势，但依然可以通过联邦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中央集权的进程。

美国了不起的地方，正在于通过这种双重分权制衡，建立了一个联邦共和国，保障了秩序下的自由、法律下的自由、规则下的自由。服从规则才有自由，而规则必须是正当的规则，是能够约束政府权力的规则，这就是他们实现秩序下的自由的方式。

剩下的权利都属于公民

有了双重分权制衡架构是不是就够了？是不是就能够保障民众的自由？在宪法起草者看来，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在1787年宪法起草完毕后，有一些人坚决反对新宪法，认为它没有规定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没有权利法案。于是，当场就有三个人拒绝签字，其中一个叫乔治·梅森。梅森拒绝签字是因为宪法上没有规定权利法案，没有写明老百姓具体享有哪些自由，以及如果政府侵犯了这些自由该怎么办？

相反，汉密尔顿认为，宪法上不应该写权利法案，不应该写老百姓拥有这样的权利或那样的自由。如果写了反而很麻烦，因为老百姓事实上享有很多权利和自由，一写就会挂一漏万。比如，你列举了10项权利，但老百姓可能有100项权利，剩下那90项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就可以侵犯？所以，当时的宪法起草者认为不应该列举出来。

梅森说，你们要不列我就不签字。当时正好有很多人对新宪法有疑虑，就利用这个原因反对新宪法。汉密尔顿、麦迪逊这两个人说，要不咱们一齐在报纸上写一些文章为新宪法辩护吧。于是，他们在1787年宪法制定完，很快就开始写文章，发表在纽约的报纸上。这一写不要紧，三个人总共写了85篇文章为新宪法辩护。这85篇文章很快结集出版，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联邦党人文集》。今天，我们去看这些文章感觉非常难懂，有很多高深的政治理论。可以想象，当时美国人的政治理论水准真不是一般的高。这些文章不是学术专著，而是发在报纸上的，目的在于呼吁老百姓能够投票支持新宪法。

可是，没有权利法案，很多人都会反对新宪法，该怎么办呢？这时候，麦迪逊等人说，那好吧，既然你们都想要，我们也可以给你们一个，于是就在1791年制定了10条宪法修正案。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权利法案”。“权利法案”写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持枪权、私有产权，人们有获得律师的辩护权，以及有陪审团审判权等。但是，这样列举的话肯定会挂一漏万，干脆来个兜底条款，那就是：没有列举出来的权利不意味着老百姓不享有；没有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都归各州和人民所有。通过这种方式，双方都满意了，新宪法终于得以通过。

但是，从宪法起草者的初衷来讲，他们觉得，只要宪法的制度安排足以约束政府的权力，就不用担心人民的自由得不到保障。因为政府的权力如果被关进笼子里，就不用担心它会咬我们。你要不把它关到笼子里，权利法案写得再天花乱坠，宪法也没用。

宪法是为了防范谁？宪法不是用来防范老百姓，而是用来防范政府的。因此，美国宪法不规定公民有什么义务，一个字也没有。它规定的义务都是针对公权力机关的。宪法不规定公民的义务，因为它约束的对象、防范的对象不是公民个人。

大家去读美国宪法，会发现，它没有规定公民有什么纳税的义务、计划生育的义务、服兵役的义务，统统没有，因为它不约束公民。它约束了政府之后，剩下的权利都属于公民。

今天看来，虽然已经过了200多年，美国国父们设计的政体、确立的根本原则依然没有大问题，依然是智慧的结晶。美国的民主能不能继续下去，就取决于国父们所确立的政体和根本原则能不能得到捍卫。

一部自由政体的葵花宝典

我们都知道，《联邦党人文集》是一部政治学经典。当然，政治学经典有很多，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来，至少几十本，但是《联邦党人文集》是经典中的经典，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著作。19世纪的一个大法官叫詹姆斯肯特，他说，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算上洛克、孟德斯鸠、伯克等，这些人的作品加起来也比不上这本书重要。《联邦党人文集》堪称一部自由政体的葵花宝典。如果想摸索怎样建立一个自由社会，这本书基本上可以按图索骥。它既有很强的实践指引功能，告诉我们国家机构该如何设置，比如怎么设立一个国会，国会的人数多少比较合适等；同时也有深刻的政治理论。这些人在起草完宪法之后，被托马斯·杰斐逊称之为“半神半人”。这些人产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不仅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有一流的政治理论。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几乎在同时期还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大革命之后法国人也制宪，可他们制出来的宪法却一塌糊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人都是一帮纸上谈兵的革命者，没有政治经验，只会喊口号，不知道怎么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他们甚至把托马斯·潘恩这样的外国人选为自己的制宪会议代表，只因为他赞赏法国大革命。这简直太荒唐了！美国起草1787年宪法的这些国父们，没有一个是纯粹的理论家或学者，他们都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

麦迪逊参加制宪会议时只有36岁，但已经从政了十几年，当过福吉尼亚的议员，后来又当了邦联国会的议员，有非常丰富的政治经验，对人性也有深刻的洞察。汉密尔顿更年轻，只有30岁，从小就开始管理账本，精通财务问题，后来又学习法律，跟着华盛顿南征北战。据说，在起草宪法的时候，这些人已经把从古希腊、罗马以来能够找到的政治学、法学、历史学著作等都看过了。

我曾经参观过詹姆斯·麦迪逊的故居，在很偏僻的弗吉尼亚农村。在他故居的二层楼上，有一个他当年的图书馆，那里摆放着各个语种的经典著作。据说，20岁的时候，麦迪逊就已经掌握了7种外语，博览群书。在1787年的前一年，他天天都在读这些书，研究历史上的共和国为什么会失败。而且，那时他的好朋友也是他的精神导师托马斯·杰斐逊正好出使法国，他就不断让杰斐逊从欧洲大陆给他寄书过来，说那里只要出版了什么新著，务必马上帮他海运过来。正是这种丰富的政治经验，再加上一流的政治理论，造就了这样一批后无来者的人。

为什么美国人没有党派观念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就是美国宪法里一个关于政党的字眼都没有。为什么宪法里不提政党？因为只要在宪法里保证了结社自由，就一定会有政治团体的出现，也就是今天的政党。但是，美国建国的时候没有今天所说的政党，在华盛顿当总统，特别是到了第二任的时候，美国才出现了政党。当时的两个政党和今天的这两个党也没什么关系，当时的两个党一个叫“联邦党”，一个叫“民主共和党”。

这个联邦党跟《联邦党人文集》名称中的“联邦党人”也没关系。当时美国还没建国，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这些人只是因为支持联邦制，支持联邦宪法，才被称为联邦党人，或者叫“联邦主义者”。基于此，有人认为这本书翻译成《联邦党人文集》不对，应该翻译成“联邦论”。其实，翻译为《联邦党人文集》也没问题，因为在汉语里，“党人”不一定是指一个政党，比如“东林党人”“革命党人”的说法，都不是指的某个政党，而是指有着同样志趣和爱好的一群人。唯一的问题是，如果你不熟悉美国早期的历史，很容易把这两个“联邦党人”混在一起。

1789年，新宪法实施之后慢慢出现了政党。汉密尔顿、麦迪逊本来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但是后来他俩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政党，汉密尔顿成了联邦党创始人之一，跟他同一个党派的包括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等。但是，当时他们的党派观念还没那么强，他们的党很松散。今天的美国也是，一个人今天可以是共和党，明天也可以是民主党，没人管你。

为了对抗联邦党，麦迪逊和杰斐逊成立了民主共和党。华盛顿当上总统后，任命汉密尔顿当第一任财政部长。在此期间，他大刀阔斧地制定了一系列经济贸易方面的政策，被认为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汉密尔顿说没扩大，只是他对宪法的解释和麦迪逊等人不一样；但杰斐逊和麦迪逊认为汉密尔顿和联邦党是在滥用联邦政府的权力。

其实这两个党的寿命都不长。第二任总统亚当斯也是联邦党的，此后，部分由于联邦党内部分裂，尤其是汉密尔顿和亚当斯之间的分裂，亚当斯在1800年败选，接下来的几任总统都被民主共和党垄断了。第三任总统是托马斯·杰斐逊，第四任总统是詹姆斯·麦迪森，第五任总统是詹姆斯·门罗，这三个人都是民主共和党人，也都是弗吉尼亚人，史称“弗吉尼亚王朝”。民主共和党存在了一些年后，也分裂消失了。今天的民主党、共和党和当时的那两个政党没什么直接关系。

另外，美国人一般不太用“党政”这样的表达，因为除非某个党的人当选了，否则政治和你没太大关系。如果没有当选，就老老实实呆着，争取下一任。美国的党和政是严格分开的，每个党都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人马、自己的财产，但是在组织上都非常松散，成员可以变来变去。

民主原来是个贬义词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经常被人误解，那就是，美国国父们从来没想过要输出他们的政体和价值观。华盛顿在当了8年总统要离职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著名的告别演说，他说我们要秉持孤立主义，不要介入欧洲那些大国的纷争当中，因为那对我们来说是不利的。西班牙、法国、英国天天打来打去，我们还是洁身自好、韬光养晦，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吧。这基本上就是一种孤立主义的态度，输出价值观是20世纪初之后的事了。

你会发现，《联邦大人文集》特别警惕民粹主义，或者换一种说法，他们设计的这个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精英主义的，或者说带有精英主义的偏见。他们特别担心会出现古希腊那种直接民主所导致的群盲局面。一方面确实要让民众参与到政治当中，另一方面又要想方设法过滤民众的激情。

比如，实行两院制就有这样的因素。一方面设立众议院，类似于让大众来参与，但因为人数比较多，几百人成为众议院的议员，不是那么精英。同时又设立了参议院，参议院完全是一群精英，只有100人，每个州2个人，就是要实现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平衡。所以，美国这个政体经常被认为是混合了三种元素，既有君主制，也有贵族制，还有民主制，是一个混合政体。

其实，民主在18世纪之前一直是个贬义词，有可能是托克维尔第一次让民主变成了一个褒义词，至少是中性词。《联邦党人文集》中反复强调这一点：我们建立的不是一个民主国，而是一个共和国。当时的民主被理解成“直接民主”，他们说的共和国是“代议制民主”。他们要建立一个代议制民主政体，不要直接民主，因为直接民主政体就像雅典一样，有民粹倾向。

美国的总统选举带有精英主义的倾向，拒绝直接民主。大家知道，总统大选不是选民直接选举的结果，而是通过选举人团进行间接选举。选举人团的构成是根据各州在参众两院的议员人数确定的，由于参议员的人数不是根据人口多少产生的，而是每个州都有两位，因此，每个州的参众两院议员与人口数量不是完全成正比的，选举人团的人数也是如此。而且，各州选举人的选票是赢者通吃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位总统候选人赢得了某个州多数选举人的票，他就得到了所有选举人的票。由于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才会出现赢得多数选民的选票不一定能当上总统，只有赢得多数选举人的选票才能当选的情况。民主党的一些人想要废除美国国父们确立的选举人团制度，反对其精英倾向，但是，这必须得修宪，而修宪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马上就要美国大选了，特朗普和拜登之间、两党及其支持者之间的争论已到了白热化状态，人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预测，大多数媒体和民调机构似乎预测拜登会赢。其实，这样的预测没太大用，因为影响最终结果的因素很多，包括那些直到大选当天才会走向投票站的人，所以，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谁会赢。那些预测的机构，与其说知道了民意，不如说想要影响民意。但不论谁当选，这次大选的结果对美国的未来都会产生不小的影响，双方的分歧将越来越大，政策越来越不同，尤其是还涉及任命大法官这样至关重要的事务。有意思的是，虽然其他国家的公民没有参与美国大选的权利，但是他们也都前所未有地关注这次大选。

不畏惧上帝，一定会畏惧暴君

最近，美国大选期间，经常有人问我，美国的宪法权威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一方面是我刚才讲到的宪法自身的制度设计、自身的结构问题。要让宪法能够落实，最重要的保障之一是它能够被法院适用。当公权力机关违反宪法时，法院能够宣布它们的行为违宪，宣布不论是国会通过的法律，还是总统发布的命令均无效。没有司法审查，宪法永远是个摆设。

另一方面，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框架。他说有三个因素对维系美国民主起着作用，而且一个比一个重要。第一是它有着非常特殊的自然条件，远离欧洲大陆，远离那些帝国，可以放心地搞共和，不用担心他们会攻打你、吃掉你。而且那里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人人都能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但这个条件不如它的法律制度重要，也就是第二个因素——特殊的法律制度，包括它的宪法、联邦制、地方自治、司法制度。但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因素——特殊的民情。如果没有这种特殊的民情，再好的宪法和法律也没法落到实处。什么是民情？简单说就是人们的心智习惯，包括人们的宗教信仰、思维方式、教育方式、实践经验等，这些构成了美国的民情。

托克维尔特别强调宗教的重要性。他到美国之后发现，美国和欧洲特别不一样，在欧洲大陆，人们把宗教和自由对立起来，但在美国，他看到了宗教和自由之间的密切结合。以至于在美国人看来，没有宗教，就没有自由。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美国人认为人是天生的宗教动物，如果人没有信仰，就会为所欲为，就会相信理性的无限，相信人通过自己的理性什么都可以做到。如果不畏惧上帝，一定会畏惧暴君。所以，在美国人看来，宗教虽然不直接参与社会治理，但必须被认为是首要的政治制度。

因此，在美国，总统就职要手按圣经，总统要举行祈祷早餐会，当国家处于危机之中，要不断祷告。美国人的立国精神就是犹太-基督教传统，没有这种传统，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这一点，二十世纪之前的美国人认为是不言而喻的，而现在，随着世俗化以及理性主义、进步主义思潮的出现，很多人不这么认为了。

400多年前，一群清教徒漂洋过海从英国来到北美，就是要去那里建立一个山巅之城。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去那里有特殊的使命，是要按照上帝的告诫，按照神圣的律法，构建一个共和国。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民情，让那里的人们遵守宪法、捍卫自由、保护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