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丁玲“甩锅”一例

孟话古今 今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八十年代 ，作者徐庆全

八十年代

回忆至今令人热血沸腾的八十年代的那些原题：徐庆全：丁玲“甩锅”一例——读回忆八十年代

“甩锅”一词，是近年来流行的网络流行语，大概是从一款游戏的玩法引申出来的。网络上的解释是：推卸责任，企图将自身的矛盾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让别人来背黑锅。

我在读回忆录时，常常想到这个词。因为回忆录中这种“甩锅”的手法用得比较多。

回忆录的“甩锅”法，也有两种情况：

第一，我称之为“硬甩”。本来是自己干的事，在写回忆录时也能记得起来是自己干的，但就生生甩给别人。

第二，我称之为“软甩”，或者叫羞羞答答地甩，轻描淡写地甩。对于自己干的事，也承认，却采取含混的表述方式，用刻意的掩饰的叙述，减低自己在这件事中的责任，或者撇清跟某个人——尤其是这个人成了历史的反面人物——的关系。

无论哪一种，回忆者的目的只有一个：洗白自己。

这一篇心得就说第一种，第二种下篇再说。

第一种，我举丁玲回忆录一例来证明。

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都被批判。王实味是极个别的命途多舛的人：先是被戴帽“托派”遭关押，后来被处决。

就在延安整风这一年，国民党掌控的统一出版社，编了一本书：《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把“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和“论同志的爱与耐”等三篇文章加以介绍推荐，印成专册，作为反共的宣传材料。

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期，刊出了《再批判》特辑，又批判了这一组文章；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介绍了《再批判》特辑和编者按的主要内容。如此兴师动众，是因为这是毛泽东亲自批判的，按语都是他改写的。这个时候，除了已经死掉的王实味之外，包括丁玲在内的这些作者，都成了右派。

以上是关于这几篇文章的有关历史脉络。

这些文章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上。那时，丁玲是主编，都是经丁玲的手发出来的。这一事实，丁玲在延安已经明确地承认，延安的老人也都知道。但是，丁玲在后来写回忆录时却把“锅”硬甩给了舒群，以求洗白自己。

1942年6月16日的《解放日报》第四版上，发表了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大会上的发言，题目是：《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发言中说：

《野百合花》是发表在党报的文艺栏内，而那时文艺栏的主编却是我，我并非一个青年或新党员。马马虎虎地发表了这样反党的文章在党报的副刊上，是我最大的耻辱和罪恶。我永远不忘记这错误，我要时时记住作为自己的警惕。

当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分两部分发表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第一次是在3月13日，第二次是在3月23日，从丁玲的发言看，不管前半部分还是后半部分，都是她作主编时期发表的。

可是，到了1980年代，丁玲在写回忆录说到这一点时，却有些含混不清了：

到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一日（《解放日报》“文艺”版—引者）出满了一百期的时候，我就离职，而且在这以前一个星期就搬住在文抗。一百期以后就改由舒群同志主编。在3月12日的101期上和3月13日的102期上，我和舒群同志都写了文章，谈到了他上台我下台的事情，可以帮助大家回忆。

在下文中，丁玲还特意指出：

文艺栏中引起批评的文章是3月9日第98期登载的我的《三八节有感》和3月13日第102期、3月26日第106期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丁玲全集》第7卷，73页）。

开始读丁玲上一段的回忆时，我对丁玲特意指出“可以帮助大家回忆”这句话感到不解，等读到下一段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丁玲意在告诉读者，文艺栏发表的王实味（包括萧军、艾青）的文章，是舒群当主编时发的，与她无关。

这并不是我个人有这样的想法，一些丁玲的研究者和丁玲身边的人也持有相同的看法。

《丁玲生活与文学道路》一书的作者据此得出结论说：“《野百合花》前半部分，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与丁玲有一定的关系。后半部分发表于二十三日，其时，丁玲早已不负《文艺》主编之责了。”至于“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分别刊于三月十一日、十二日，此时正值‘文艺’新旧主编交换工作之间。至于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却是作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刊于四月八日。它的发表与丁玲毫无关涉。”

丁玲回忆录发表时，在延安与丁玲同事的老人舒群、黎辛等还在世。当年接替她作文艺栏主编的舒群，对丁玲的“甩锅”很不满意，“要写文章‘说理’”，但被黎辛劝阻了。后来黎辛不得不在文章中特意提出纠正：

3月23日发表的《野百合花》是丁玲签发的，在此以前发表的被《再批判》的艾青和罗烽的文章，也是丁玲签发的。艾青、罗烽的文章发表在《文艺百期特刊》里，是丁玲住在文抗“组织”来的。

细心的黎辛，还特意查对了《解放日报》编委会记录，说明舒群是13日决定调来，16日上班（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载《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一）》， 123--124页）。

这就是说，尽管100期后是由舒群主编的，但是，除了萧军的文章“与丁玲毫无关涉”外，其他的几篇文章，都是丁玲签发的。这就难怪“舒群健在时对此有意见，要写文章‘说理’”了。

是不是丁玲写回忆录时，年纪大了，记忆不清了？

在丁玲动手写回忆录的前一年或两年，也就是1979年，中国作家协会复查办公室开始为丁玲作右派复查结论。5月3日最后一稿《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中写道：

一九四二年丁玲在延安主编《解放日报》文艺版时，发表过王实味的反党文章《野百合花》，自己也写过《三八节有感》等错误文章，对此丁玲同志早已作过多次检查。

“复查结论”这样写，意思是这笔账就不算了。但是，也肯定地指出，这些文章是丁玲发表的。丁玲看到了这个结论，也并未否认这一事实。

所以，她回忆录那样写，不是记忆力不清的问题，而是在有意“甩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