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倭寇，大多数国人脑中会浮现出穿着邋遢，挥舞日本刀，嘴里喊着“花姑娘”的烧杀抢掠的日本人的形象。在明朝建立之初，日本人就组成海盗集团对中国沿海省份进行抢掠，但是当时劫掠的规模并不如后来的嘉靖时期那么大，而且洪武年间的倭寇成分也简单，不像嘉靖朝那样复杂。得益于从小到大听多了爱国将领戚继光等人英勇抗倭的故事，以至于现在一提起倭寇，国人往往想到的是嘉靖时期进犯中国的日本浪人。实际上嘉靖年间的倭寇已经是“大抵真倭十之二三，从者十之七八。”而且倭寇集团规模也远胜于明朝初年的前辈，这100多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倭寇从不成气候到为祸一方，倭寇之中的“从者”又到底是谁？
【倭寇进犯中国，当年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都未能幸免】
明朝初年防止倭寇的政策
明朝初年的倭寇由日本南北战争中的溃兵败将组成，这群日本人勾结本土走私商人为祸辽东山东浙江沿海地区，不过尚且不成气候。他们只是“实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略，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以小股骚扰活动为主。明朝海上执法者拿这群人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开国皇帝朱元璋对日本定下了怀柔的外交策略，即使倭寇在1639年（洪武二年）的时候“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男女而去”朱元璋也只是派使者赴日，要求互不侵犯。
当时收到朱元璋外交书信的是九州征西将军怀良亲王，他不仅不接受朱元璋的和解要求，还杀掉7个使者中的5人。尽管这样朱元璋毫不灰心，于洪武三年，四年陆续派出使者，甚至面对怀良亲王的讥讽也是极力克制，终不加兵，尽显大国风范。开国皇帝尚且如此，所以明朝海警能怎么办，他们也很绝望啊。朱元璋在外交上做努力的同时，也实行极其严厉的海禁政策，沿海地带片板不得下海，就算是渔民也不得下海捕鱼。以防海内外反动势力相勾结，危及新生的明王朝。
明朝后来的皇帝则将朱元璋的海禁与朝贡政策更进一步发展，为朝贡定下了种种限制。他们希望通过朝贡政策来给日本统治者足够的利益，解决倭寇问题。因此在朝贡上给了日本人非常大的便利。日本每次参与朝贡人数1000人左右，明王朝对这些人员在饮食贸易上给予了极大的补贴，“入朝者沿途往还, 给支糜粮之外, 每人肉半斤、酒半瓶……若至会同馆, 该光禄寺支送常例, 下程每人日肉半斤、酒半瓶、米一斤、蔬莱厨料; 若奉钦赐下程, 五日一送, 每十人羊、鹅、鸡各一只, 酒二十六瓶, 米五斗, 面十二斤八两, 果子一斗, 烧饼二十个, 糖饼二十个, 蔬菜厨料”。
在1466年（成化二年）的一次朝贡上，日本贡品的总价值在700贯左右，明朝的光是送给天皇和将军的礼金就价值1200贯，还有100匹以上的丝，绢，缎。可以看出明朝为了拉拢日本，撒了不少币，可是倭寇仍旧为祸沿海。
【明太祖朱元璋，因为有蒙古出兵日本失败的例子，始终不敢出兵日本，忍下怀良亲王的辱骂】
除了参与朝贡的使节之外，随着朝贡人员而来的还有日本的商人。在当时，由于海禁的实施，中国的合法海外贸易基本依靠朝贡贸易，也就是海外商人随着使团登陆中国后，顺便做点生意。为了迎合这些海外商人的需要，中国在浙江福建广东各开了一个港口，方便这些商人做生意。明朝对待这些日本商人同样大方。在日本，一把日本刀卖800~1000文左右，到了中国，明朝政府收购价格则是5000文一把；明朝卖给日本商人的白丝一斤约白银一两，在日本价值五两。
在1453年的这一次朝贡，日本贡品价值在2000~2500贯左右，明朝给出了11倍价钱收购，日本可谓赚的钵满盆满。明朝政府如此大方的态度也为日后倭寇的猖獗埋下了伏笔。
被中国奸商逼出来的倭寇
在当时想和财大气粗的明王朝做生意成了日本国内各个大名的梦想，因为“义满鼎盛期的北山时代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实际就是和明王朝的贸易”（臼井信义语）。这些大名甚至还为了谁能和明朝做生意大打出手，史称“争贡之役”。1523年（嘉靖二年）的一次朝贡中，市舶太监赖恩受贿触怒了来朝贡的日本使臣宗设，宗设怒而杀之，劫掠宁波而去。嘉靖皇帝趁此机会关闭了中国仅有的3个港口，以为能够断绝倭寇的袭扰，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才是一切的开始。
【积极参与明朝朝贡的日本将军足利义满】
明朝政府在合法贸易中一向大方，此刻明朝突然关闭掉唯一的合法贸易渠道，早已尝惯了贸易甜头的日本商人不得已只能通过走私的渠道将商品输入中国。而走私意味着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全凭交情来做生意，一旦遇上敲诈勒索的事件，吃亏的往往是海上私商。嘉靖年间倭寇爆发的原因在《嘉靖东南平倭通录》有记载“番货至，辄赊与奸商，久之，奸商欺冒，不肯偿，番人泊近岛，遣人坐索，不得。番人乏食，出没海上为盗。久之，百余艘盘踞海洋，日掠我海隅不肯去。”原先从事走私贸易的日本商人被中国奸商们黑吃黑，最终忍无可忍当起了海盗，劫掠中国以补偿自己的损失，嘉靖倭乱就此爆发。
早在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就有走私商人借助暴力来诉说自己的不满，他们洗劫了谢迁后裔位于余姚的住宅，并杀死了9个人。谢迁曾担任内阁大学士，为几朝元老。谢家人凭借在余姚的特殊地位，掩护走私商人获取丰厚利润，同时谢家人在走私交易中常常恶意压低货物价格，并且赖账，引起走私商人的不快。在一次走私商人的索债中，谢家人依旧不给，反而出言恐吓要报告官府，走私商人忍无可忍，洗劫谢家，焚毁宅邸。谢迁的大部分财产也被烧掉。
同样的，在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浙江温州府的一个报告中显示，官府查获了一批自称“巡海大王”苏林二老发出的海上走私犯的传单，这批传单可不是什么广告，而是走私犯们发给浙江沿海军政人员的诉状。这群走私犯向军政人员诉说自己买卖受骗，请求帮忙合作的事情。可见中国奸商黑吃黑严重到何种程度，就连身为违法者的走私犯都要向死对头海关请求帮忙。因此这些走私商人转变成倭寇用暴力诉说自己的不满后，众多走私商人有样学样，纷纷下海为盗，这也是嘉靖年间倭寇规模远胜以往的原因。
这些倭寇可不像明朝初年那样小打小闹，遇上海上执法人员就说自己是朝贡者，他们集中力量大举进犯东南沿海地区，“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倭寇规模如此大难道都是日本人吗？
明朝的皇协军
【没穿裤子的明军和倭寇在船上激战】
答案是否定的，此时的倭寇除了日本人之外，更多的还是中国人。
《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记载“小民好乱者，相率入海从倭。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借为倭奸细，为之向导。”
《世宗实录》所称“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
《筹海图编》有言“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间有之，夫岂尽为倭奴也。”
《太平县志》记载“昔之为寇一谓倭也。今之为寇，二谓漳贼也、与导漳之贼也而倭不与焉。凡漳贼与导漳之贼率闽浙贾人耳。”
抗倭名将胡宗宪曾在战斗报告中写下“至于柘林等处之贼名虽倭夷， 而沿海奸民定居其半。”
这些中国人跟随日本人一起烧杀抢掠中国东南沿海部分，无恶不作，甚至成为其中的头目。“有萧显者，尤桀狡，率劲倭四百余人攻吴淞所南淮所，具破之，屠掠极惨，分兵掠江阴，围嘉定太仓……”
在这些带路党中，王直则是个中翘楚。
【王直在日本的雕像，王直不仅仅是当时的海盗之首，甚至还在日本有自己的领地】
“王直者……为舶主渠魁。倭奴爱服之。其党……不下数千人，俱列兵近港……时时出入近洋掠我居民……犯台州，破黄岩县，杀掠惨甚。复四散大掠象山定海，而浙东为之骚动。”可见杀掠起自己同胞来，这些假倭寇毫不手软，就算是真倭寇也不遑多让。
“联舟数百, 拥众数万, 沿海如杭之海宁, 嘉兴之嘉善、海盐、平湖、嘉秀等县; 南直隶则松江之华亭、上海、苏州之昆山、嘉定、常熟、太仓、长洲、常州之江阴、靖江、无锡, 扬州之通州、海门、如皋, 贼至必焚毁室庐而烟焰数十里, 劫杀人民而死亡动数千人。”
“ 吴粤之民食不暇炊, 卧不安枕, 农夫释来, 红女寝机。甚则族类离散, 逃窜别邑, 或父子老弱系虏, 相随于路。其死伤者, 首身分离, 暴骨草泽, 头颅僵仆, 相望于境, 沿海郡县几为兵墟。”
当然，明帝国也并非是纸老虎，当嘉靖帝听说倭寇来犯，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掠夺成性时，他决然出兵抗倭。嘉靖抗倭延续了20 年之久，重大战役142 次，最后几十万明军终于战胜了数万倭寇，王直等众多倭寇头领被斩首，东南局势基本得到了稳定。
【装备精良的明军与裤子都穿不起倭寇打了20年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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