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年龄最大女红军，生前13万积蓄交为党费，遗愿：不开追悼会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人们称之为长征。

在这一场用无数鲜血和生命谱写的英雄史诗中，有一群巾帼英豪，她们同样有着铁一般的意志和力量，同样经历生与死、血和火的考验，跟随长征红军队伍，朝着北斗星的方向，栉风沐雨，跋山涉水，不屈不挠，百炼成钢。

在这群巾帼英豪中，有一位年龄最大、党龄最长、资格最老的大姐，她被称为长征“圣徒”，她就是蔡畅。

在15岁前，蔡畅的名字还是蔡咸熙。

出生

1900年5月14日，湖南湘乡县荷叶乡的光甲堂，35岁的葛健豪生下了她的第6个孩子，他们为她取名蔡咸熙，小名“毛妹子”。

8天后，长沙城南三星街的“李福星扇店”里，一个男婴也呱呱落地，家人为他取名李富春，后来，他与蔡畅相识，并因为共同的理想和信仰结为了夫妇，两人并肩作战，同甘共苦，成为不可多得的模范夫妻。也因为这8天的差距，蔡畅一直被李富春亲切地唤作“大姐”。

光甲堂是蔡畅的外婆家葛家，因为父亲蔡蓉峰无所作为，游手好闲，没有养家的本事，只能来这里落户。

蔡畅母亲葛健豪

葛家离著名烈士秋瑾的婆家不远，亦是书香门第，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的葛健豪，知书达理，性情刚毅，生平视秋瑾为偶像。孩子们还在年幼时，她便给他们讲秋瑾的事迹，念诵秋瑾的诗词，蔡畅后来爽朗英豪、大义凛然，与这种经历是分不开的。

蔡畅六七岁时，按乡里的风俗，就该裹脚了，因为好奇，她竟然顺从地接受了让那一块裹脚布缠在她的脚上，然而当她站起来时，刺骨的痛从脚钻到头顶，想到以后再不能在田野里、草地上、山坡上跑跳，她抗议了：

“我不裹脚，和哥不裹脚，为啥要让我裹脚？”

蔡畅口中的和哥，是最迁就、最爱护她的三哥蔡和森，这时候的蔡畅，已经是蔡和森的“小尾巴”，随他到处奔跑玩耍。

蔡畅肯定想不到，正是她这个决定，才能让她在将来的万里长征路上，毫无畏惧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和延绵雪山。

蔡畅三哥蔡和森

逃婚

14岁那年，蔡蓉峰因为坐吃山空，将主意落在女儿蔡畅的身上，他收取了当地一个大财主的500块银元，欲将女儿许与对方做童养媳，葛健豪坚决反对，蔡畅听见后亦是冲到了房内，第一次强烈顶撞她的父亲：

“我的事情我做主，谁说了都不算！”

次年初，在三个蔡和森的支持、母亲和姐姐的帮助下，蔡畅逃出了父亲的掌控，还有那段可怕的包办婚姻。

她到了长沙，住在了哥哥朋友家里。不久，周南女校招生，蔡畅前去报名，在报名资料姓名一栏，她工工整整写上“蔡畅”两个字，一个畅字，有她与命运搏斗胜利后的喜悦，亦有对未来畅通无阻的美好愿景。

彼时的她根本预料不到，这个名字将来会在万里长征路上发出璀璨光芒，更和她领导的妇女解放事业一样闻名华夏。

1917年秋，蔡畅一家在岳麓山下的刘家台子租下一栋孤独的房屋，潜心于研究中国社会的蔡和森，结识了一群有识之士，毛泽东、张昆弟、萧子升等人常出入此屋。而在他们慷慨激昂地讨论争论时，蔡畅就在一旁静听。

周南女中旧址

受毛泽东和哥哥的影响，她还接触了《新青年》等刊物，而在这期间，她也结识了未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著名领袖、也是她的三嫂向警予。

赴法、留俄

1919年12月25日，在上海一个小旅馆艰难熬过3个月后，蔡畅和母亲及向警予等人登上赴往法国的游轮。为了这一趟求知、探寻真理之举，葛健豪还出面向上海一个远房亲戚借了600块银元。

而在18天前，李富春与李维汉等一众勤工俭学学生历经40天，漂洋过海抵达法国，他进入了一家大型军火工厂做钳工。

在法国，她们先后参加了1921年2月的“二二八”运动，6月的“拒款斗争”，以及10月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等等。这一幕幕惊心动魄的革命场面，让这群中国青年越发成熟。

在这里，在旅欧支部的红色党旗下，她庄严地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一生投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舍生忘死，奋斗终生。

蔡和森与向警予

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学习生活，共同的追求与志向，也是爱情生长的肥沃土壤。所以，向警予和蔡和森在这里恋爱并且结为了伴侣。

而在1923年巴黎迎春花绽放的季节，一间咖啡厅里，在邓小平的见证下，蔡畅和李富春也结为了伉俪，这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一度传为佳话。

婚后不久，蔡畅便怀有身孕，然而，在此之前她已经笃定主意，为了革命放弃做母亲的权利。她想到要终止妊娠，以更好地投入革命中去，然而在母亲的极力反对下，她最终留了下来。

只是，蔡畅的身体并不太好，某次她发高烧昏倒在家，李富春和葛健豪却出门了，幸而周恩来前来找她商讨事情，敲了几次门未见回应，从窗户看进去见到她昏倒过去，急得忙叫房东开门，二话不说将昏倒的蔡畅背下四楼送医。

法国从事革命工作的几年里，李富春一家与周恩来、邓小平等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并且终身保持这种革命友谊。

在法国与众同学合影，拄手杖者为葛健豪

1925年，蔡畅与李富春等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因为上课都是讲的俄语，夫妇俩每天凌晨就起来背单词，共同督促切磋，直到能不需要翻译听课。他们打下了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而蔡畅也在认真考察研究苏联妇女儿童的工作后，取得了领导中国妇女儿童工作的经验。

半年后，他们在党的指示下离开莫斯科回国，自此，他们离开祖国已近6年。当年的青年学生，在踏上归国征途时，已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共产党人了。

并肩战斗

回国后的李富春和蔡畅，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身于国共合作的伟大事业，并且用杰出的领导才干创造出不凡的成绩来。

她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副书记，同时出任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主任、国民党革命军总政治部法文翻译等职务。虽年龄不大，但因为行事作风干净利落，群众们常称呼她“蔡大姐”。

1925年，蔡畅与李富春合影于广州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一片腥风血雨，蔡畅和李富春根据临时中央常委的决议退出国民党，再次以大无畏的精神投入新的革命斗争之中。

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蔡畅李富春辗转上海、香港。而在上海期间，为了革命工作，夫妇俩常常只能丢下年幼的女儿在家。后来女儿李特特再回忆起那段孤独的岁月时，仍心酸不已：

有一段日子，我们住的地方又破又小，爸爸、妈妈早上放在桌上一根油条、一个烧饼，告诉我午餐是油条，晚餐是烧饼，然后把门“咣当”一锁。我只能在那小屋里吃喝拉撒，常常是等不到他们回来就睡着了，有时几天都和他们说不上一句话。

记忆中的妈妈没有亲过我、摸过我、抱过我，但我也知道她牵挂我。妈妈怕我太孤独，给我抱来一只小狗陪伴我。我就整天和小狗一起玩一同睡，和它说话，给它讲故事、唱歌，无论妈妈带我到哪里，我都带着它。

1931年8月，三哥蔡和森在香港被捕，被引渡到广州后遇难消息传来，在此之前，她的二哥已经在上海牺牲，三嫂向警予也在武汉就义。蔡畅的心都快被撕碎了，但仍旧擦干泪水，将侄儿安顿好后继续投入工作之中。

蔡畅

后来辗转到瑞金，见到毛泽东时，蔡畅又想起哥哥，终于没忍住悲伤，泣不成声。毛泽东努力控制自己的悲伤，低沉而有力地对她说：

“莫要难过，凡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蔡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蔡畅明白了，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残酷的打击和不幸的遭遇在所难免，有的同志遭遇的痛苦比她还要多。

1931年12月，蔡畅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常委部长，一上任，就遇到了难题。

1932年春耕，江西老区的青壮年男子都参加了红军，谁来耕地就成了问题。原来，因为当地有一迷信的说法：“女人犁田耙地要遭雷公打”，所以勤劳勇敢的江西妇女们什么农活都干，就是不敢下田。

蔡畅知道后，先是召集妇女们开会，宣传科学知识，破除迷信，鼓励大家犁田耙地。最后以身作则，先找一位老爷爷学了这套农活，然后亲自跳下了田地……

那一年，江西各县的农村妇女，掀起了下地干活的热潮。

1937年，蔡畅在延安

漫漫长征

1934年10月，按中组部规定，中央红军中最后被批准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只有30余位，蔡畅成为其中一位，而且她年龄最大。她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富春等同志都被编在了第二纵队。

蔡畅负责宣传动员、救护收容和后勤运输等工作。

部队每到一个地方驻扎下来，蔡畅就和同志们到附近做老百姓的宣传工作。而大多数时候，因为敌方四处散布谣言，离间红军与群众关系，这给红军的筹粮和扩兵工作带来不小困难，每每这时蔡畅便亲自出马，用行动和解释消除百姓的疑虑。因此，到了部队离开前，当地人们又与红军难舍难分了。

在这段征程中，蔡畅更多时候是和勤务员曹昌度过。

曹昌年纪小，文化水平低，蔡畅便鼓励他学习，教他练字写字。

有一次曹昌生病，蔡畅不顾自己患有胃病，坚持跳下自己的骡子，让曹昌骑在上面。

因为饥饿，曹昌行军时总是打瞌睡，几次险些陷进泥潭，蔡畅便给他唱歌讲笑话，以免睡着掉进泥潭里。

她只有一块雨布，但凡遇到下雨，她便叫上大家一块避雨。

过草地时，粮食紧缺，每人定量分配粮食，蔡畅每到这个时候便尽量少吃，剩下的口粮分给同志们，如果遇到缴获的罐头、奶粉等食品，他也不独享，将这些食物分给更需要的战友。

她特别照顾女同志，危秀英的毯子丢了，她便将自己的送给她；刘英因为鞋子烂了，总是打赤脚，她在政治部看到一双缴来的布鞋后，建议李富春将其批给刘英；曾玉途中生孩子，产后没有奶水，她忙让勤务员把她的一点奶粉和青稞送过去……

多年以后，这些女同志在谈起长征时，总要提到蔡畅的名字。

长征期间，上有敌机狂轰乱炸，下有敌兵围追堵截，一路风云迭起，险象环生。她与丈夫李富春十天半个月才能见上一面，但牵挂不断，经常鸿雁往来。如偶尔碰面，也是说不完的知心话。兴致好时，夫妇俩还会用法语高歌《马赛曲》、《国际歌》，同志们无不备受鼓舞。

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后，蔡畅又继续投入繁重的工作中。自1941年9月起，她开始担任中央妇委书记，此后数十年，又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党组织书记等妇女工作最高职务。

烈士暮年

她与李富春毕生艰苦朴素，60年代始，他们便住在中南海庆云堂，他们的家具很陈旧，每每看到窗帘和沙发破了，工作人员提出要更换，他们便马上阻止，继而拿去修补再用。

对于孩子们，他们有一套不成文的“家规”：

不许乘坐他们的专车；不许指使服务人员为自己办私事；不许利用他们的名义谋私利、搞特殊。

1975年1月9日，李富春病逝，两个月后，为纪念两人携手走过53年，蔡畅从箱子取出两人积攒数十年的存款单，总计99851.09元，她自己又拿出了148.91元，凑够了10万元，作为特别党费交给了党。秘书提出是否要给孩子们留下一些时，蔡畅却答：

“不，这钱是党和人民给我们的，我们应该把它交给党和人民，孩子们要靠他们自己去劳动。”

两年后，她再次向党组织交出特别党费3万元，她说：

这3万元算不了什么，只表示一个老共产党员一颗心系祖国建设大业的心。

蔡畅去世前几年，一直卧病在床，有时昏迷中她会发出喃喃絮语：“该去听毛主席作报告了，快带上笔记本！”

蔡畅与李富春在北京

直到去世，她都没有一个书面的遗嘱，但是她留下了一个明确的遗愿：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能因后事耗费国家钱财；我不喜欢搞什么遗体告别仪式。人死了，你告别他也不知道。

在听闻张鼎丞同志没有搞遗体告别仪式和开追悼会后，她赞叹不已，并叮嘱身边的人都记着：“这样好，我以后也要这样。”

1990年9月11日凌晨，这位深受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病逝，享年90岁。中央尊重她生前遗愿，后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采取实际有效的方式学习和悼念蔡畅同志。而在蔡畅家里简单设立的灵堂中，悬挂的一副挽联深刻而精准地勾勒了她的一生：

溘然

为中华崛起妇女解放赴汤蹈火功高德重与世同龄

当人民公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高风亮节万世敬仰

斯人逝去，风范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