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一些警校同学聚会,都是一些70后,从警三十年的中年大叔,在推杯换盏间都感慨万千: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都年近五旬,生活中的许多片断总是在梦中或明或暗地在脑海里闪现,如同电影镜头。那此鲜活的、曾经的警校学子,整一代警察的芳华不再,少年的面孔都留在昨天了。我在从警之路上,只有平凡,没有足以铭刻在历史丰碑上的故事。但二十多年前的一次艰难的抓捕却让我难以忘怀,想来起去,还是用文字将它记述下来,与各位网友分享。
上世纪九十代末,我分配到G分局特警大队,才工作2年,就有幸参与刑警的一个专案。破案可是个技术活,我平时只是参加训练与巡逻,不会办案,在专案组做的工作只能是一些“笨活”,例如抓捕。专案只用了一个月,很快办理完毕,主要犯罪嫌疑人基本落网,都已经到了起诉,还有一个主犯潜逃了,不知去向。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有这么多先进的技术,无论跑到那里都能找得到。那时只能是用笨办法,等过年到嫌疑人家里去守株待兔。
很快春节,我当时还在巡逻,刑警队通知我去报道,说要出差。那时还年轻,没有组建家庭,所以听到出差,兴奋异常,脑子里幻想着各种奇遇和一些浪漫的邂逅。在该案中,这名嫌疑人叫多吉某某是极度危险的人物,表面上是个商人,实则纠集了一伙老乡,干一些敲诈勒索、收保护费的营生,这次为了给摆地摊卖刀、药和工艺品的老乡争夺“地盘”,持刀连伤数名藏人,影响恶劣。所以,我们出差的3个人配了两支枪,其中一支由我携带。
好了,还是谈抓捕。我什么都不用管,听从李中队长指挥就行了。我们乘坐绿皮火车,不用安检的,带着枪也无人检查,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们用三天四夜才到西南地区的一个某自治洲,从洲府坐公交车到当地的F分局,递上介绍信与手续,再从F分局拿到一份手续,雇佣当地一辆破“桑塔N”经过几个小时,不知转过几道湾,跑过几条沙石路,一天后才到当地D派出所。我现在讲起来很轻松,实际上那种劳累与痛苦是当代年轻人无法想象的。顺便补充一句,当时是没有手机的,只有BP机,但是跨省,BP机也用不上,联系基本上是用长途电话。
长话短说,我们到了D派出所,与所领导取得联系,当晚请他们吃了一顿火锅,酒足饭饱之后,该所领导向我们中队长提出,给3000元帮我们抓回来,我们只要在镇招待所等就行了。
李中队长这个人比较抠门,算了算,觉得差旅费比较紧张,于是提出除500元奖金,另外再“支持”D所1000元“赞助”,只要D所帮我们请一个向导带路,我们去嫌疑人家里抓捕。
所长很干脆:“成交!”
第二天,风和日丽,D所的向导身穿迷彩服,背着一个背包,里面有雨衣、棉大衣等等物品,D所领导也为我们3个人各准备了一套。因为登山鞋不合穿,我们3人就穿着皮鞋去登山。
到了山前才知道我们广东的山与川藏地区的山相比,简真是孙子辈与爷爷级,我抬头望去望不到顶,我的妈呀!估计还只是山脚的地方就已经绕着云雾。
“老搞”开始埋怨了:“李队,昨天我就给你使眼色,让你给钱包干,你就是不听!你会不会算术?你给人家向导费,这钱无论抓没抓到都得给。包干3000元,抓住了才给,没抓到就不用给,嗨,我怎么说你!”
李队现在也后悔,但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只好低着头不说话,任劳任怨,硬着头皮跟着上了。
我们的向导“阿桑”是个中年警察,身高约165厘米,短粗的腿,黑炭一般的脸,二目如炬,一看就是一个狠角色。只见他健步如飞,登山如履平地,他走一会儿就要在前面等一会儿,他喊我们的语气多有无奈,看我们的眼神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当地人就是当地人,人家在山区生活的,适应了当地的环境。
我们沿着山涧行走,到处都是乱石,高的、矮的、大的、小的、各种不规则的散乱其间,有时能见到小溪,水流清亮,“阿桑”会停下喝上几口,山涧里面各类树木穿插其间,有些没有人经过的地方杂草、藤缦缠绕,“阿桑”就从背包中抽出一把柴刀,帮我们砍出一条小路,他边走边提醒我们:“小心野兽!”这又加重了我们的恐惧心。于是,三个人提心吊胆地跟在“阿桑”身后,随着夜幕的降临,我们又累又饿又怕,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那两位心里怎么想?反正山上静得出奇,只能听见我们的呼吸声。
晚上10点左右,我们到达山腰的一个山旮旯里小村庄,稀稀落落地几幢土房,很难想象这个“世外桃源”居然有人类生存。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摸到一幢破房子外面,从缝隙中看到一个老太太躺在一张破床上,一张桌子上点着一支白烛,豆粒一般的光飘忽着,一股特殊的霉味和厨房里的中草药味混中一起飘出来。“阿桑”示意我们不要出声,带着我们退到一处坡地,正好可以观察到那间房子。“阿桑”是户籍民警,他说认识这个嫌疑人多吉某某,早年父亲病逝,与寡母相依为命,是个孝子,听说在南方打工赚了钱,还准备回家娶媳妇呢,但是不知道干什么“勾当”,这次也不一定有把握抓到他。
运气一来挡都挡不住,我们守到大约到了12点左右,见一个人影晃悠悠地从黑夜中闪出来,进了家门,“阿桑”说:从外形判断就是多吉某某。我们于是摸了过去,进家门3个人合力就把这个人摁住,“阿桑”拿起一方毛巾堵住嫌疑人的口,然后用当地话问他,是不是多吉某某?只见那个年轻人睁着惊恐的眼睛,绝望地点点头。我们没有防备躺在床上的老太太,她显然有病,但是目睹儿子被抓,母性支撑着她艰难爬起身,用全身的力气对着窗外喊了一嗓子我们听不懂的话!在寂静的山野,三里之外都能听见。
“阿桑”说坏了,只听见一棒锣响,有二三十个穿着破衣烂衫的村民拿着棍棒、粪钗、藏刀从各个方向杀奔过来。好在为首的村民认识“阿桑”,知道他是“国家的人”(警察)。于是与“阿桑”交涉,因为语言不通,所以我们紧张地旁观,开始为首的村民很嚣张,手指指到“阿桑”的鼻子上,唾沫横飞,“阿桑”也不示弱,与他争执起来,并亮出腰间的“家伙”,接着把嫌疑人嘴里的毛巾拔除,让嫌疑人说话。嫌疑人多吉某某还算是条好汉,像是承认了什么?村民也就不那么“义愤”了。他们开始交涉,他们谈什么我们听不懂,但是很紧张,惟恐没谈成,被村民痛打一顿,把人抢走。好在经过一番理论与讨价还价,达成了“交易”。“阿桑”问我们要钱,我们几个把身上所有的大约2000多元交到“阿桑”手里,“阿桑”把钱给了嫌疑人的母亲,那个病老太接过钱,眼睛开始亮了起来,像是接过希望。临走时,她把嫌疑人抱在怀里痛哭起来,一会儿后又无奈地放开了。嫌疑人也不挣扎了,他说跟我们配合,又叫村民们散了……。
我们终于踏上了回程的路,大家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又是多亏了向导“阿桑”,他的空间感特强,大脑中好像天生了一个GPS,在黑灯瞎火中居然不会迷失方向,一路上帮我牵着嫌疑人,还举着手电筒,关照着我们每个人,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下山,耳边寂静得可怕,恐惧在心中环绕,那个晚上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晚。直到早上8点才到达镇上……,我们全身湿透,皮鞋跑烂。我呢头重脚轻,感阵阵眩晕,已经到了我承受的压力极限。
晚上,“阿桑”说山上湿气重,建议我们去吃四川火锅,喝烈性酒,正好当地猎户抓到一头野猪,我和“老搞”去了。在一家简陋的农庄,我们看到地上一个竹笼子里捆着的一头60斤左右的小野猪,它的一条前脚被夹子夹断了,眼神中充绝望。现在我明白,在那么茂密的山林中居然未碰到野兽,原来都被猎人打光了。入乡随俗,我、“老搞”和当地派出所的民警一起大吃了一顿,边吃麻辣火锅边出汗,我发现真正的野猪一点都不好吃。这顿酒饭也很便宜,说出您不信,15个人用餐,包括一头野猪和一坛烈酒,才200多元。酒足饭饱后又回来睡了一大觉,第二天特别轻松,现在想来,年轻真好!
李中队长说很累,不想动了,没去赴宴,结果第二天就病倒了,真的是奇怪?上了山没喝酒、吃麻辣火锅就是不行。他不但受“洋罪”,还要被我们“批判”,说实在的,当个“小头目”也不容易。
在回家的路上,“老搞”搀着李队,我押着嫌疑人艰难地行进。当年既没有高铁、飞机坐,也没有高速公路,我们乘坐绿皮火车,搭乘卧铺大巴,七拐八拐,好像用了五天时间才回到我们的城市。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一次抓捕,这件事一直刻在我记忆里。不知为什么?当年还一直挂念的嫌疑人母子,不知后来怎么样了,过得还好吗?(图片来自网络,与文无关。 文/史泰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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