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女幸存者追述越狱经过：战友们在黎明前夜牺牲

1949年时的歌乐山渣滓洞。

盛国玉与丈夫余梓成，摄于建国初期。

渣滓洞大屠杀中唯一的女幸存者盛国玉接受本报采访

1949年11月，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了国民党军队在重庆的“江南防线”，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在撤退重庆前夕，授意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对在押“政治犯”展开大屠杀。不甘心在黎明前夕倒下的狱中人员开始计划自救，当时狱中人员做了哪些越狱努力？地下党的劫狱计划为什么最终没能成功？日前，重庆红岩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厉华、渣滓洞监狱唯一的女幸存者盛国玉和女儿余琼向记者介绍了大屠杀前夕，渣滓洞狱中人员组织越狱的详细经过。

越狱计划在大屠杀半年前就开始酝酿

歌乐山渣滓洞监狱三面临山，周围荒山野草，前面是深沟，1939年国民党军统先后将歌乐山的渣滓洞、白公馆改为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被捕进去的人通常很难再活着出来，当地人称这两处的监狱为“活棺材”。集中营周边终日有看守人员和巡逻队伍，外人无法接近，对于里面的情形更是一无所知。

1949年，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军队退守重庆准备作最后的抵抗，国民党内人心惶惶，监狱看守也一改往日冷漠的态度，开始私下与关押的革命者套起了近乎，这让难友们看到了生的希望。但屠刀随时可能落下，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为赶在大屠杀前逃出歌乐山，渣滓洞中的狱友们不动声色地开始酝酿一系列的越狱计划。

重庆红岩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厉华介绍，早在1949年4月，狱中人员预感到国民党不会轻易放过“政治犯”，就已开始酝酿越狱自救计划。

他们曾通过狱医刘石仁将300多名渣滓洞、白公馆在押人员的名单带出了监狱，希望借助社会力量组织营救，但名单在邮寄给香港《大公报》途中被国民党邮检查出，计划只得作罢。

在狱中，江姐等人将看守黄茂才发展成交通员，并通过他冒险联络了负责歌乐山看守工作的武装卫队连长邬治声，希望能策反其协助营救被关押人员，一翻商讨后，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的邬治声最终答应协助营救，然而武装卫队的动向很快引起国民党当局警觉，1949年8月，邬治声带领的全部兵力被以换防名义突然调往重庆前线，这一次的武装劫狱计划因没有内援而被迫中止。

大屠杀突然提前，两次武装营救计划流产

1949年9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令在撤退前对被囚禁在渣滓洞、白公馆看守所的“政治犯”分批展开屠杀。不久，杨虎城从贵州被押往重庆渣滓洞，在松林坡，杨虎城和秘书宋绮云等6人被秘密处决。

杨虎城被杀害后，国民党加快了屠杀，狱外地下党组织决定尽快实施武装营救。决议经看守黄茂才向狱内传达后，狱友们不动声色地开始了越狱的准备事宜。他们趁每天早晚半小时的放风机会，在狱内搜集金属利器；趁看守人员不注意，从废弃的门窗上卸下门闩、拆下墙板上的钉子，同时搜集石块和铁皮罐子，并偷偷在监狱里床底下挖了个洞，将搜集来的铁器掩埋在地下。幸存者盛国玉回忆说，当时自己虽然知道狱中的同志们正在搜集越狱工具，但具体放在哪里，只有少数人才知道。

歌乐山山林密集，警备森严，从山脚出发，须穿越三道警戒线才能进入集中营腹地，若没有熟悉路况的人带路，狱外人员很难接近监狱。恰好当时距渣滓洞不远的一个特务训练班招收勤务兵，营救人员利用这一机会派遣杜文举等打入了渣滓洞地区。

几名地下党员利用勤务兵的便利条件出入渣滓洞，绘制集中营地图和机枪布置点，同时争取了一些守卫官兵。恰在此时，国民党新调来渣滓洞的人员中有人认识这几位地下党员，无法潜伏下去的杜文举等三人奉命撤离，武装营救计划不得不取消，一次难得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此时，疯狂的屠杀开始了。

10月28日上午8时，从白公馆、渣滓洞提审出来的陈然等10人被特务公开杀害于大坪刑场，歌乐山集中营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11月14日，国民党特务又以转移监狱为名，把江竹筠(江姐)、李青林、齐亮等30人押送至歌乐山的电台岚垭秘密杀害。江姐等人被杀害后，胡其芬悄悄写下了《狱中报告》，让看守人员黄茂才交给党组织人员，里面就提到了越狱的计划：“希望派人到禁区工作，我们侧边有一炭厂，是私人经营，同时我们尽量争取监视我们的友军，在局势混乱内部时机成熟时，盼外面朋友亦设法布置强救我们。”

11月21日，地下党工作组组长刘康收到了这封署名为“吉祥”的来信，立即抄写一份交给川东地下党负责人，并紧急召集武装人员，拟定路线，准备强行武装营救。11月27日下午，刘康等开会部署人员时，发现匆忙中还有一些事情未落实好，营救方案未能马上实施，不得不推迟至11月29日前后实施。但没想到，11月24日，毛人凤就秘密下达了对白公馆、渣滓洞提前分批屠杀的密令，11月26日，命令传到，当天晚上即开始执行。“最终还是因为许多预料之外的因素，使两次的武装营救计划没有及时实施。”厉华惋惜地感叹道。

从渣滓洞关押江姐的牢房地底下挖掘出来的狱中人员准备越狱的工具。

晚年的盛国玉，摄于1994年1月5日。

大屠杀中唯一女幸存者盛国玉：

当晚180人遇难，仅15人幸免

今年87岁的盛国玉行动不便，但提起在渣滓洞监狱的苦难岁月，她记忆犹新。

1947年，盛国玉从垫江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在重庆读书的地下党员余梓成结了婚，进而认识了游中相、江志南等人。1948年10月，特务逮捕了游中相等地下党员，在一本未及销毁的笔记本上发现有垫江女中教师傅伯雍、陈鼎华、盛国玉的名字。特务们连夜搜捕，不久将他们押送到渣滓洞监狱。

盛国玉进来时，渣滓洞监狱已关押了20多名女囚。盛国玉被关在女牢二室，“床是上下铺，我住在下铺，上铺就是江姐江竹筠。”除了江姐，女牢二室还有杨汉秀(国民党军阀、当时重庆市长杨森侄女)、胡芳玉、左绍英、彭灿碧等人。盛国玉见到江姐时，江姐已浑身是伤，双手手指被竹签钉后不能动弹，但她毫无怨言。“每次她要去上铺，手指无法使劲，只好吃力地用手腕去勾住扶手，每逢这时候，我忍不住一边掉泪，一边帮忙推她到上铺。”

1949年11月14日，国民党特务突然称要将江姐、李青林等“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诀别的时候到了。盛国玉回忆：“临行前，江姐平静地换上自己的衣服并围了条围巾，她向我要了面镜子，认真地用手拢了拢头发，然后向我们一一道别。”不久，一阵密集的枪声传来，随后是浓烈的血腥味从电台岚垭方向飘到牢房。

然而，这只是大屠杀的开始。几天后，由成都飞抵重庆的毛人凤，下达了对白公馆、渣滓洞的关押人员实行集体大屠杀的命令。11月27日深夜，重庆南岸隐约传来炮火的轰鸣声，解放军入城在即，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

盛国玉回忆称，当天晚上，特务分批喊提人，不到一个小时就提了20多人出去，随后就是一阵枪响声。特务们似乎觉得一批一批处决太耗时间，随即决定集中屠杀。没过多久，一名特务冲着女牢喊道：“要办移交了，统统起来穿衣服。”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大家相互间没有说话，整个过程只听到走动的脚步声。

两间女牢共20多人(包括两个女婴“卓娅”和“苏菲娅”)都被驱赶到了一楼的八室，在牢房靠后窗的地方站着的盛国玉闻到了浓重的汽油味。一声哨响，特务们的枪从门上的窗口伸进来，盛国玉只觉得一股热浪扑来，枪声、喊叫声四处响起，她顺势倒在后窗左角的架子床边，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久，枪声停了，两个特务打开牢门对着满地的尸体又是一阵扫射。幸运的是，子弹并未打中正对门口躺着的盛国玉。之后特务们锁上牢门放火，火越烧越大，牢门已经烧倒，眼看头上的楼板快要塌了，盛国玉心想反正都是一死，就不顾一切地往外跑。特务们已撤出了监狱，胆战心惊的盛国玉跑出牢房后躲进了男厕所，一头趴到尿槽里躺下。“当时躲在粪池里的还有男同志，中间我又晕倒了，也不知躲了多久。”当天晚上渣滓洞火光冲天，附近兵工厂家属前来查看，救起了昏迷中的盛国玉。发着高烧的她又在山上躲了两天，11月30日，她听到有人喊“重庆解放了”，才敢下山。

事后据统计，大屠杀当天，渣滓洞共有180人遇难，仅有15人得以脱险，盛国玉是唯一一名脱险的女同志。（广州日报）来源：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